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红洋楼

典雅红洋楼，独立斜阳风姿秀。屹立近百年，沧海桑田，历史风云变幻，不变的是它的容颜。小楼历经变迁，从私人公寓到办公用房，历经风雨几十年，每一片砖瓦，仿佛都在述说着它的尊严。小楼亲历历史，在国共“黄河归故”谈判中，见证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开封的红洋楼位于陇海铁路南侧的民生街。2013年5月红洋楼作为国共“黄河归故”谈判旧址，入围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红洋楼由当时北京邮政总局拨款，1917年为河南邮务管理局邮务长及会计长居住、办公而兴建的两座小楼。东红洋楼系当时邮务长阿良西(英国人)公寓，规格高于西红洋楼。东红洋楼地下一层，地上两层，楼后有六间附属用房及小院，其建筑为18世纪巴洛克式建筑，红机瓦、坡屋面、红砖清水墙，白灰勾缝及局部水泥拉毛外装修，木地板、木楼梯、水卫厨厕齐全，木制门窗。外装修以红色为主调，装饰细腻，做工考究，造型随平面功能而变化。外廊及阳台栏杆为西方花瓶式竖柱邻列，为典型的西洋公寓。东红洋楼在抗战胜利后为联合国救济总署所在地。

以水代军故伎重施

1938年6月9日蒋介石为了掩护其军队撤退，以“遏止日军西犯”为由，密令炸开了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利用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西进，但却使广大百姓遭殃。

从1938年到1946年，黄河故道堤防受战争和自然的破坏，堤垅残破不堪，险工毁坏殆尽。同时，黄河下游沿岸广大地区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冀鲁豫和山东渤海解放区。沿岸40万军民，在黄河滩上开辟了田地，建筑了村庄。在堤防未及修复的情况下，黄河水如果突然回归故道，势必决堤泛滥，下游就要遭受灭顶之灾。

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决定堵复花园口的决堤口门，企图在解放区没有修复堤防工程的情况下，制造新的黄泛区。让黄河水回归故道，实质是把地处黄河下游地区的冀鲁豫解放区一分为二，以实现蒋介石宣称的“可抵四十万大军”的黄河战略。

共产党以大局为重，同意和支持堵口归故，但不同意国民党政府在下游未复堤整堤，即先堵口后放水的行动。

1946年1月中旬，国民党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派人和美籍顾问塔德勘察黄河故道。2月，国民党政府即成立了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全力筹划和推进堵口工程，并声言汛前合龙，使黄河回归故道。国民党政府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于3月1日在花园口开始打桩，动工堵口。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3月3日国民党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赵守钰前往新乡，会晤了正在举行军事调处的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商洽了有关黄河堵口复堤问题，决定各方面派出代表谈判，以求得合理解决。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派出代表，自冀鲁豫解放区到达开封。此后一年多中，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为一方，以国民党政府所属水利部门及“行政院救济总署”(以下简称行总)为另一方，并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以下简称联总)参加，进行了多次谈判。

艰难谈判一波三折

1946年3月23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代表晁哲甫、贾心斋、赵明甫等在开封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商谈堵口复堤问题，4月7日达成《开封协议》。商定堵口复堤可同时进行，但花园口合龙日期要等共同查勘下游河道、堤防情形之后作决定，并经协商达成《菏泽协议》。

4月17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出“黄河堵口复堤决定两月内同时完成”的消息。2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消息称：“倘黄河汛前不克全部完成堵口工程，(国民党)政府方面实不能负全责。”对国民党政府违反《菏泽协议》提前堵口的行为，5月10日，中共中央发言人也指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此种蓄意淹我解放区的恶毒计划，要求国内外人士主持正义，制止花园口堵门工程，彻底实行《菏泽协议》。”

堵口谈判在开封已无解决的可能，解放区派赵明甫、王笑一同联总河南区主任范海宁前往南京，与周恩来一起和国民党政府水利委员会、黄委会、联总、行总等代表进行了谈判，先后达成了《南京协议》、周恩来同塔德的《六点口头协议》，以及马歇尔、薛笃弼、周恩来三人对执行协议的“保证”。

6月下旬，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对堵复花园口更加迫不及待。在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前三天，他们不顾历次黄河谈判成果，悍然撕毁《南京协议》，单方决定于6月23日花园口堵口工程抛石合龙。由于石料不足，加上黄河水涨，花园口违约堵口，除了遭到解放区人民的强烈反对外还有技术上的困难，以失败而告终。

东红洋楼亲历谈判

1946年7月18日至22日，周恩来在上海分别同国民党政府和联总的代表进行谈判。谈判到黄河下游解放区粮食分配及救济问题上，周总理提出：关于具体数字的分配，我要亲自到开封去，听一听冀鲁豫解放区政府的意见，再行商定。

周恩来在上海出席黄河堵口工程联席会议谈判的间隙，为了深入了解实际情况，于7月19日他从上海飞抵开封，以便研究对策。还没有来得及稍事休息，他就决定立即乘车到郑州花园口去。

傍晚回到开封后，周恩来派车把冀鲁豫行署领导张玺和段君毅由菏泽接到开封研究黄河堵口问题。冀鲁豫边区行署主任段君毅和区黄委会主任王化云等同志，听说周恩来要接见他们，都异常兴奋。大家急忙更换行装，连夜乘车，在7月20日黎明时分，赶到了开封红洋楼。向周恩来汇报了关于黄河复堤、应得工款、工粮及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情况。周恩来同国民党在开封谈判黄河改道时，一直下榻东面的红洋楼，周总理在这里度过了日日夜夜，和国民党进行着尖锐、复杂地斗争。

7月20日，周恩来出席了在开封城隍庙街国民党黄委会举行的黄河归故问题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解放区代表、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及开封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代表，还有联总、行总的代表。赵守钰和塔德发言后，周恩来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把黄河作为战争工具的阴谋，重申了“先复堤，后堵口”的原则立场。在场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在发出的专稿中，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是“气宇轩昂的人物”，回答问题“是深刻的”。

7月21日，周恩来飞回上海。22日，周恩来在上海与联总、行总签署了关于黄河问题的《协定备忘录》(又称上海协定)，国民党当局承诺为解放区黄河复堤工程支付60亿元工料费，提供复堤器材和8600吨面粉，发放受灾黄河两岸人民228亿元安置救济费，堵口工程延期。

红洋楼见证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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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口决堤，又称花园口事件、花园口惨案，是中国抗战史上与文夕大火(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花园口决堤之后的一个月内，中国军队开展了反攻，豫东地区的日军基本得到肃清，日军被迫逃往豫皖交界处。

国民党炸花园口黄河大堤后形成的黄泛区

花园口决堤，又称花园口事件、花园口惨案，是中国抗战史上与文夕大火(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1938年5月19日，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史称花园口决堤。关于这一事件，至今于史学界仍存在广泛争议。

事件背景

1938年4月，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大捷后，蒋介石从他着名的“抗战三日即亡国”论一下变成了速胜论。他匆忙把他的20多万中央军调到了徐州战场，计划借李宗仁等胜利的余威，和日军在徐州决战。

对于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的大量集结，日军认为这正好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好机会。5月初，日军迅速集结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向徐州地区夹击。1938年5月15日，日军在徐州的包围圈马上要形成时，蒋介石发现自己的主力部队有被包围在徐州的危险，就又匆忙决定放弃徐州。这样，所谓的徐州会战刚开始就失败了。而且，从各处调来的机动部队就这样被拉来拉去，毫无作为，对全国各地的战局造成不利影响。

正在这时，日军土肥原贤二14师团约二万人却强渡了黄河，他的目的是阻止一战区的援军增援徐州。这样土肥原师团在陇海线附近就形成了孤军深入之势。

蒋介石匆匆飞往郑州程潜第一战区指挥部，决定亲自指挥豫东战役。此时豫东中国军队有6个军，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2万人，程潜积极进行作战部署，称“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1938年5月23日，土肥原开始突围，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兰封。镇守兰封的是蒋介石的爱将桂永清。桂手下的蒋嫡系第二十七军，装备精良，甚至有一个德式战车营的支援(装备德制Ⅰ号坦克，武器为两挺7.92MG13机关枪，使用穿甲弹可以在近距离击穿日军87式、95式轻型坦克，而日军坦克很难在Ⅰ号射程外将其摧毁。Ⅰ号坦克容易被日军火炮击毁)，这是连日军的师团也未必有的，但桂永清军只守了不到一天，兰封就失守了。日军步兵还没有冲锋，桂永清所部就开始全线溃退，往兰封以西的地方逃去。

土肥原跳出包围圈后，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围攻土肥原。战斗正激烈进行，据程潜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守商丘的第八军黄杰所部又不战而逃了。守军还未与日军先头部队交火，一枪未放就放弃了商丘，让位于商丘和兰封一带的中国军队又处于被日军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黄杰逃跑的“理由”是电台被炸，无法与第一战区联系。

蒋介石的两支嫡系部队不听指挥，临阵脱逃，彻底打乱了程潜的战略部署，歼灭土肥原的宝贵战机被葬送。因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临阵脱逃，中国军队前后共投入15万多人，没能消灭土肥原的2万人，连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兰封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

程潜刚一撤退，土肥原就重新占领了兰封，并立即向仅有50公里的开封进攻，开封失守已成定局。

郑州岌岌可危。这么快被土肥原逼到城下，这是蒋介石根本没料到的。蒋介石决定孤注一掷，扒开黄河。1938年6月3日，土肥原猛攻开封，蒋介石怕开封失陷，再扒黄河就来不及了，就急忙打电话命令程潜掘堤，并告诫他“要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竞全功”，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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