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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天皇终战诏书广播之后的第二天早晨，神奈川县的农民做出了过去一生中从未曾有过的举动：他们起床晚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是不是常年的肉体和感情消耗向他们袭来？或者这种集体行为只不过是对战败的本能反应？这是不是应当看做无力的“虚脱状态”的体现？确切地说，农民们的疲乏是因为所有的这一切。

承认战败令人痛苦，而且这种痛苦马上在绝望的言辞中体现出来，人们谈论“可耻和不名誉的”无条件投降。对许多人来说，突然而对迄今难以出口的“失败的战争”，让人发怔。自1930年代初以来，日本人就被教导说，他们参战是为了最神圣最高尚的目标，为他们的“伟大祖国”和“伟大民族”而战。他们是一个具有独一无二的 、不屈不饶的“大和魂”的民族，作为“指导民族”注定要打倒西方帝国主义，并且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而现在，如何向战死者交待？在崇高的目的意识完全丧失的人世间，人们如何在身心两方面生存下去？任何被动员进行圣战的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牺牲之后，被告知他们已经被完全打败、现在必须看胜利者的脸色行事，可能都会有类似的反应。就战败后的精神麻木状态而言，无论“虚脱”这个词如何难懂，它所描述的日本人沮丧消沉和茫然迷惑的状况并没有什么稀奇。

如果将“虚脱状态”单纯归罪于战败的打击，将会使人误入歧途。其实，一种深刻复杂的疲惫，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早就开始了。它是政府滥用民力追逐不可能实现的战争目标的结果。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警察的秘密文件和权威人士的日记中，都充满了对于战争疲惫和士气消沉的担忧。同样地，延续数年的疲惫和失望，与其说是反映了持久的战败创伤，不如说是由于投降后领导层的不称职和彻底腐败，导致战时的疲弊进一步恶化。以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日本从战败中恢复过来十分迅速。然而，对于平民老百姓，战后的复苏看起来令人苦恼地漫长。

投降一年零四个月后，一位劳动者愤怒而怨恨地描述了他所在社区两所高级餐厅周边的活动：一座摆满“山珍海味”的西式饭店，官僚、银行家、公司经理和警察向来是座上的常客。附近的另一家日式餐厅，夜夜挤满了做轿车而来的客人。而且一旦喝起就来，他们还会高唱刚刚结束不久的那场战争中的爱国歌曲。民众在意识特权阶层在战败后继续像他们在战时那样兴旺发达时倍感挫折。这位工人说，“这根人民设想将要开创的‘民主’社会相差太远了。”

媒体不停地曝光标志社会崩溃的所有事件，定期报道警方对无家可归人员的围捕行动。1947年初，新闻界碰巧发现，现在已经因战争罪接受审判的前将军和首相东条英机的弟弟，就住在大阪难波区的流民中间。临近那年年底，据报道皇太的爱犬失踪了，恐怕已经已经像许多其他不幸的非皇家犬类一样，被剁成肉馅摆上了某人的餐桌。

身上挂着广告牌的人，成了战后迷茫的象征。尤其是在1948年，媒体发现一个在街上蹒跚而行的、身上前后都挂着广告牌的被遗弃的家伙，就是另一位昨日的权势人物??钱海军大将高桥三吉元的儿子。还是同一年，在普通民众中迟迟徘徊的疲惫，转换成了针对占领军当局一项小小的改革措施（引入美式夏时制）的大规模批判。当时这种叫做“夏令时”的令人惊奇的新概念，其做法就是将始终向前拨快一小时，纯粹是因为延长了“白天”尽心生活而遭到了反对。人们宁愿黑暗来得早些，尽管直到1951年的9月，他们才取得废除夏时制的成功。

克服虚脱状态的绝望斗争中，一项引人注目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是“集团见合”（集体相亲）。这是一种青年男女为寻找结婚对象的明确目的而集合在一起的活动。传统的“见合”（相亲），是在两位相亲对象和双方家长之间安排见面会。在这种相亲活动中，通常双方当事对象和双方家长之间安排见面会。在这种相亲活动中，通常双方当事人，尤其是女方很少有最后的决定权。

在时代的混乱当中，由于家庭、社区的分崩离和媒人的短缺，这种个体的相亲安排已经难于实行。正值婚龄的年轻姑娘们发现自己陷入绝境，因为刚刚结束的战争，导致了一大批潜在丈夫的死亡。1940年，介于20岁到29岁之间的人口本来是男多女少，7年后，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人口已经超出男性100万人。大批出生于1916到1926年间的女性，面临的不仅仅是在失去丈夫的情况下，独立应付战后的艰难，有些甚至根本就没有结婚的机会。

这就是空前的集体“相亲”奇观的社会背景。第一次体积相亲，是在1947年11月6日由一份婚庆杂志《希望》赞助承办的，在东京多摩川畔的丸子桥附近露天举行，吸引了386位男士和女士。第二年春天在同一地点举行的第二次集体相亲，吸引了4000名义上的参加者，并且同时受到了来自现任首相芦田均和前任首相吉田茂的贺信。

同年末，一本著名的女性杂志，发表了批评家今日出海的文章，记叙在镰仓雄伟庄严的八幡宫举办的小型集体相亲会。他描述当时的气氛混合了绝望和相当的公事公办的程序意味，尤其注意到妇女们是如何仔细地查看男人们的简历，以及她们挑选看来最有吸引力的人选时主动的进攻。今日出海对年轻妇女们在非常的环境中为创造正常生活而奋斗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活力印象深刻，同时也被似乎攫住了所有参与者的痛苦的急迫感所打动。

新闻界唤起对酗酒、吸毒、暴力以及非暴力犯罪增长的注目，这些是虚脱状态更为严峻的标志。酗酒，在男性社会中从来就不是什么稀罕事，现在成了标志社会瓦解的丑恶现象，部分是因为由可疑和危险的成分勾兑的廉价酒到处可寻。粕取烧酒，一种极其普通的应用米酒就糟生产劣质酒，据说能使绝大多数饮酒者三杯酒下肚，就不省人事。一种叫做“粕取文化”的完整的亚文化群落，在这个醉酒世界的周围发展起来。

廉价酒的破坏作用有时迅速而猛烈，尤其是另一种首席唉的便宜酒“爆炸”（炸弹），它是由甲醇以及各种其他液体调制的混合酒。1946年11月，政府报告说自投降以来，已经有384人死于甲醇中毒，而且有理由推断，大量的人因这种残酷的醉人之物而永久失明。“爆弹”的威力尽人皆知，它成了黑色幽默的主题。

报刊也刊登抢劫受害人催人泪下的请求。以为怀孕的妇女恳求一个不知名的小偷归还盗走的婴儿义务，因为她无力再重新办置它们了。与此相似，一个孩子要求窃贼归还他家被盗的衣物。据报道说，有些团体专门抢劫遣返归来的疲惫的平民和复员军人，专伺他们离船登岸时下手。手持武器的强盗在街上或者居民家中胁迫他人，成了漫画家与喜剧演员黑色幽默的好题材。1947年的一档喜剧广播节目影射，现在持枪、持刀、入室盗窃、武装抢劫和杀人的人如此众多，真该像其他工种那样组织工会了。

这种新的犯罪景象，并不是单纯由道德败坏和失业的男人造就的，有些学生也因为抢劫被捕。1946年7月，警方宣布破获一起50余人的女性犯罪团伙。她们正式分为“卖春组”和“敲诈勒索组”。后者专门抢劫和胁迫其他的妓女。这个团伙的名字漂亮而富于国粹色彩，她们自称“血樱组”。

耸人听闻的谋杀案，加剧了日益增长的社会解体的感觉。1946年3月16日清晨，65岁的歌舞伎俳优片冈任左卫门在家中被残忍地用斧头砍死，同时遇害的还有他年轻的妻子、襁褓中的儿子以及两名女仆，其中一位女仆只有12岁。原来，杀人者是住在片冈另一栋房屋中的22岁的作家，正挣扎在饥饿的边缘。侦探后来估计他每日的饮食热量平均只有920大卡。显而易见，当他激烈抱怨片冈的优雅舒适的生活方式时，与片冈发生了口角。随机片冈责令他离开住处，作家狂怒之下杀了他们全家。

这件轰动性的杀人事件震惊全国。一个月后忧虑恐惧的气氛更浓。一位24岁的年轻人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他解释说，这是因为父亲拒绝跟他分享从黑市买来的食物。4个月后，警察逮捕了一位曾经被授予勋章的复员军人，他八成曾在中国犯下暴行。其罪名是诱拐杀害两名年轻女性。警方很快发现他们手上的罪犯是一位连环杀人犯，至少谋杀了10位女性。甚至在这样病态的犯罪行为中，也能发与饥饿相关的线索。犯罪每次都使用提供食物的方式来诱骗他的受害者。

警方有关投降后的犯罪记录则更为平安。以美国的标准衡量，被盗不的人数还算正常。另一方面，犯罪率与1937念叨1945年间的数据相比显著升高，这是因为战争时期进行海外侵略的同时，国内却加强了专制控制。与1930年代中期相比，杀人案的比率可能没多大变化，而且如欺诈和贪污等所谓治理犯罪，实际还有所下降。意料之中的是，武装抢劫、偷盗、买卖赃物明显比战前增加了许多。如1934年，2126人因抢劫罪、724986人因盗窃罪被捕入狱，而1946念叨1949年间，平均每年相应的数据分别是9485人和1177184人。年轻罪犯的数量也出现戏剧性的上涨。1949年4月，据报道，全日本一半的重罪（比如谋杀、强奸妇女、武装抢劫、恐吓、纵火等），是由8岁至25岁年龄段的罪犯犯下的，犯罪率搞得令人担忧，每两分钟就有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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