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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忆:抗战时外国记者随山东八路军突围英勇战死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军事历史 来源: 记忆方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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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际友人希伯同志在大青山战斗中也投笔持枪,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向日本法西斯开火,最后献出了生命,时年44岁。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原题:张海霞,原题:《一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右侧这张照片是1992年3月19日本文作者陪同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同志专程看望国际友人秋迪·卢森堡女士时拍摄的。

在八年抗战时期,先后有一批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进步记者、作家、医生等志愿者来到中国,或采访报道中国军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事迹,或深入部队救死扶伤。他们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有的甚至把生命永远地留在了中华大地。

秋迪·卢森堡女士的先生汉斯·希伯就是其中的一位。

汉斯·希伯1897年6月13日出生于波兰的克拉科夫,1919年22岁时去德国留学,大学毕业后加入德国共产党。他先在德国参加工人运动,后辗转去苏联从事记者工作。

1925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后,希伯就与中国的革命和解放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的十几年中,希伯多次往返中国,深入延安、皖南等地,采访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粟裕等领导人,并将采访所得撰写成报道和评论,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军民的英勇事迹。

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柏林工作的希伯再次来到中国,用他手中的笔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呼吁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为了向世界人民报道八路军在山东敌后英勇抗战的事迹,希伯于1941年9月赶到山东滨海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驻地,也就在那时,他与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谷牧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希伯高高的身材,蓝蓝的大眼睛,深褐色卷曲的头发,穿一身八路军灰棉布军装,腰佩短枪。乡亲们见了,惊喜地说:“俺队伍里有了洋八路啦!”

希伯是第一个来到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当时,根据地处于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军三面夹击之中,生活异常艰苦。一个外国人不顾个人安危来到了这里,对抗日军民是很大的鼓舞。何况,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外国友人为数不少,而真正像希伯一样远离祖国、抛开家庭到敌后和我们一起拿起武器、并肩作战的欧洲人并不多。他热情、开朗、幽默,那些手提红缨枪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对他格外亲热,争着唱抗日歌曲给他听,跟前跟后地喊叫“希大爷”!

以下是谷牧同志讲述的这段历史经历。

与汉斯·希伯一起突围

在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候,日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烟俊六、日寇华北驻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与汪精卫密谋,计划乘机对我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妄图消灭八路军在山东的主力和地方部队。

1941年11月初,烟俊六亲自到临沂坐镇,调集了日军四个师团、三个混成旅团及汉奸武装共5万余人,分11路从临沂、费县、蒙阴、平邑、莒县向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和山东分局机关驻地沂南县南部的留田扑来,形势十分紧急。

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11月5日下午,罗荣桓同志在沂南县的留田附近钮家村,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出敌不意,趁敌之虚,向敌军指挥部所在地临沂方向突围转移。

按照这次会议的部署,11月5日傍晚,分局机关在东汶河岸集合开始行动。随同分局机关行军的还有德国共产党员、著名记者、优秀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汉斯·希伯同志。他在大革命时首次来华,投身中国革命,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翻译。1931年,他重来中国,在上海与路易·艾黎、马海德等组织马列主义学习小组。1938年,他去延安,受到毛主席接见,后到新四军军部随军采访。皖南事变后,他写文章在国际上痛斥蒋介石反共投降的倒行逆施,以后又由新四军转到滨海区和一一五师师部。他在师部住了一个多月,同朱瑞、罗荣桓、黎玉等同志会见,作了广泛的采访。日寇大扫荡开始后,罗荣桓同志考虑到主力部队作战频繁,希伯同志留在主力部队不安全,让他随分局机关行动,指派我负责接待安排。

这次突围,他就和我在一起。

“留田突围”成功

当夜,大雾迷漫,我们的队伍凭着熟悉的地形和准确的情报,寂静无声地急行军,迂回穿梭冲出敌人包围。一路上不能讲话,先行队伍为了给后续部队指明行军方向,就在三岔路口用石灰做出标记,队伍在行进中,有时需要后头的人扶着前头人的背包行走,以免迷路。

我们看着敌人在山头燃起的照明大火,听着敌人的人呼马嘶“衔枚疾走”,宛如疾风流水一般穿过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在次日拂晓安全到达预定地点。这时,敌人一窝蜂似地涌进留田,但是那里空空如也。我军则继续向西转移,到达费县东北的黄埠前。不费一枪一弹,山东分局及省直机关5000余人胜利突出敌军重围。

当把这个好消息通报大家时,希伯同志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他兴奋地说:“这一夜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起在西方参加的任何一次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念。”他提出,要立刻给一一五师出版的《战士报》写篇文章,赞颂这次突围领导者罗荣桓政委的“指挥神奇”和山东抗日军民的严密组织性和纪律性,欢呼这个奇迹般的重大胜利。

希伯同志身材魁梧,总用打字机写文章。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以腿当桌用打字机写出了题为《无声的战斗》的稿子。他这篇文章译成中文后,套红登在《战士报》的第一版上。记得这篇文章的结尾是这么写的:“烟俊六总司令官这时候一定正大发雷霆,训斥他的那些不争气的饭桶将军们:八路军主力一夜之间到哪里去了?我们的赫赫战果在哪里呢?那些日本军官们重重包围、数万支枪炮所指的,却原来是一堆堆黑色的岩石!这些饭桶将军今天吃饭的时候,应当给他们来一道美味的菜——大鸭蛋!”希伯的这篇文章,在山东抗日军民中引起强烈反响,起到了很大的激励和鼓舞士气的作用。

“留田突围”的成功,挫败了日寇“铁壁合围”的初步计划。然而敌伪的扫荡部队并没有撤走,而是以百倍的疯狂,继续对我们进行“扫荡”。我抗日军民经历了山东抗战史上最惨烈的一系列战斗。

向大青山转移

“留田突围”后,我们在蒙山一带与敌人“转圈”、“推磨”,保存自己,伺机消灭敌人。

11月27日凌晨,经过一夜急行军,我们转移到了沂南县双后崖子乡西梭庄。刚刚准备暂时休息一下,突然周围山头上响起一片枪声,敌人包围了我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同志让我传达命令:山东分局、战工会(相当于省政府)和抗敌协会的机关向抗大山东分校第五大队驻地大青山方向突围。同时集中三个机关的警卫队,由我指挥阻击敌人,掩护机关撤退,他去调集部队到敌人后面发起进攻。虽然五大队的学员均为军事干部,有很强战斗力,但实际上抗大分校也是一个很突出的目标,那个方向有无敌人并无把握。

我立即把警卫队伍集合起来,仓促应战,阻击敌人。训练有素的敌主力部队猛扑过来,弹如雨下,仗打得很残酷,分管几个单位保卫任务的警卫部队平素比野战部队训练少,虽然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一批批倒下去,但为了掩护机关转移仍顽强战斗。

眼看兵力越来越少,警卫营长对我说:阻击敌人掩护撤退的任务我们已完成了,但阵地已不可能再坚守下去,上级两面夹击敌人的设想是不现实的,而且转移了的机关前往抗大分校五大队方向是否安全也没有把握,你应该追上去指挥机关转移,我往另一边突围把敌人吸引走。

警卫营长示意几名警卫战士架起我往机关转移方向撤退,自己则带着剩下的稍多一些的战士向阵地另一侧插去。我考虑到三个机关已经转移,再硬顶着打也确实不是办法,就带着这几个战士迂回向撤退的机关追去。但我们撤退得太晚了,转身刚跑了五六分钟的样子,原来防守的阵地就被敌人占领。敌人在追击警卫营长的同时,也发现了我们这支小分队,密集的火力扫过来。我忽然像被谁拦腰打了一棒,跌倒在地。当时也顾不得是怎么回事,站起来继续转移,又走了一段路,觉得四肢无力,低头一看,整个上衣胸部被血浸透,才知道中弹负伤,随即晕倒了。

血染大青山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担

架抬着追上队伍的,醒来时三个机关的转移已由战工会秘书长陈明同志接替统一指挥,一直打到傍晚才脱险。因为敌人还在“清剿”、“扫荡”,我们被迫继续转移。为我检查伤情的医生告诉说,这颗子弹穿过我的肺部后在肋骨上滑了一下,贯穿而出,虽然流血不少,伤势很重,但幸好没有伤及心脏,子弹也没有留在体内。做了治疗后,把我放在担架上,随分局机关队伍一起转移行军。

到了第三天,在向大青山转移途中,又同敌人打了一场遭遇战。大青山是山东抗大分校五大队驻地,那里原来没有敌情,后来情况发生变化,敌人派出一支部队去包围他们。他们在紧急转移中无法同我们联系,结果我们这支队伍钻进了敌人布置的“口袋”,战斗的紧张被动情况是可想而知的。在激烈的战斗中,为了不拖累队伍,我和警卫员,还有抬担架的几个战士,隐蔽在野外一个高粱秸垛里。

战斗过后,已是夜间。我的伤口剧烈疼痛,心想,自己大概是活不成了,不能拖累几个战士。就对他们说:“我不行了,你们不要管我,赶快设法去找部队,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战士们不听我的话,谁都不走。我发火说:“找不着部队,凭你们几个在这里也保护不了我,还是听我的话,赶快去找部队!”有几个战士走了,可是我的警卫员坚决要留下来跟我在一起。我说:“一个不留!这是命令,必须服从!”他只得含着眼泪恋恋不舍地离去。

大青山上共死生

我一个人躺在高粱秸垛里,昏迷了一阵,醒来后爬出去观察动静。寒风在四野凄厉呼叫,伤口疼得更厉害了。这时我忽然想起荆轲悲壮的诗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概就要这样在这里结束此生了。

但又有点儿不服气,我只有28岁,还没有看到把日寇驱逐出中华大地,还有许多理想没有实现。不服气又能怎么办?这时我想到戏曲舞台上每逢这种情况,往往有个“神仙”下凡,故事才能延续下去。正这么想着,忽然听到不远处石头堆旁一声咳嗽。是什么人?是敌人?还是自己人?是自己人就好了!我强忍伤痛向咳嗽声处爬去,发现是几个老乡在那里躲鬼子。我说:“不要怕,我是八路军伤员,这附近有没有村子?”一个老汉听说我是八路军,过来给我指路说山腰前面有个石门村,两三里路就到了。

听说最近的村子只有两三里,我突然增强了求生的欲望。也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有了力量,挣扎着爬一阵,躺一阵,昏一阵,醒一阵,到了第二天天亮,终于爬到了石门村村头的一家老乡门前,就又昏过去了。又是一个老汉把我唤醒。他家正做高粱米粥,给我舀了一碗。由于军医没有确诊我的肠部是否受伤,按他们嘱咐,我已三天没吃东西,当时看见这碗粥,也顾不得许多,猛然喝了几口。老汉把我藏到村头不远的一个高粱秸垛里,让我先休息一下。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的光景,分局陈琳瑚同志来了。他是我的同乡,又是东北军学兵队的战友。他知道我负伤隐蔽在这一带,就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到处找我。

我一看到他,大有绝处逢生之感,不禁流下泪来。他搞了一副担架把我抬回机关。我的伤口严重感染,流脓不止。军医给做了医治。后来听说,当时他们已向朱瑞等领导同志报告:看来谷牧不行了。由于分局机关还在不断转移,决定由敌工部把我安排到敌占区一个“堡垒户”家里养伤。这家只有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她把我藏在存放粮食、杂物的小屋里。专门照顾我的八路军护理员,白天在山上隐蔽,晚上来给我换药。在那里住了约半个月。当时群众生活困苦,给我吃的最有营养的好东西也就是小米粥。我开始只能躺着,下不了炕,后来能起来了,晚上就到院里扶着磨盘活动活动,接着没有几天就能拄着拐杖走路了。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年轻力壮和意志的支撑作用吧!

捐躯曾有异域人

当我能拄着拐杖走路时,就同护理员商量回分局机关。他不赞成,说我体力不行,路上难走。我执意要回去,他看拗不过我,就通过老乡找到我们抗日政府的县长,请求帮助。县长很支持,派了两个人抬着送我。

走了两天,回到机关驻地,我先看到了几个炊事员。乍一见面,他们都愣住了,过了片刻,又热情地围拢过来问寒问暖。因为当时机关里传说我已经不行了,没想到又活着回来,大家都惊诧不已,喜出望外。

时过l942年元旦不久,日寇发动的为时两个月的“大扫荡”以被歼7000余人宣告失败。但是我方因大青山局部战斗失利,也付出不小的代价。机关里笼罩着悲愤的气氛,许多原来熟悉的面孔不见了。

接替我指挥三个机关转移和突围的战工会秘书长陈明同志,在带队突破敌人在蒙阳河一带的包围圈时,两腿被敌人机枪子弹打断,当日寇走近想活捉他时,他用手枪连续击毙三个敌人并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不负伤,带领机关人员冒着枪林弹雨从蒙阳河突围的应该是年轻的我!

我们的国际友人希伯同志在大青山战斗中也投笔持枪,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向日本法西斯开火,最后献出了生命,时年44岁。我曾有首诗怀念他:

大青山上共死生,捐躯曾有异域人。

笔底风雷惊海右,胸中烈火振民心。

蒙山常见高高影,沂水时闻嗒嗒声。

战友英魂今安在,春光一缕便是君。

战友英魂今安在春光一缕便是君

在追忆和交谈中,谷牧同志高度赞扬了希伯同志殉身于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同时也深为自己作为希伯同志的战友,作为山东分局照管希伯同志生活的负责人,没有能够保护好希伯同志而感到内疚。

希伯同志的遗体最后安葬在临沂市的华东烈士陵园,其遗孀秋迪·卢森堡女士解放后从民主德国来我国工作,逝世后与希伯同志合葬。

这就是照片背后的故事。记录的不仅是像希伯同志一样的国际友人在中国抗日解放战争中留下的感人事迹和体现的深厚情谊,更是千千万万个像谷牧同志一样的革命先辈在抗日战争中抛头颅洒热血的壮志情怀。

最后,笔者借用李岚清同志在谷牧同志88岁寿辰时的诗作,以此深切缅怀和纪念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重大贡献的革命先辈和国际友人,历史不会忘记,中国人民不会忘记!

投笔战烽火,泼墨绘经纶。奇石寄坚志,羽觞忘劳形。宁静而致远,采菊赴东篱。谁道桑榆晚,橙霞尚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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