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这是“密使一号”奔赴刑场时吟诵 的一首诗。
“密使一号”是谁?
当时对国共两党来说,“吴石案”是一桩震惊最高层的特大事件,除有限的知情人外,双方都秘而不宣。直到1973年,国务院才公开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要到徐州前线去“视察”。吴石对他说:“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是我的学生,你可以去找他。”几天后,吴仲禧来到徐州,李树正亲自接待了吴仲禧,还带他到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见地图上详细标明了敌我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当即用脑子默记,并说:“今天不早了,等有空还想看看,以便回国防部好汇报。”李树正满口答应。第二天,李树正派参谋带吴仲禧再去机要室,吴仲禧趁机把主要的部署用笔记了下来。
到南京后,吴仲禧并未回国防部,而是直奔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作了汇报。
1949年7月,吴石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最后一次和吴仲禧见面,告诉对方,他即将调任台湾当局“国防部”参谋次长。
“虞薰兄,这太危险了!你不去不行吗?”吴仲禧担忧地说。
“哎,朱小姐,你是什么时候来台的,现住在什么地方?”
“好几天了。”朱枫说,“不久前,我女儿女婿写信要我来玩,现住在我女婿王昌诚家。”
朱枫,原名朱贻荫,后改名朱湛之。
来台湾前,她在上海接受秘密使命,布置任务的是舒同、刘栋平。舒同是内定的“台湾省委书记”,刘栋平是一位老练的地下党员,与吴石有联系。
舒同说:“现在中央对解放台湾的工作抓得很紧,只有通过我们的‘密使一号’吴石,才能获得准确的情报。这就要有人赴台亲取,我们认为只有朱枫同志最合适。”
“关于和‘密使一号’联系的问题,吴石赴台前,我们在香港见过面。我给他写一封信,你带给他。”刘栋平递给朱枫一张小纸条。
“你到台湾后,还要和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舒同说,“台湾工委的负责人是蔡孝干,代号‘老郑’。你与‘老郑’和‘密使一号’只能分别单独见面。”
听朱枫简单介绍了她此行的目的,吴石从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圆铁盒,放到朱枫手里:“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朱枫慎重藏好情报,三天后,在基隆港码头,她把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安福”号海轮的张大副手中。这批情报,很快从香港送到华东局,再由舒同亲自送到北京,直接交到毛泽东手中。
朱枫随后又约见“老郑”蔡孝干。
在此后的40多天中,她分别和吴石、蔡孝干多次见面,又获得几批情报,都交张大副安全带走。
恰在这时,情况突变!
台工委委员陈泽民被捕叛变,供出了蔡孝干。1950年1月29日,蔡孝干也被捕叛变。
吴石派交际科长聂羲紧急约见朱枫,说:“‘老郑’被捕叛变,情况万分紧急,你必须立即转移!”他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朱枫便以探病为名,于2月4日傍晚搭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
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羲、朱枫被台湾当局“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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