“每天上下班都能看到这些日本兵穿戴着护胸、护头的装备，手拿真刺刀对刺，就像在战场上作战一样，动真格，很残忍。”在96岁高龄的刘生的回忆里，60多年前的场景如今依然历历在目。

居住在山西太原的刘生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任中校参谋，1945年日本投降后，又在太原绥靖公署保安总司令部参谋处编训科担任科长。

刘生回忆的场景其实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残留在山西的日军活动实况。

山西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叶昌纲介绍，抗日战争胜利后，某些侵华日军仍然留恋“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以种种形式继续残留在中国的北京、长春、青岛、上海、杭州、汉口以至海南岛等地。

叶昌纲说，残留山西的日军就是一个典型。因为日军认为山西无论在政治、经济，抑或地形、资源方面都具有脱离其他省区而独立的条件。他们认为，如果战后与控制山西的阎锡山势力相结合，把山西置于独立体制之下是完全可能的。

刘生介绍说，解放战争中，阎锡山著名的第十总队就是日本残留势力组成的队伍，规模相当于一个师，有3000人左右。

“这些士兵中有的是日本投降后没走的，有的是遣回日本后又重回太原的，有的还是从武汉跑过来的。他们都不愿意无条件投降。”刘生说，当时日本士兵都取了个中国名字，穿阎锡山部队的军装。

据《山西文史资料》记载，阎锡山对所留用的日本士兵，不但发双饷，而且后来一律晋升为少尉或中尉。

军国主义在精神上毒害了一批有一批的日本人，又对亚洲各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灾难性的侵害，帝国梦扭曲了人性，酿成了一场反人类的战争。即便在战争结束后，军国主义和法西斯遗毒仍戕害了众多战争中幸存的人们。

“感觉他们信仰武士道精神几近疯狂的程度。”刘生清楚地记得，有个中文名叫元全福的日本军官，在解放战争中战败，最后剖腹自杀。

刘生说：“我不确定这些日本士兵是否是迫于上级命令留下的，但我感觉他们是自愿的，你见到他们就会觉得他们从心里根本不接受投降的事实。”

据叶昌纲介绍，当时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城野宏等人亲自出面运作了残留日军与阎锡山合作之事，而阎锡山则希望借助日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然而，残留日军在解放战争中却屡吃败仗，在1948年6月解放军发动的晋中战役中，阎日混合军被歼达7万余人。再加上山西临汾和忻州两地被歼灭的，残留山西的日军死伤、被俘过半，几近覆灭。

叶昌纲说，然而剩余的力量依旧做垂死挣扎，甚至对解放太原的解放军使用了名为“联二苯”的毒气弹。但随着这场战役结束，城野宏等日本高层军官被俘，最后残留在山西的日军也彻底覆灭了。

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虎林市有个虎头要塞，二战中被日本关东军吹嘘为“东方马其诺防线”。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军从收音机收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广播，但守卫要塞的日军指挥官却命令关掉收音机，继续垂死挣扎。8月26日下午3时30分，虎头日军守备队仅剩的53名官兵被苏联红军活捉。

这次战斗比二战结束的时间晚了11天。这11天，日军付出了2000余人的生命代价，也夺去了1000余名苏军官兵的生命。

虎头要塞的日军是主动负隅顽抗，而同在黑龙江的东宁要塞驻守日军则是被动继续战斗。东宁要塞研究员王宗仁介绍，由于苏军进攻切断了日军的联络通讯，东宁要塞日军并未接收到投降的消息。直到8月30日，残留日军方被苏联军队清剿完毕。最终在东宁牺牲的苏军为1500多人，日军死亡4000人。

抗战纪实：地雷战在侵华日军眼中效果究竟是怎样

电影《地雷战》是我国经典的抗战题材影片，同时也是一部当时民兵们经常使用的教学片。作为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的重要战术之一，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脍炙人口。但是，历史上地雷战的真容，却一直不甚为人们所了解。甚至一度有人撰文，称《地雷战》是“科幻影片”，真实的历史上地雷战对日军几乎没有威胁，反而常常误伤自己人云云。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怪论，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今天的人们对当年的战争渐渐失去感性认识，于是有人便借机来“打扮历史”，另一方面，地雷战和台儿庄，平型关这样的一次性战役不同，它的战果分散，每一次给敌方造成的杀伤有限，不大可能被记入对方战史，因此难以证实。缺乏敌方史料对战果的证实，是地雷战真相难明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如果看曾直接和八路军周旋作战的日军下层官兵的回忆，就能够比较清楚地理解他们对于地雷的恐惧。

原日军独混第五旅团第十二独立警备队卫生曹长桑岛节郎，无疑就是这些日军下层官兵中的一员。1942年，桑岛被征召从军，到山东与中国抵抗力量作战。 1945年日本战败时，桑岛等日军从八路军的重围中拼命杀出，沿胶济线撤退到青岛，并从青岛乘船回到日本，1946年复员。他所做的战时回忆录《华北战纪》(日本图书出版社 1978)中，多处谈到了八路军地雷战的威力。

桑岛的这本《华北战纪》，其中包含大量可与中方战史对照的珍贵资料。例如，他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在中国抗日武装的军事精神压力下，日军历史上发生的唯一一次集体暴动哗变事件 – 馆陶事件;他也认真地记述了反战同盟到他所在的炮楼下进行宣传的经历。这些，都是此前研究抗战史料中的空白点。

萨为了对桑岛此书中描述的水道集之战进行考证，曾发文请求熟悉历史的朋友帮助，其中顺便提到了桑岛所描述的地雷战。

结果，这篇文章被春秋中文社区老胡版主看到。于是，他写下了一篇翔实文章来讨论桑岛描述的八路军地雷战。全文如下：

在日军眼皮底下拉响地雷——地雷战中的“拉雷手”

萨苏兄在日本搜集到一些“侵华日军下级军官对自己参加战斗的回忆”，认为“如果对照中国方面的记载来读，有些内容会更有价值。”他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地雷战”的——

“例如，有的日本老兵描写在山东被埋设的地雷一次炸死炸伤九名战友。靠地雷取得如此战果是因为八路的地雷并非踏发，而是拉发。八路实行这种地雷战时，会选拔出特别勇敢和矫健的战士一名，在距离地雷仅仅十几米远的地方(再远可能拉雷就困难了)控制拉火装置。他会监视日军的行进。只有当地雷可以造成最好的杀伤效果时，才会拉火。当然，这名战士也因此会遭到未死伤日军的追射，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日军经常在遭到地雷袭击后，看到拉火的八路军战士从隐蔽的位置一跃而起，飞快地奔跑脱离。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山东是武术之乡这个话题来。而这种直观的描写，在我们以前对于地雷战的叙述中，是颇为罕见的。”

埋下去就没法管的“踏发(压发)地雷”的命中率，肯定不如有专人控制的“拉发地雷”。《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关于“地雷战”的理论文章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压发地雷“命中率较差”。虽然文章也说了“事先经过对敌情做详细的调查研究，机动灵活地进行埋设，命中率还可以提高些”。但是，在日伪军大兵压境、疯狂扫荡的情况下，“做详细的调查研究”是极其困难的。给予日伪军沉重打击，就常常必须依靠“优点是命中率高”的拉发地雷了。

而且压发地雷缺点不止于此，杨成武将军回忆地雷战时曾说“没有看雷的(即使用没有控制的压发地雷)，效果小，不及时，甚至炸到老百姓和自己人。就是打垮了敌人，我们自己不敢硬扑穷追，怕炸伤自己。”

这样，布置专门的战士“在距离地雷仅仅十几米远”的地方控制地雷，几乎在敌人眼皮底下拉响地雷(杨成武将军也回忆“线长拉不动雷”)，就是地雷战中必须采用的战法了。负责控制拉发地雷的八路军战士或民兵，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拉雷手”。他们“监视日军的行进。只有当地雷可以造成最好的杀伤效果时”猛地一拉地雷的雷绳……这样近距离拉响地雷的战法，类似拉响手榴弹伏击敌人。但是却比用手榴弹伏击效果更好。“拉雷手”可以等日伪军走到地雷的旁边再拉雷绳，投掷手榴弹却难有这样的准头。如果也埋伏在“仅仅十几米远”的距离投掷手榴弹，大幅度抬起身体、挥动手臂的动作，显然会提前暴露自己——“拉雷手”却可以在完全隐蔽的情况下，用极小的动作拉动地雷的雷绳。

那么，日军走进雷区，遭遇地雷的袭击后，残敌是否会反击我军的“拉雷手”呢?

不少介绍地雷战的的文章，都说日伪军遇袭后都是一片惊慌，顾不上追射“拉雷手”。“拉雷手”可以从从容容撤离，乃至继续打击敌人——有一本《地雷战》中有这样的描写：“当敌人进入雷区后，只见那个同志用力一拉，‘轰!轰!’两声巨响将两个伪军掀到了半空，其余的日伪军吓得趴到了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了。直到硝烟散去好一会儿，惊魂未定的敌人才慌忙从地上爬起来……”

训练有素的日军，当然不可能是全部都这么反应迟钝、都这么愚蠢无能的。

从当时来自于敌后战场一线的记述来看，日军遭遇地雷袭击后，会迅速组织疯狂的反击。

在《胶东抗大》(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烟台联络组编)一书中，当年胶东抗大地雷组战士马保军的回忆文章，记叙了山东战场的一次“地雷战”。1942年冬，日军扫荡山东省胶东地区的牙山一带，我军胶东抗大地雷组2名战士林军、李仁，在一个山口控制地雷袭击了一股日军(这股日军是参与合围马石山后返回的。这次地雷袭击，也是为著名的马石山勇士们报仇)。

林军、李仁先是在50米远的地方控制拉火装置。但是日军尖兵部队进入雷区后，拉雷却失败了——在较远的地方控制地雷果然能是困难的事情。

日军的尖兵部队过去后，林军、李仁检修了地雷，改用约30米长的麻绳当雷绳——雷绳长30米，在山区崎岖不平的地形上，控制拉火装置的战士距离地雷仅仅十几米远的地方。

一刻钟之后，他们用地雷成功消灭了后面骑马的2名日军军官。大队敌人反应过来之后，随即“用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一齐向地雷组隐蔽处的小山以及西侧后边两个山岗约400米的范围内，猛烈地射击了约1个小时。”

在日军的疯狂扫射下，文章用较为轻松的一句话叙述了2名控制地雷的战士脱险——“林军、李仁两同志只用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脱离了敌火力网，转移至西北山岗”。

“只用了20分钟左右”——其实应当这么说，仅仅约“400米的范围”，脱险就用了20分钟!在日军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的火力网之下，这20分钟的脱险经历中有多少枪林弹雨和惊心动魄;能够冲出火力网又必须得有怎样的速度和敏捷啊。这2名控制地雷的战士，无疑就是日军眼中那样“特别勇敢和矫健的战士”。

翻开尘封的史料，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雷战中，“拉雷手”“遭到未死伤日军的追射”，确实“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

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战场三记》中，记述了1944年底在山西省临南县(今合并进山西临县)听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主任介绍的地雷战情况：

“中雷的敌人，常常不一定全部炸死。末死的敌人疯狂地报复。他们搜索两边的山坡，如果发现了拉雷的民兵，一定穷追。拉雷的民兵牺牲了很多。”

山东军区人民武装部部长朱则民在《一九四五年山东人民武装工作汇报》中提到：日军把“用骑兵追捕民兵拉雷手”作为应付地雷战的办法，胶东西海民兵曾经“被敌骑兵追得吐血。”

即使是“特别勇敢和矫健”，单单一跃而起后“飞快地奔跑”，在日军专门准备好反击“拉雷手”的骑兵追射之下，也显然是常常难以脱险。

地雷战辉煌的战绩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英雄悲歌

当然，“拉雷手”不是只依靠“勇敢和矫健”脱险的，还依靠适当的战术：

事先布置好战斗组、狙击组，配合、掩护“拉雷手”撤退;在“拉雷手”往后跑的路上再预先埋好“压发地雷”，以阻击追赶而来的日军——这都是常用的办法。

我军甚至采用“拉雷掩护拉雷”的战术， “埋在路上的头一个地雷拉响了以后，敌人搜山，民兵就跑。敌人看见民兵只有一个人，拼命地追赶。于是往往中了第二个拉雷。原来在民兵准备逃走的路上，预先埋了第二个拉雷，敌人追来时，管理第二个拉雷的民兵把导线拉了……”在这样战术的打击之下，“敌人碰见了地雷，残敌只有慌忙逃进据点之一法”。

按照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在冀中平原，我军的战术更到了精妙的程度——把地雷战、地道战充分结合：地道的洞口附近埋下“拉发地雷”，在敌人靠近洞口时拉响地雷。这样又袭击了敌人、又封闭了这个地道道口，“拉雷手”从另一个地道洞口转移，使得敌人无可奈何。

勇敢、矫健和“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得来的战术，这是地雷战取得胜利的法宝。绝大部分的“拉雷手”(无论是八路军官兵还是地方的民兵)，在战争来临之际还都只是普通的农民。正是“坚决消灭侵略者，武装起来保卫家乡”的豪情壮志，使他们成为了敢于“在日军眼皮底下拉响地雷”矫健战士;使他们也能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制定出新的战术和训练有素的侵略军继续周旋——我想，这就是彪炳史册的“地雷战”可以“小河边，大路旁，用地雷筑起万里屏障;山沟里，山顶上，用地雷筑起铁壁铜墙”(电影《地雷战》主题歌)，让日本侵略军“寸步难行、无法躲藏”的原因吧。

桑岛节郎的书中，提到和地雷打交道有好几次。他自述第一次遭到八路军拉发地雷攻击是在昭和18年，即1943年4月11日(日本兵喜欢记日记的习惯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地点是招远县栗下林家。对桑岛来说幸运的是八路军拉雷稍早，他在尖兵后面的本队中行进，所以没有受伤。

还有，1943年4月，日军独混第五旅团以17，19两大队为主力，讨伐在毕郭等地建立根据地的八路军5旅第14团(即山东纵队第五旅第十四团，团长梁海波)。桑岛随柏崎讨伐队18日偷袭据说暗藏八路军部队的莱阳县姜家庄，结果因为向导带错了路，到达时八路军已经转移。桑岛作为卫生班长，记录这次行动毫无战果 -- “虽然向远处转移中的八路军发射过迫击炮和重机枪，但双方没有实质性的交火。敌方遗弃的尸体一具也没有，讨伐队却有两人重伤，可以说日方损失更大些” (P109)。两名重伤者之一是第17大队第4中队群马县出身的三轮一等兵。他看到老乡家有一筐鸡蛋，伸手去拿，却触发了鸡蛋筐底下设置的诡雷。当即被炸断一条手臂。

而一雷炸死炸伤九名日军的战斗，则发生在1943年5月。

5月21日，日军第17大队命令桑岛所在的第一中队(柏崎与二三中尉指挥)从招远移驻栖霞县塞里，作为青烟公路上的一个警备据点。青烟公路是当时横断山东半岛的唯一公路，也是独混第五旅团的机动大动脉。塞里则是这条公路去往蓬莱，大辛店的岔路口，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栖霞，蓬莱两县山地纵横，八路军十分活跃。桑岛写道：“青烟公路在蓬莱和栖霞境内山区的路面高出地面六七米，眺望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在山峡之间可见点点村庄，一片和平景象 – 而这些全部是八路军控制的村子!(P116)”

这次移驻过程颇为艰难。21日，桑岛随第一中队从招远出发，走了一个小时，就在陈家村和八路军遭遇。我之所以写这一小段，是因为桑岛记载这次战斗和日军交手的是八路军骑兵。因为这个地方在山东半岛的东北角，王外马甲的《中国骑兵》曾谈到当时纵横华北的129师骑兵团，其作战范围似不及此。桑岛的记录昭示，在冈村宁次指挥日军连续进行四二九，五一等大扫荡之后，冀鲁豫的八路军很可能还有第二支骑兵在敌后活动。

这次战斗以日军迫击炮小队炮击开始(桑岛称八路军马术很好，转移迅速，一发也没有击中)，到八路军用捷克式轻机枪和步枪在棱线上反击追击的日军，先后打了二十分钟，而后八路军神秘地消失了。日军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桑岛亲手用三角巾给一名叫做角田秋治的上等兵(群马或大阪人包扎。由于角田所受为腹部贯通伤，当时无法抢救，两个小时后痛苦地死去。为了安抚军心，日军23日派出了女性为主的慰问团到桑岛所在的部队演出鼓励士气。

在这次转移中，桑岛也记录了和地雷有关的事情– 在一个叫做郭家店的村子附近，日军发现路中央树起了一个高两米，宽20公分的木牌，上面写道：“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已在南太平洋战死”。

有日本士兵想去移动木牌，被有经验的中队书记官桂曹长制止 – “别碰它!” – 他猜到木牌下必有地雷。桂曹长从路边的水沟摸过去，靠近木牌，用绳子将其拉住，从安全的地方一拖，果然“轰”的一声，如他所推测的那样发生了爆炸。

桑岛写道：“山本长官昭和18年4月18日因密码泄露，在从拉包尔前往布干维尔岛布因基地时，遭到美军战斗机的伏击，飞机被击落而战死。这件事当时在日本国内都没有公布，当然，讨伐队的官兵们更是一个人也不晓得。”(P117)

用这种方式知道在军中深孚众望的山本大将之死，对独混第五旅团的官兵们来说，颇有黑色幽默。

25日开始，日军第一中队开始在塞里东侧一公里处建造炮楼。与此同时，为了掩护这一据点的建设，日军17大队派出第三中队(中队长近藤大尉)第四中队(中队长柴山茂中尉)和第一中队携手，由近藤大尉指挥，在塞里周围连日进行扫荡。八路军则回避正面战斗，但不时以冷枪冷弹袭扰日军。

桑岛的卫生班也随讨伐队行动。他这样回忆5月31日夜间出动时发生的事情：“连续参加讨伐已经达到了两个月，这次作战渐近尾声。5月31日夜里三点，部队再次从大辛店向西南方出发。我因为过于疲惫，在行军中居然睡着了，而且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走了大约一个小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把我从梦中唤醒，惊异中抬头看去，正看到眼前一根十米高的巨大火柱腾空而起。与此同时，感到我身边有人倒地并发出叫声。但是，夜暗中我无法看清他们。三木卫生军曹急忙从军医背囊(日军卫生士官的偕行装具，用于放置抢救和应急处置的医疗用品)中取出手电，光线下可以看到约有十名官兵倒在地上痛苦挣扎。经过确认，无线电通信班所有人员，包括北拮班长以下九人均为地雷所伤。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依靠仅有一支手电的微光进行抢救之困难简直无法想象。和枪弹伤，刀伤不同，地雷不规则的破片造成的伤口异常复杂，处置起来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匆忙中，尽其所能地给所有受伤的官兵注射了破伤风血清和坏疽血清。九人的情况全部清查处理完毕，东方的天空已经放亮。此时，才能够从附近的村子招来保安队并弄来一些门板充当担架，由两个小队护送伤员后送到大辛店。

由于这一事故(译者注：日军总是把遭到地雷的攻击称为“事故”，而不视为作战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两个小队返回之前，整个讨伐队只能留在原地休息。这样又足足等待了三个小时。仅仅两三名八路军，就把一个大队的讨伐队折腾得狼狈不堪，真是不知如何形容才好。

这次事故遇到的不是普通压发地雷，而是拉发地雷。使用拉发地雷，是八路军作战效率很高，而日军甚为恐惧的一种战术。这种战术主要是民兵使用，但华北的日本军队因为这种战术产生的牺牲者比比皆是。

这一战术的作战模式大致是这样的：夜间，监视并发现日军讨伐队从宿营地出发，八路军会派出两三名奔跑迅速的民兵，预先赶到日军进发的前方线路上等待。他们在路上埋设地雷并盖上伪装网，布置拉火索。为了达到“一击必杀”的目的，他们借助遮蔽物在不过十米远的地方隐蔽，其目标通常选择骑马的日军军官。他们会在目标踏上地雷的一瞬间，拉发地雷并伴随着爆炸一跃而起，如狡兔般脱离。由于他们熟悉地形，要想抓住他们实在并非易事。但是，这种任务，显然如果不是特别敏捷和矫健的人也无法完成。

以大队规模进行讨伐，大队部总会有多名乘马军官聚集在一起，正是攻击的绝好目标。昭和17年(1942年)十二月，第三次鲁东作战中，第十九大队的讨伐队在锯齿牙山的山麓就遭到拉发地雷的袭击，当时大队部被炸个正着。虽然大队长池田增雄大佐幸运地没有负伤，但大队副官吉田正中尉(死亡)，军医官冈志豆雄中尉(重伤)，书记官村田藤信军曹(战死)等七人均被杀伤。

顺便说一下，这次被炸的无线电通信班并非骑马，而是步行的。当时的行军序列是这样的。尖兵，即第一中队(指挥班，一个机枪分队，两个小队)。随后是本部。最后面是第三中队(指挥班，一个机枪分队，两个小队)和第四中队(指挥班，一个机枪分队，两个小队)。

本部的行军顺序是 -- 直辖分队，传令，后勤副官，近藤大尉，三名书记官，军医，会计，无线电通信班，卫生救护班，侦察骑兵，迫击炮小队，行李班(弹药，粮秣)

八路军放过了作为尖兵的第一中队，目标直指本部的骑马军官们。但是，因为操作上可能有点迟延，地雷正在紧随军官背后行军的无线电通信班脚下爆炸。我则正走在无线电通信班后面，要是走得快恐怕也难免受伤，却是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这次事故之后，5月31日下午三点，在塞里进行了这次扫荡行动的结束仪式。在部队解散的时候，近藤大尉发表了讲话，说：“长时间的作战，各位辛苦了。”但是话说得有气无力。如果能在讨伐中取得出色的战果，当然大家都会有精神，在最后一天却一下伤亡了九个人，没精神，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按照桑岛对此战的说明，这次挨了地雷的讨伐作战，让他对自己体力和精神力的自信大大加强。但是，作为大队而言，整个讨伐中一具八路军的遗体都没有见到，在招远的霞鸣缴获了两匹被遗弃的中国马，算是最大的战果。而日军自己，却付出了阵亡一人，负伤十三人的代价。

“由此，也可以看到和八路军作战的困难了。坚壁清野加上八路军巧妙的闪避战法，让日军兵器和战术上的优势完全无法发挥出来。”桑岛总结道(P120)。

从敌人的眼中所见的地雷战，桑岛的经历，也许正是华北抗战的一个缩影吧。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8014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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