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祸国，乃局部抗战乃至全面抗战时期，极为常见的现象。显者，如1935年粤、桂两系军阀勾结“友邦”(日本)“北上抗日”;隐者如1944年西南军阀密谋推翻重庆政府。然而，近日，宋哲元在局部抗战期间主持平津大局之事，也被视作军阀祸国之行，被大批特批，却可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宋哲元趁乱入驻北平，并被日、蒋接受，成为华北军政首脑

　　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为把华北建设为“防共亲日满地带”，又策划“华北自治运动”。通过《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日本先让冀东大部分地区成为“非武装区”，又迫使中央军、东北军及国民党势力退出华北，以至华北出现“权力真空”。1935年6月，日本指使白坚武发动叛乱，企图占领北平，建立亲日“自治政府”。闲居天津的抗日名将宋哲元趁乱率29军进驻北平，稳定了平津局势。

　　宋哲元此举大出各方意料之外。在日本看来，29军不是中央军，有反蒋历史的宋哲元“不会忠于国民政府，而是以其地方军阀的特性，巧妙地窥测日中势力的均衡，趁机进入所觊觎的平津地区”，有意拉拢宋“充当日军之傀儡”，领导“华北自治”。①

　　蒋介石对宋的擅自行动固然不满，但也希望由他出面，维持华北残局。因此，蒋介石在接见29军副军长秦德纯时，让其转告宋哲元，“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越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②国民政府随即顺水推舟，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

　　宋哲元在日、蒋同意下主政华北，压力首先来自于日本。日本为控制华北，多次劝说宋哲元脱离国民政府，甚至出动关东军、舰船、飞机等向其示威，限令1935年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面对如此危局，宋哲元计无所出，只能避居天津。国民政府命何应钦北上交涉。

　　在宋哲元的立场上，他既不愿在日本逼迫下“自治”，也不希望失去“华北王”的地位，对何应钦的到来并不欢迎。宋哲元以退为进，提出三策：“(1)如放一枪一炮即可成名;(2)带兵退出不失封疆大吏;(3)为敷衍他人，为国家领土护财源，安民心，使国家有一机会以安全局，乃最痛苦之事。”③这固然有要挟之意，也确系实情。宋哲元手握29军，若离开华北，国民政府必然还要为他安排一省驻地。

宋哲元

　　最终何应钦亦穷于应付，只能电请依照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前例，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获得蒋介石同意。1935年12月，由宋哲元临危受命，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下辖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这两省两市，主持对日交涉。

　　主持华北军政两年，宋哲元基本上能做到听命中央，有效维护华北主权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任上，宋哲元确表现出一些日方判断的“军阀特性”，截留税收，私自扩军，与中央颇有矛盾。但与身处边陲的军阀李宗仁、龙云、刘湘等不同，宋哲元在处理与中央关系的同时，还必须谨慎对待日本，毕竟日军就合法地在其辖区内活动。因此，为了自身生存，宋哲元的言行，给人一种“亲日反蒋”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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