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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战斗的历程中，无数先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么新中国第一张烈属证颁给了谁呢？

近日，本报记者终于揭开了这个谜底：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张“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的就是辽宁凤城人丛德滋烈士的家属，现在，这张证书保存在他的女儿丛丹在甘肃兰州的家中。

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笔在这个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盖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印。这个简单的只是一张纸片的证书，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折叠的页面早就发黄，边角也有些破损了，但在它的背后，却有着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毕业于东北大学的丛德滋曾经是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后来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在1942年牺牲；在见到烈士的女儿丛丹后，邓小平叮嘱她“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跟我说”……

面对记者的采访，丛丹说，希望有一天这张烈属证能够回到她父亲的家乡，让家乡人了解她父亲那段不寻常的历史。

张学良的机要秘书

1942年4月19日，在国民党兰州大沙沟秘密监狱，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被秘密杀害，年仅32岁。他就是丛德滋。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从他女儿丛丹的口中，才了解到了丛德滋烈士生前风云跌宕的一生，但是由于他一直进行的是秘密地下工作，所以关于他的资料十分有限，很难了解他工作的详细经过。他的女儿丛丹穷数十年之功也只能从丛德滋的老战友那里收集到关于她父亲的一些简短回忆。

1910年10月，丛德滋出生在辽宁省凤城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他在凤城第二师范求学时期开始就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1933年，丛德滋从东北大学毕业以后，被介绍到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领导机关－－－国民党政府军北平分会政训处工作。1934年，为了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丛德滋开始在一些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卖国投降和内战行径，不久就被国民党以“共党嫌疑人”的罪名逮捕，羁押于武汉行营，这是他第一次入狱。

直到这年9月，在张学良将军亲自过问下，丛德滋才被释放，出狱后他就被安排在东北军总部办公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

最早刊发西安事变经过

随着东北军被蒋介石调到西北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丛德滋也随军到了西安。他在西安创办了《西北向报》刊物，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力量。“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夜，国民党陕西《西京日报》更名为西安《解放日报》，丛德滋出任总编辑，而正是《解放日报》最早刊发了张学良兵谏蒋介石的经过和张、杨“八项主张”。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联合办公厅，丛德滋负责特种宣传组工作。

在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囚禁后，根据斗争需要，丛德滋被党组织秘密转移到西北，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同志介绍到兰州，由谢觉哉同志直接领导，在兰州地区抗日救国会负责宣传，并创办了民众通讯社，亲任社长。

在狱中敌人向他下了毒

1938年秋，经谢觉哉和伍修权同志介绍，中共中央直接批准丛德滋为中共特别党员，并任命他为中央军委情报部甘肃特派员，从事隐蔽战线工作。在谢觉哉同志的安排下，丛德滋打入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任政治部主任曾扩清的秘书。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曾扩清找丛德滋谈话，态度十分反常，丛德滋预感到敌人已经怀疑他是中共秘密党员。1941年1月20日，敌人将丛德滋秘密逮捕，关押在兰州郊外大沙沟秘密监狱的一口井中。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各种酷刑，后来把他关在站着伸不直腰、躺着伸不开腿的小铁笼子中。在他入狱后，党组织多方营救，但均未获成功。张学良的老师莫德惠也曾派人前往重庆向蒋介石说情，也被蒋介石拒绝。

1942年4月19日，丛德滋发高烧，要求一直不给他水喝的敌人给他碗水。敌人看他病的太严重，就给了他一碗下了毒药的污水……在丛德滋中毒身亡后，敌人将他的遗体扔在了白塔山下一个破窑洞里。当时党内不少同志和他的生前好友冒着敌特监视的危险将他的遗体装殓后，葬在了兰州郊区五省义园墓区。解放后，党和政府将其遗骨移至兰州华林山烈士陵园。

第一号烈属证送到家

丛德滋牺牲时，丛丹才三岁，但是到1951年她还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丛德滋。她说，那年春天，兰州市政府组织人员敲锣打鼓将这张烈属证送到家里，并在门口挂上“革命烈属”的牌子时，她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那时她叫高锦明，弟弟叫高锦茂。那天晚上，她的母亲王竹青才向两个孩子讲述了他们的身世。并立即决定将他们的名字重新恢复为丛德滋当年起的丛丹、丛甘，以安慰丛德滋的在天之灵。丛丹说，就在那一天，她忽然感到自己长大了。

根据丛丹的介绍，解放后，中央军委联络处多方打听丛德滋烈士一家的下落。尤其是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更是不忘丛德滋这位早逝的革命战友留下的孤儿寡母。谢老经过许多努力，得知丛德滋的遗属在兰州时，他马上亲自写信给王竹青询问情况。为了证实丛德滋的两个孩子还活着，谢觉哉还特意叮嘱拍一张照片寄给他。

于是，王竹青领着丛丹和丛甘去兰州葆真照相馆照了一张两寸黑白照片寄给谢老。谢老从照片上看到两个可爱的孩子衣着破旧，丛丹的脚趾都露在鞋外面时，心里很难过。

当1950年冬天，中央开始落实烈士遗属的政治待遇时，谢觉哉想到了与自己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丛德滋，立刻把丛德滋烈士遗属的有关情况上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汇报后说，在“西安事变”时，他就知道丛德滋。于是，毛主席亲笔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00001号烈属证”。

丛丹说，她没有问过谢老为什么会把这第一号烈属证发给她家，谢老也没有说起过。

难忘跟“邓伯伯”的见面

1977年10月，带着给被诬为“苏修特务”的父亲平反昭雪的心愿，丛丹专程到了北京。就是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令丛丹终生难忘。

一天傍晚，丛丹陪伍修权夫妇在院子里散步时，伍老说领她去见一个人，于是，丛丹跟着伍老来到了另一个四合院。一进门，令丛丹吃惊的是，穿着白色短袖、一脸慈祥的邓小平正站在院子中间。伍老走上前去对邓小平说：“今天我给你带来了一位小客人，她就是丛德滋的女儿。”小平同志走过来握住了丛丹的手，上下打量了一阵后，说：“你长得真像你父亲。”一听小平同志的话，丛丹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哭起来，直到走进屋里，她还在哭，就像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终于看见了自己的亲人一样。卓琳抚着丛丹的肩头安慰说，孩子，别难过。但小平同志却说：“你别劝，就让孩子哭个痛快。”

邓小平同志是1937年与丛德滋在山西认识的。“八一三”事变后，丛德滋曾经到山西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在八路军总部与邓小平等一起共事，并任八路军115师团级文职干部。小平同志不仅详细询问了丛丹一家这些年的生活情况，关切地询问她加入党组织没有，而且以自己的经历鼓励她要经得起挫折。临出门时，小平同志还不忘给丛丹留下地址，说：“孩子，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跟我说。”虽然从那以后丛丹再也没有见过“邓伯伯”，但是她说那次会面她终生难忘。

丛丹说，父亲东北大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但是从他留下的诗文中，可以看出父亲对老家的眷恋之情。所以，她愿意将父亲的遗物捐献给辽宁省，让她的父亲能够魂归故里，“他也该回家看看了。”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7490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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