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越南排华运动过程

越共政权的华侨政策与中越关系几乎是同步演进的，1965年之前是中越同志加兄弟的黄金时期，越共政权基本上能按照1955年中共和越共关于华侨问题达成的原则协议，对华侨入籍问题完全听其自愿，并给予所有华人与越南人同等的权利。1965年以后，中越关系暗流涌动，越共政权开始推行“越南化”政策，对华侨进行了各种限制。越南统一是在越华侨处境极端恶化的开始。

1975年8月30日，越南当局强令出版多年、为宣传中越友好做出了贡献的河内中文报纸《新越华报》停刊，许多华侨编辑人员被解雇，该事件成为越南采取歧视、排斥华侨的先声。之后排华运动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75—1979年间排华运动不断升级的阶段，1979—1986年间排华运动起落不定，但总体上趋于缓和的阶段[1]。

在第一阶段，越南当局采取了多种手段，驱赶北方华侨，迫害南方华侨。迫害南越华侨成为越南方面首先采取的反华排华活动。一是政治上压制华侨。1976年2月，越南在南方人口普查和选举国会代表时发布一项决定，强迫越南南方的华侨一律按照吴庭艳统治时期强加于华侨的国籍进行登记，这实际上是越南方面完全无视自己曾经对吴庭艳政权华侨政策的谴责，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执行的华侨政策。二是经济上铲除华侨的影响。越南当局通过前后三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兑换货币、接管华侨社团的产业、向输出的难民索取财物、封闭所有银行，冻结或没收存款，封闭所有进出口和贸易公司[1]等方式几乎将华侨赶出了整个越南经济圈，达到了其铲除华侨经济影响力的目的。越南在南方实行迫害华侨的政策后，又于1976年开始驱赶越南北方的华侨。

1977年初，越南开始实行“净化边境”的措施，起初是强迫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华侨向越南内地迁移，后来干脆将大批华侨驱逐出境。越南当局通过种种手段，到1977年底，就有4万多华侨被驱逐回中国。1978年中越关系趋于明显恶化时，越南更是采取各种手段大规模地驱赶越南北方内地华侨，据不完全统计，被越南当局驱赶到中国境内的华侨和越南公民超过20万人[2]308。此外，越南当局还对党、政、军部门的华人实施大清洗。

第二个阶段(1979—1986)的排华运动具有摇摆性和自相矛盾的特点。排华运动具有巨大惯性,在打击华人华侨的同时也威胁到越南的国计民生，因此，这阶段越南排华有所收敛。但越南当局并未对其反华政策做根本性改变，因此其排华运动也就无法终止，而只是呈现出起伏不定的态势，但总体上已自高潮跌落并逐步趋缓[1]。如1982年10月越共中央书记处的“第10号指示”改正了此前的错误，规定华人可被视为公民，有从事商业、运输、印刷、加工、文化、信息等行业及办学的权利;但不到一年，1983年9月的越共中央政治局“第14号条例”又取消了华人的上述权利，并规定已实施者应予停止和整治。此后一直到1986年越共六大召开前夕，当局的歧视和排斥华人的政策未再有大的变化。

二、越南排华的原因

(一)中越国家利益冲突，两国关系恶化

1975年至1986年是中越关系从同志加兄弟转向兵戎相见，从意识形态主导转向国家利益至上的嬗变时期。1969年(胡志明逝世)之前，中越两国关系主流是意识形态主导，这一时期中越两党两国大力弘扬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两党两国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同志加兄弟。这一时期越南面临统一南北和恢复与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中国对越共政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越共政府也非常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因此越共政府采取了较为友好的华侨政策，将华侨华人问题视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对华侨入籍问题完全听其自愿，并给予所有华人与越南人同等的权利。

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两国关系的分歧不断发展，甚至带有国家利益尖锐冲突的性质，特别是1975年越南统一以后，两党两国关系开始转恶，到1979年中越交战，两党两国关系恶化到顶点。这一时期，越南抗美救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统一，中国政府的援助已不如从前重要，露骨的排华行动初现端倪，1979年中越交战后，越南的华侨华人政策也随之急转直下，对曾经与越南人民并肩抗敌的华人开始打击迫害。

中越关系从同志加兄弟演变为兵戎相见，其根本原因是两国关系中国家利益的因素逐渐上升，且两国国家利益相冲突。越南的“印度支那联邦”梦想与中国的反对霸权主义格格不入;中苏交恶，而越南倒向苏联并加入其反华大合唱;同时黎笋集团利用领土领海等问题挑起事端;等等，这些矛盾和分歧具有国家利益冲突的性质。在中越关系恶化时期，当时的越南领导集团正是出于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考虑而排斥和打击华人华侨的，企图政治上压制华人、经济上铲除华人影响，通过阻挠华人生计而抑制其经济发展，通过各种手段掠夺华侨的财产，更重要的是排华作为反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排华运动达到打击作为其谋取地区霸权障碍的中国的目的。

(二)国际上越南—中国—苏联三角关系的变局

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越南是国际冲突的热点，国内形势受国际形势影响大于他国。[3]”1975年—1986年发生于越南国内的排华运动，是不可能脱离国际形势的影响的，特别是越南—中国—苏联三角关系的影响。1956年苏共二十大，中苏之间出现分歧，之后中苏争论日趋激烈、分歧日益扩大，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到顶峰，其后续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在中苏交恶的过程中，越南的角色起着关键作用，越南的取向影响着整个东南亚世界。苏联在中苏交恶过程中，极力拉拢越南以削弱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中国也费力讨好越南以避免其倒向苏联。应该说越南在中苏交恶的最初是站在中国的一边，之后在中苏之间走钢丝，努力保持中立，到1969年胡志明逝世黎笋上台后，越南逐渐倒向苏联。1975年，越南刚完成统一，国内百废待兴，也不愿意马上与中国公开分裂，在中越维持表面关系的同时，苏越关系却取得了重要进展。

1975年10月，黎笋在访苏是与勃列日涅夫发表了苏越宣言，确立了两党两国“全面联系”、“密切协作”的基本方针，使越苏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之后，黎笋集团的印度支那联邦梦与苏联希望削弱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一拍即合，终于，1978年6月，越共政治局经过一个月激烈争论的会议后决定，明确倒向苏联一边[2]，加入苏联反华大合唱。

越南南北统一后，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受到严重削弱，而中国成为当时越南的地区大国梦与苏联以越南为桥头堡进入东南亚的图谋的共同障碍。而越南通过排华，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促进其实现“印度支那联邦”梦，另一方面又可以以此为砝码向苏联索取更多的援助，因此，可以说国际上越南—中国—苏联三角关系的变局是越南排华的一股推动力。

(三)越南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换

这一时期是越南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时期，华人政策也往往成为政府实现其总目标的具体政策之一环。越南南北统一之前，越南总体上处于战争威胁之下，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首要任务是卫民族独立和实现全国统一，为此需要调动国内外所有有利资源和因素服务于这一中心任务。国内方面，华人华侨经济上较有优势又一贯支持和参与越南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一时期，华人华侨是越南统一战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方面，越南必须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尽可能争取外来援助。而作为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亲密友邦的中国，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承担起支援越南抗法的责任，并在之后一直是越南的主要援助国[4]。在国内外的双重需要下，这一时期，越共政权非常重视华侨工作，赋予华侨同越南公民一样的权利和义务，华侨政策总体上比较友好。

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后，越南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为恢复和进行社会建设，为此，对越南南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统一国家和民族意识成为需要。而华侨华人在越南多为从商，且自我文化认同意识强，符合改造对象的标准。而这一时期中越矛盾分歧也愈演愈烈且夹杂着国家利益的冲突，使这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具有摇身一变为排斥华侨华人运动的危险，只要越南当局稍微利用这场社会主义改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将华人华侨的影响力铲除，将其作为一颗资本主义的毒瘤从社会主义制度的越南剔除。同时，越南领导集团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政策的失误，急于求成，从而引发了越南南方的政治混乱与经济衰退，而牟利的市场法则也可能使华侨华人在南方货物与服务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这也可以成为打击和排斥华侨华人的理由。因此，可以说越南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换，为越南排华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成为此次排华的重要推动力。

(四)越南民族主义的发展

民族主义是理解越南排华运动的一把重要钥匙，但也有学者提出越南当局通过煽动民族情绪激起民族仇恨方面往往难以奏效，因为中越“人同种，书同文”，两国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十分接近，关系密切，越人和华人之间的隔阂主要来自于职业，而非种族和文化。此外，越南南部特别是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繁荣离不开华人的艰苦开拓，“华人在越南之所以被知晓，不仅是因其商业上的敏锐，而且还因为他们在17世纪整个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开发中扮演了先锋的角色。[1]”这样，越南华人尤其是南部华人就少了许多“外来民族”的色彩，加之中国对越南抗法、抗美战争的长期无私援助在人们心中印象深刻，这就使得越南当局在煽动民族情绪，激起民众对华仇恨方面往往难以奏效。

笔者也比较赞同这一观点，同时，笔者认为，越南排华中的民族主义更多的不是民族仇恨，而是民族畏惧和疑虑。历史上，越南就有过一千多年的“北属时期”，立国后，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民族主义的培育，并形成了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19世纪中期以后，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达80年之久，之后又遭到日本、美国的入侵，直到1975年才实现南北统一，走向了独立。而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民族经历在越南人的内心深处形成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情绪，这种民族意识和情绪是在外敌入侵中形成并强化的，独立后，终于实现了越南人渴望已久的独立与和平。一般来说，越小的国家，自尊心越强，沃马克的不对称理论也认为，较弱的国家“倾向于恐惧和多疑”，期望自主权得到认同，作为小国弱国的越南，这种小国小民族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越南殖民统治“真空”的情况下，容易幻想出新的入侵者，而这个新的入侵者，越南人认为最有可能是中国。

中越两国关系中，中国一直是处于较强力量的一方，加上越共政权的建立离不开中共的鼎力支持和帮助，因此，越南不得不接受一定意义上中国对越南国内的政治的“干涉”，但越南骨子里一直渴望独立自主。20世纪七八十年代，越南统一了南北，而中越矛盾和分歧愈演愈烈，国家利益冲突也出现了，有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做邻居，不免让越南有一种危机感。加上华侨华人在越南社会经济和精神上的优越性，使不少越南人对华人社会存在误解，甚至指责华人剥削越南人民。同时长期以来华人社会基于巨大的经济势力和相对独立的管理结构、本质上的客居观念，而形成的独立封闭性，也让越南政府感到疑惧[4]。因此，随着越南国家统一的完成和中越关系的恶化，在越南民族主义以及当政者排外情绪的作用下，零星的排华行为逐步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排华浪潮。

(五)中国国内“文革”等政治因素的影响

历史上，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局往往会造成海外华人社会政治的分合。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对越南排华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文化大革命及文革时期错误的外交政策和华侨政策等。

60年代中后期，我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浓厚，一定程度上存在以我划线的做法，使我国外交工作严重失衡，并一度陷入险恶的国际环境，如同时与美苏对抗，并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存在分歧等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1966年下半年至1969年间，林彪、“四人帮”推行一套“左”倾外交政策，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基调从遵循“和平共处”原则转而为战斗性的“革命”和“人民战争”[5]。当时为适应“反对美帝国主义”，“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政治需要，要求第三世界国家接受中国的观点。这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满和反感，而越南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时期越南工作的重心是统一南北，不仅需要中国的帮助，也需要苏联的支持，同时也需要争取国内资产阶级的团结以反对外敌，因此对中国的“反帝反修”感到不满和反感，但迫于仍需中国的援助，又不敢公开反对，只能将怨恨和不满暂埋心底，等到时机成熟，这种不满和怨恨就会浮现出来。

文革时期的华侨政策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干扰和破坏，不仅否定“文革”前的华侨政策，而且冲击中侨委并迫害中侨委领导人，甚至支持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参加“革命运动”，向华侨输出革命热情，鼓动华侨在政治上追随中国，突出海外华侨的“反对美苏及其走狗”的意识，各种极“左”言论充斥报端，这无疑影响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并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形象。当时越南虽仍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对中国输出文革，对外输出革命的做法非常不满意。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内容是发动全民造反，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与正在全力进行抗美斗争的越南则完全格格不入。当时越南需要中国提供大量援助，不便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又十分担心文化大革命波及越南，故只能在内部严加防范和抵制。“如规定所有访华的越南代表团，一律不得接受关于‘文革’的宣传品，有的越南人一时碍于情面，不便回绝，便暂时收下，乘无人注意时，再悄悄将其丢弃。[6]”

1970年以后，为了适应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外交调整，中国政府逐步恢复了文革前的华侨政策，即鼓励华侨加入当地国籍，学习当地国语言文化，提倡通婚;政治上不要使侨居国政府害怕华侨而做不利于他们的事情，但“四人帮”干扰破坏的影响依然存在。可以说，输出文革及文革时期的外交和侨务政策为越南1975-1986年的排华运动埋下了隐患，也为其排华找到了借口。中越关系恶化后，之前越南与中国之间的暗流及越南之前暂时掩埋的不满和反感开始活跃，最后就演化成排斥和歧视旅居越南的华人华侨。此外，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将“海外关系”说成是“反动的政治关系”，将华侨当作资产阶级，甚至反动分子和特务，把华侨看成是敌人，这种认识和定位伤害了华侨的爱国之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涨了越南排华的气焰。

三、小结

1975年—1986年发生在越南的排华运动，是越南国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酿成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中越国家利益冲突，进而造成两国关系恶化。国家关系不正常，必然反映在两国人民的关系上，特别是反映在侨民与侨居国人民的关系上。而国际上越南—中国—苏联三角关系的变局及越南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换是此次排华的两股重要推动力，这一时期，越南—中国—苏联三角关系是一种“稳定婚姻”，如图1所示，这种三角关系与越南地区大国梦和苏联进入东南亚的图谋结合，推动了越南排华。而越南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换也为排华提供了种种便利和可能。此外，越南民族主义的发展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国内“文革”等政治因素也助涨了此次排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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