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晨报：宋季作为“现代的拂晓时辰性”，依你分析，为何中国未能在此阶段实现近代化?

　　吴钩：许多汉学家都相信，宋代中国出现了近代化的转型。但为什么这个近代化的进程并没有落地生根，以致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近代转型还要显得那么艰辛、一波三折?

　　我曾在《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的序文中简单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我认为，是因为“唐宋变革”所代表的近代化进程在南宋灭亡之后被中断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倒退。元朝征服者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具有明显的中世纪色彩，比如宵禁的制度、驱口(奴隶)制度，主奴关系的君臣定位，这些制度的推行，意味着“唐宋变革”开启的近代化方向发生了逆转。

　　而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由于严重缺乏立国者的创制智慧，几乎全盘继承了元制，同时，元制中保留下来的具有近代性的表现，却被朱元璋坚决扔掉，比如重商主义的政策、对外开放的格局与宽纵的统治。朱元璋的洪武型体制，是希望将中国建成一个中世纪式的大农村，而不是一个近代化的国家。

　　兰州晨报：宋的部分先进性，比如商贸方面的“时估”制度等，其实在唐已初露端倪，如何看唐宋间的继承关系?

　　吴钩：唐代是有“时估”的制度，但唐代的“时估”制度，是指每旬由政府任命的市令对市场上各类商品的价格作出评估，根据商品质量的优劣定下上、中、下三等时价。简单来说是，是政府定价机制。

　　宋的“时估”呢，是每旬的最后一天，开封府与天下各州县召集当地各行铺户，评估下一旬的商品销售价格，并登记成表格，然后逐级上报，最后汇总于三司存档。是市场定价。可以说，宋朝的许多制度是建立在唐朝旧制的基础上的，但又不是照搬，而是旧瓶装新酒，朝着近代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这就是文明的积累演进。不管宋代与唐代之间看起来有多么大的差异，宋朝的近代性同样是前代文明冲积的结果，比如从唐代的“飞钱”孕育出宋代发达的商业信用，瓦解于宋代的坊市制在中晚唐已经出现松动，宋朝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也是继承自唐朝设施。“唐宋变革”并不是断裂式的突变，而是内在于文明积累的突破。

　　兰州晨报：在我们的普通认知中，提及历史上的盛世往往是汉唐，而宋较少提及，这是为何?在学界是怎样一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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