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德军第6集团军

德军第6集团军的冤在于本可以撤出来，或可在支援部队接近时突出来，可是它什么也没作，希特勒送它进入了地狱。还冤在苏军二次让它投降，它又拒绝了，它之所以排在第一位，因为它带来的后果太严重。二战的转折点就是由它决定的，第三帝国的命运被它掌握的死死的。

NO.2：日本中途岛机动部队

日本对此战役的结果不能接受，若单凭冤它真的能拿第一。美国虽破了秘码，但还不能说肯定能打胜，日本人就不明白，为什么别的侦察机不出故障，非得是飞往美国舰队那条航线的侦察机因故障晚了二小时出发­为何那架侦察机发出敌情报告后，竟花了半个小时才发出"可能有航空母舰"­为何美国俯冲轰炸机是由日本一艘执行完反潜任务返回编队的驱逐舰带到舰队上空的­早上10点，日舰队飞机完成出击准备，只要5分钟就能全部起飞，为何美国轰炸机偏在这时到舰队上空­机动舰队只有航空母舰被击沉，为何不能换一些其它舰只­太平洋海战的转折点来到了。

NO.3：美国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

7艘战列舰非沉就伤，冤在雷达早己发现日军飞机，非当成自己人，1934年美国海军作过这一试验，证明飞机可对战列舰造成重大损失，可美国人就不当回事，7艘战列舰，20多艘其它舰艇，港口保卫部队，高射炮和高射机枪有1000门，只打下了27架，冤!日军的进攻无人可挡了。

NO.4：苏军克里米亚的方面军

苏军那里的方面军有40万人，却在1942年2个月中被德军10万人先后击败，被俘30万人，就算德军有空军优势，也不能失败得这样冤呀，苏军南线局势完了。

NO.5：中国驻河南的汤恩伯第37集团军

1944年春，30万中国军队被日军击败，汤恩伯将军的冤不在于36天丢了37座县城，不在于损失20万军队，而在于河南省的老百姓群起攻击被日军击败的国军，(10万军队被老百姓缴了枪)河南省的百姓恨国军超过了恨日军，河南省农民与中国军队打了起来，，这在中国战场上绝无仅有，国民革命军在河南省作了如下这些事：军人把百姓在路上找个借口捆了，要家人带钱来换人，设立的税收纸条能把老百姓的门给贴满了，与土匪勾结，邦票，为了拉兵，不管任何理由，哪怕这家人离了男人就活不下去，也会把人带走...1940年到44年的4年中，河南省的国军与日军一仗没打，反与日军作起了生意。战斗中，一个日军记者看了河南省老百姓受的苦不禁说出："我第一次发现了比日本军还坏的部队，"把本国人民革到这个份上，为二战一大奇观，被本国人民消灭了10万人，这支军队真是够冤的。

NO.6：英国的"胡德"号战列舰

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没说的，"胡德"号挨的4发炮弹中有一发居然从舷梯打入了弹药库中，当时就沉了。"俾斯麦"号好不了多少，被一条鱼雷命中了舰舵，只好在原地打转转，也被击沉。二舰都冤。大西洋海战水面争战以英军的胜利结束了。

NO.7：日军瓜岛部队

冤在明知空军飞机掩护不了瓜岛，还要出兵。冤在先上去了1000人，被消灭。再派3000人，又被消灭。再派2万人上去，又失败了。冤在上去了2万部队己经打不赢了，都知道，可日军就是不撤。硬拖了2个月，还是撤了。死亡5万人，其中3万人是因饥锇而死。

NO.8：德军中央集团军

1941年苏联冬天到时，正在向莫斯科进攻的德军才发现自己的上司居然没为他们准备冬装。野外的德军无法坚持了。德军被迫停止进攻，将大批仓库改成步兵住房。可因没有取暖设备，仓库成了冰库。德军不仅攻势被阻。还有大批人员伤亡。据德军自己承认，冻死了8万人，冻伤15万人。这是现代战争史上的惨事。

NO.9：中国军队守南京部队

冤在上下都知道南京守不住，还是派了10万军队守城。跑又没有人领导，突围又没计划。结果，有的部队突围，有的部队过江，有的部队进了国际难民区。结果一样，10万人被日军杀害。最冤。

NO.10：法国土伦港口的法国主力舰队

1948年10月30日，下午四时许，在沈阳东塔机场，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登上了一架草绿色的C-46运输机。这一天，现场秩序无比混乱，《申报》报道说，“登机的一刹那，情景太紧张、太凄惨，因为有好多从前线退下来的官兵，拥在飞机前……前推后拥，一片紊乱”;新一军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后来回忆说，卫立煌登机后，“由副官们把守机门”，将“被人从人头顶上传进去”的原外交部次长王家帧、“被人拉着从旁边上去”的沈阳市市长董文琦抢进机舱后，他们不顾在人群中呼天抢地的嫩江省长彭济群，强行关闭了舱门。这架可载员五六十人的运输机，在仅仅搭乘了十几名高官显贵的情况下，向葫芦岛方向飞去了。

这一天，与卫立煌座机先后降落的另一架C-46，“随着也开始滑行过来，似乎要到停机位置接人”，但面对蜂拥而至的人潮，“(它)根本没有停就一直滑行起飞走了”。而东塔机场之外，北陵机场航空站副站长林兆祥后来谈到，这一天中午，赶到北陵机场的人流越来越多，“飞机一着陆，这些人不听安排，都争先恐后爬上飞机，结果飞机超重无法启航，但谁也不肯下来”(林兆祥，《我在沈阳空军基地的见闻》)。这么一来，原本停在机场的三架运输机，“均不听命，擅自启航，只运走了一部分场站人员”;而飞抵沈阳的其它飞机，“见地面混乱，不敢降落，便飞往铁西民航机场降落”……

从这一天开始，北陵机场再无飞机降落。次日，最后一架飞机抵达东塔机场，带走了空军司令部的两名处长，彭亚秀和张季良，以及一个不知名的警卫团团长。林兆祥为此愤愤不平，他说，“一架能载五十人的飞机，只把这三个所谓高级官员运走，可怜许多低级官佐和技术人员，全被甩下来了”;他说，“其实当天机场安静无事，为什么忍心这样做呢?受苦有份，临危不顾，军纪何存?”……

无可奈何之下，林兆祥只得和他的三名同事，修护组组长梁增光、机械师万锦文和秦禧良，“化装从营口方向逃走”。而在他们仓皇逃命的背影后面，是八万名走投无路、如同无头苍蝇的国民党官兵，是一座旧的已死、新的未生、复杂而苍茫的城。

忐忑

如果说，滞留在三大机场的男女老幼，充满了绝望、灰色的气息，那么，依旧驻防在沈阳城里的几位国民党将领，则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这个城市的新生，和自己不可预知的前途。

沈阳守备部队，以原东北军53军、新一军暂编第53师和青年军207师为主。远在这一年6月，中共地下党员李书城即携带吕正操的亲笔信，往见与她有世交之谊的53军副军长赵国屏。据说，赵国屏这么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第53军四个师长，其中张儒彬、毛芝荃是我当师长时期的团长，平时相处甚好，跟我行动是没有问题的;第116师师长刘德裕，虽然和周军长是亲戚，但他是看风头的人，由于利害关系，争取他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只有第130师师长王理寰，平日关系不甚好，没有把握”(赵国屏，《沈阳解放简述》)……

赵国屏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学良幕僚王化一的安排下，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王佩青已开始了和王理寰的秘密接触。后来，王理寰谈道，“从此我每到王化一家，就不带外人，由我弟弟王治浩开车，勤务兵只有孙喜贵，以免外人知道”……

问题在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无论赵国屏还是王理寰，都仅仅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些许便利;对起义的要求，他们以“时机不成熟”的理由，不断推脱。他们始终保留着观望态度。直到10月29日，当沈阳沦为一片孤城、十几万大军兵临城下之际，他们才匆忙派出自己的代表，与解放军各部联系。

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也如此。10月29日，他派出几名代表，“分头向各方面解放军寻求联系”(许赓扬，《沈阳解放时的暂编53师》)。次日，他的代表作战科长张社民找到了解放军独立2师师长管松涛;在两天的谈判后，管松涛代表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政委陶铸，与他达成了起义协定。后来，在写给东北局的报告里，陶铸表示，“准其起义有好处。我可早两天进城，减少破坏。……总之是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反对特务破坏，在我军进城前，协力维持秩序，不使沈阳再遭受破坏”(《辽沈战役作战电报汇集》)。

然而，东北局对此态度极为勉强。他们认为，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53军的种种做法，只能算是投诚，“按(长春守军)新七军一样的待遇”;至于暂编53师，林彪的不悦之情也跃然纸上，在发往中央军委的电文里，他说，“辽北军区不待我们批准，已经答应，造成已成事实”;“现53师整个建制仍未动，开至法库整训，目前似乎只有承认该部起义的办法”……

在讨价还价、忐忑不安的间隙，沈阳，这个东北的心脏、有着180余万人口的工业重镇，枪声始终零零星星。11月1日，在消灭苏家屯以北的207师残部后，解放军先头部队挺进了沈阳城。他们惊奇地发现，“敌军……把人员武器排列得整整齐齐，等候我军接收。我们的战士坐上敌人的卡车、轿车、吉普车来往奔驰，一个排、一个班、几个人也能有秩序地接收整营整团的敌军和各种物资仓库”(程世才，《配合主力，围攻沈阳》)。《申报》驻沈阳记者的观察更为细致，也更加具体:“中午，枪声稀了，衣冠破旧的零星匪军(作者按:即解放军)，腰插手榴弹，扛着大铁棍，出现于市区。解体的国军，东一堆西一堆地看着这些疲惫的匪军。后来有成队的匪军来了，帽子上带着草圈，插着乱草。不久，吉普车、大卡车在街头飞驶了，到处收缴枪械、武器”(《申报》，1948年12月4日)……

这一天，除了游荡在街头的几千名散兵游勇外，七万余名国民党官兵束手就擒。对他们，新政权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称谓:“解放军官”、“解放士兵”。对这个新兴的、气象蓬勃的政权来说，无论是“被俘”、“投诚”还是“反正”，都是被他们“解放”的。

复杂

在被“解放”的百余名将官中，后来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当属53军军长、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周福成。后来，他的众多属下以“异常顽固”、“冥顽不化”的字眼，描述他在城破前夕的面貌:10月27日，他的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周常秀飞抵沈阳，劝说他火线起义，他扬言要“毙了”她;当天晚上，其连襟、心腹部下130师师长夏时加入劝说的行列时，他勒令副官处扣押了这位近亲。直到10月30日，当赵国屏等人群起逼宫、他陷入众叛亲离的地步时，他也不过蒙被大哭，抱怨说，“国屏，你坑了我”……

然而，11月1日拂晓，面对黄达宣的枪口，他有了一个久久被引为笑柄的举动。

黄达宣是东野2纵6师16团的尖刀连连长。这一天凌晨，他率领百余人经铁西、过两洞桥和马路湾，一路搜索到周福成栖身的“世合公”银行大楼。据说，在几十个卫兵被缴械、黄达宣勒令他放下武器之际，周福成神色沮丧地表示:“我叫周福成。……我的部队正和你们三纵队联系起义。”

对此，黄达宣毫无反应。他后来谈道，“那时，我没有听说过‘周福成’这个名字，更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沈阳城防司令。……我只是觉得有些好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联系投诚，你还是先当俘虏吧”……

尽管如此，生俘周福成的消息，很快传扬出去了。当天傍晚，从各处被俘获的百余名国民党将官，纷纷被押解到了这里。“世合公”大楼成为了将官的第一个看守点。后来，116师师长刘德裕回忆说:“当日晚，解放军为在银行集合的百余军官准备晚餐。在该行住三天，即移至小西门内迎宾旅馆，并定名为解放军官招待所，生活上照顾非常周到”(刘德裕，《第53军在沈阳放下武器经过》)……

在“招待所”的日子，也仅仅持续了半个多月。不久后，东北局对53军的处置意见，最终到达了:53军只能按“自动放下武器”也就是投诚处理;而根据当年年初东野的“国军工作会议”精神，旅以上的战俘和投诚者，“特别优待”、但“基本上不释放”。正因此，不仅是被俘的周福成，即使被认为是投诚的刘德裕、夏时等人，也只能前往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接收学习和改造。对此，刘德裕心情复杂地谈到，“当我们移住迎宾旅馆时，53军副军长赵镇藩(作者按:即赵国屏)并未迁来，王理寰师长虽迁来，但不数日即被解放回家。这是他们对党早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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