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日本出于侵略的目的对中国的军事测绘的秘密一直深藏于日军参谋本部和北支那方面军当年编印的《外邦测量沿革史》和《外邦兵要地图整备志》等史料之中。特别是1911年日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的村上千代吉“手帐”（笔记）记录了他北起萨哈林、贝加尔湖，南至广东香港的秘密测绘的经历。因我一直关注日军兵要地志图的研究，暂时忽略了对日军军用地图，特别是对中国军用地图的盗测的全面研究。

直到2009年和2011年，日本学人大阪大学教授小林茂《外国地图——日本帝国的亚洲地图》一书的出版使我对日本军用地图历史有了清晰的脉络。我注意到该书的勒口处醒目的称日本测绘的外国地图为“战争和殖民地统治的工具”，“从陆军军官侦察测量到越境航空摄影”始知其书对历史的叙述较为客观。小林茂教授的著述从明治时期日本侵略朝鲜开始到中日战争爆发，直至太平洋战争结束，概述了日军各个时期的军事测绘简史，较为全面。

而牛越国昭所著《对外秘密军用地图的潜入盗测——外国测量和村上笔记研究》更专于明治时期日军对朝鲜，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等时期，日本对朝鲜、中国的秘密测绘史，殊为详细。由此始知：

日本对中国军事侦察的派遣，始于明治5年，即1872年，池上四郎少佐潜入中国东北进行秘密侦察。池上四郎少佐等对沈阳、长春爱新觉罗家族兴起的吉林、黑龙江，以及伊犁将军镇守之地的地理、兵备、民政、人心倾向，包括语言、货币种类、物价高低等进行探察。1873——1874日本派桦山资纪、福岛九成等乘春日舰赴台湾，同时对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测量，绘制了《清国渤海地方图》和《陆军上海地图》。1875年——1882年，日本军方完成了《清国北京全图》，《清国湖南省图》。1883年，日军参谋本部少佐?山鼎介潜入中国记述了《鸭绿江纪行附图》，绘制了鸭绿江至奉天（今沈阳）沿途地形图。他在中国“旅行”日记中观察了所到之处的人口、驻军、城池的兵要地志情报，还校正了英国人绘制的大连湾地图。1895年——1897年日本临时测图部对辽东半岛和台湾进行测绘。

日军对台湾的测绘，特别是新竹、彰化、嘉义等地的测绘是伴随其近卫师团对当地人民血腥的杀戮进行的。日军临时测图部分别派出多个测图班对台湾全岛分别测绘各种比例尺的地图，如台北、基隆、淡水完成了二万分之一和五万分之一地图，对重要军事目标，如打狗炮台（今高雄）绘制了更为详细的一千分之一地图。台湾被日本占领达50年之久。日本统治台湾的五十年间，曾先后测绘发行了六套不同比例尺的地形图。日本人先从大地测量做起，在台湾全省建立了完备的三角点测量网。因而日本测绘的六套台湾地形图较为精确。这六套地形图依年代为：1895～1896年测绘的五万分之一台湾地形图。

1904年测绘完成的二万分之一台湾堡图（共计466幅），1905年以台湾堡图为底图编绘完成的十万分之一台湾地形图（共36幅），1907～1916年测绘的五万分之一台湾蕃地地形图（共68幅），1921～1928年测绘完成二万五千分之一台湾地形图（共177幅），1924～1938年完成五万分之一台湾地形图（共117幅）。在笔者手中日本昭和五年（1930年）年出版的《创新日本地图》册上，台湾归入日本版图。

侵华日军五万分之一台湾地形图

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日军得以公然对北京、天津、山海关等地进行军事测绘。同时，英、美、法、俄等国“联军”也趁机完成了战场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的测绘。日军在北京、天津等地公然测图的同时，秘密派人在安徽、浙江、福建进行“旅行测图”。在福建惠安县日本人考虑到当地“民风彪悍，海贼横行”等危险因素，其测量人员化妆成贩卖烟草和药材的商人作为掩护。从日本防卫研究所昭和5年《密大日记》第2册续中列表可知，当年日军潜入中国的盗测人员的掩护身份有杂货商、杂谷商，并有化名。如“纵横”中国南北秘密测图的参谋本部雇员村上千代吉表中有名，其化名为花田宽，掩护身份为杂谷商。

村上千代吉和他盗测的京郊密云地图

1904年，日本陆军少佐斋藤二郎受命对浙江和安徽进行秘密测绘。其日期为7月22日由杭州开始，8月30日结束返回东京，其成果不明。仅从笔者在日本仙台东北大学图书馆见到的日军当年绘制的浙江部分地图来看，图幅空白之处颇多。1904年日俄战争中，日军对抚顺、沈阳、柳家岗子、新民进行测绘。1907——1910年日军对东北、内蒙古、华北的承德、赤峰、张家口、独石口，华南的广东、厦门、香港、华东的上海、江苏，以及山东半岛进行测绘。

初时，日本军官秘密侦察，如?山鼎介等“旅行”时用罗盘测定方位，以徒步、马车、轿子等一小时的平均行进数来距离概算。这使我想起英国探险家贝利上尉《无护照西藏之行》论述的为英印情报机关侦测西藏地形的锡金籍特务基塔普，他带棱镜的罗盘藏在转经筒中，他的“佛珠”是100颗（真正的佛珠是108颗），用于记里数。当年日本潜入中国盗测的一般2-3人一组，携带罗盘和测高气压计，分头行动。主要沿道路对周围地形进行细部测量。日俄战争时期，日军得以公开对战场进行测绘，临时测图部采用经纬度和三角测量法，其地图精度大大提高。从我收集到的日俄战争时期，日军绘制的东北铁岭1：20万地形图，已相当准确了。

侵华日军的航测地图

侵华日军对中国的航空摄影测量制图，始于1928年。当时由出兵山东的日军第3师团司令部根据飞机航测制作胶济铁路沿线1：2.5万地形图。这是日军第一次对国外地图进行航测制图。我在日本学者小林茂、渡边理绘、鸣海邦匡的文章《亚洲太平洋地域旧日本军的航空摄影地图制作》中，看到当年日军航测山东胶济铁路的范围和图幅。1932年11月和1937年8月，侵华日军乘“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爆发之机，对上海附近西北部和南部进行飞机航空摄影。日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根据1932年的航空摄影于1937年印制出版1：2.5万《战用空中写真测量图》。

2009年5月间，我应邀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在日本驹泽大学看到地理室收藏的1932年和1937年日军空中侦察拍摄的上海附近嘉定县城、常熟浒浦镇1：2.5万航测地形图。我注意到，这些航测图与当时中国江苏省陆军测量局测制的同比例尺地图相较，其使用的是日本图式和地物符号，又因当地水网交织，日军航测图是用蓝色标示水系，以利判读。我还看到，日军航拍的长江边西周市和浒浦镇的中国军队防御阵地的航空照片，其上有判读注记，并提出让地面部队侦察、核实的疑问。

1932年日军航测上海附近1：2.5万嘉定地形图

关于日军1：5万航测图。1938年4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用飞机航测摄影制作了1：5万河南至陕西段《黄河沿岸空中写真要图》。

1939年至1941年日军利用航测制做南京、芜湖一带1：5万地形图，而我曾有一幅这一时期1：5万日本支那派遣军航测的安徽安庆陈家湾的地图，上对道路交通极为重视，分别标出路宽1米以下，1—4米，以及4米以上三种道路。但未注出山地的高程和地名。这是航测的不足之处，因而当今地名保密应以强调。

1942年—1943年间，侵华日军北支方面军司令部测量就用航测制作陕西咸阳—凤县（翔）、宝鸡—天水的1：5万地形图；1943年至1944年间，日军的威字1160部队航测制做了1：5万云南怒江地形图。此处是中国远征军与日军反复争夺厮杀的战场。我还找到了日军航空兵低空拍摄轰炸怒江惠通桥的照片。

关于日军1：10万航测图。1934年开始，日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对我国东北同江、虎林、延吉、海龙，内蒙古百灵庙、乌珠穆沁、西苏尼特、五原等地进行航测并绘制了1：10万地图。

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之后，掳获大量中国各省的军用地图，并迅速复制供其军队作战使用。同时，利用飞机航测对陕西西安以北、河南信阳、开封，江苏徐州，广西、云南等地域制作成1：10万“空中写真测量应急战用地图”作为补充。其中还有15幅陕北延安、宜川附近的航测地形图。值得一提的是，我发现日军1：2.5万和1：10万的航测图，特别是标“川陕”字样的地形图大多添加4×4公分的红或黑色的经纬“方眼”，以便为陆、空部队，特别是炮兵提供平面直角坐标。我手边恰有一幅日军1：10万的“川陕”航测图山西蒲州幅，这是日军夭折了的“五号作战”，即进攻“川陕”计划的产物，同时也是日军侵华战争失败的历史见证！

冈村宁次偷地图

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少壮时代经常驻在中国从事搜集军事要地的兵要资料等情报工作，但得到军用地图却很不容易。侵华日军在武汉作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大部分是他秘密搞到的。那还是冈村宁次为军阀孙传芳当顾问的时候，一次冈村宁次去南昌前线，孙传芳部的指挥官把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全部借给他，委托他制定阻挡北伐军作战指导方针和计划。冈村宁次按其要求提出了计划方案，但这套地图却未归还，偷偷带回到九江的司令部。

不久，孙传芳军节节败退，冈村宁次赶紧雇条小船躲到日本舰队的旗舰“安宅号”上去。仓促间，冈村宁次丢弃了所有的行李，却未忘记带上这套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回国后他把地图交给了日本参谋本部，曾获得巨额秘密赏金。时任日军方面军参谋长，后任大本营作战部长的宫崎周一中将说，由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各次作战都多亏有这份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无独有偶，与冈村宁次经历颇为相似的佐佐木到一， 1923年他在孙中山身边任顾问时，曾参与制订攻打陈炯明的作战计划，借机偷走200余张十万分之一广东、广西地形图。因此，受到日本参谋部次长武藤信义中将的嘉奖。

佐佐木到一少将

我手中的三张五万分之一湖北地图有两张图，其中廓上注明：“昭和十三年制版（中华民国六年测图）”民国六年即1917年。可以肯定，此图是1926年冈村宁次偷走的那套华中中部地图中的两张。日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据此制版发行是在昭和十三年，即1938年，正当抗日战争之时。图廓注明，当前支那事变，限军内使用，对外秘密。

我手中另一幅湖北随县洛阳店五万分之一地图是日军参谋本部据我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地图翻印。此图较民国六年（1917年）绘制的地图地形要素要详细精确得多。曾有人撰文《从军用地图看日本侵华野心》说：“日本侵华不是准备了八年，而是几十年还不止”。并举例说，1950年秋作者在湖南宜章曾见到昭和三年（1928年）绘制的五万分之一日本军用地图，图上甚至标明只有从前打猎采药人才知道的崎岖小路，慨叹日军地图“甚至于比我们自己人还明白。”殊不知，日军的地形图大多是战前窃取我国测绘的大、中比例尺地图复制的。

侵华日军的地图大部分是偷来的，也有一部分是抢来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仅次于沈阳市大红袍胡同的东三省陆地测量局，将库存的我国东三省及辽宁测绘部门测绘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426幅、二十万分之一地形图82幅、地图底版2万多张全部掠走。日军随即将抢来的各种比例尺地图送交日军参谋本部。同年11月，日军陆地测量部派出两名大尉，到中国东北现地对照这些地图的精度，经修正后编绘出十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军用地图。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时从国民党军参谋本部虏获。我从日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1941年12月秘密印发的《外邦兵要地图整备志》中看到，日军所谓小川部队，即第二野战测量队在南京所获地图目录中，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中，宁夏省有29幅、甘肃省60幅、青海27幅、陕西最多，有203幅。

隐秘的日本兵要地志图

何谓兵要地志图？我认为“兵要”即是用兵之要。兵要地志图是将对部队军事行动有影响的地形、地物要点，用符号和文字.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陈列过一幅1937年平型关之战，八路军115师缴获日本关东军测量队调绘的山西怀安1：10万地形图。此图由周恩来签名作为战利品送给了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的李华英（号小川）。图中除黑色线描绘地形外，还对作战行动有影响的地形地物加红色简明的文字注记说明。其中对道路，注记有“胡家堡—太平庄道砾石多，大雨时交通断绝。夏家屯以南沙地、湿地解冰期（三月中旬—四月上旬）道路特别泥泞。”这种地形图加兵要注记的军用地图称之为“兵要地志图”。我在研究侵华日军军用地图的同时，也很注意收集研究这些鲜为人知的兵要地志图。

据1941年日军参谋本部编印的《外邦兵要地图整备志》一书载，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因作战需要，1939年后日军参谋本部依据调查资料调绘了西伯利亚、蒙古、我国东北，以及我国北部、中部、南部等地域1：10万和1：50万两种比例尺的兵要地志图。另从近年来日本研究者长冈正利《陆地测量部外邦图制作的记录》一文的列表发现，当年日军还有扬子江（长江）中段１：5万，以及中国北部、南部１：10万兵要地志图，甚至还有西伯利亚、蒙古、我国东北１：20万的兵要地志图。另有专题的蒙疆地方给水及卫生兵要地志概要图。大阪大学教授小林茂在大阪大学综合学术馆《旧日本军制作的兵要地志图》展示说明文附有日军1938年调制的1：50万海南岛及雷州半岛兵要地志图。

不仅是这些，我在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香港作战》一书看到，1940年9月，日军为进攻香港还编制了1：5万和1：10万两种香港、深圳附近兵要地志图。

根据现存的中国和美国军队当年在各个战场缴获的日军兵要地志图看，日军绘制的中国兵要地志图较早的是1932年关东军测量队调绘的苏联东部和中国东北1：2.5万的兵要地志图，共有66幅，其中北部大兴安岭是空白。1938年日军参谋本部制作了1：5万内蒙古包头西北部，以及包头东北部1：10万兵要地志图。较完备的是1941年前后，日军参谋本部调绘1：50万中国东部各省的兵要地志图。

1936年日本《关东军兵要地志调查参考书》中提到：五十万分之一兵要地志图主要用于高级军官对主要对战场地势、交通网、河川和湿地、森林和机场等大面积的地形进行判断。而十万分之一兵要地志图则主要用于部队作战，对兵要图式中各项要素显示较具体。并对气候和季节变化也有记述，以补充普通地形图的不足。

1：10万地形图属中比例尺地图，是当时日军地面部队作战主要用图。而日军1：10万兵要地志图，我所见不多，手头仅有收集到的河南、山西寥寥数幅，因而对其的见解只能是管中窥豹。

我军著名战将八路军386旅旅长陈赓曾在1941年《司令部工作的制度建设》中指示，对侦察人员要讲授“华北兵要地理，特别是山西”。而今，我的目光也从研读我收集的1940年日军参谋本部调绘的1：10万山西兵要地志图开始。日军对山西省会太原这个战略要地附近的兵要调查注记较详细。太原附近机场，特别是南北通道沿线的村落人口户数、宿营力、水井位置、水质、道路两侧的路堑、梯田高度、离开道路部队越野行进的难易、单兵难以通行的地段、崖壁面南的“穴居”即窑洞等都有标注。而在山西晋城县和榆次的图幅中，兵要注记不似太原附近那么详细，仅在沿交通线两侧有简要说明，如“本道路两侧的山地5-10米阶状田地”，我想，应是指梯田。又如“此附近电光形道路”，我想，应该是道路的急弯。

综观日军各种以文字为主的《兵要地志》注重“作战道路”的调查，是其第一章《用兵的观察》中的重要内容。日军兵要地志图也是如此。日军山西1：10万的兵要地志图的侦察重点沿主要道路两侧实施。或是限于力量，日军对道路两侧纵深的侦察和注记多为空白。我见到日军1：50万山西兵要地志图对于八路军主要活动地域的五台山、太行山等不便于军队行动的地段用红线标绘较细。惜未见到1：10万上述地区的日军兵要地志图。

日军绘制的云南蒙自兵要地志图

我见到较为详细的１：10万兵要地志图，是我收集的1944年日军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调绘的河南遂平、柘城两幅图。图中以红色文字注明山地的形状，如“山形锯齿状”、“大波状地带”、“急峻的山岳地带、岩石暴露”等，并用相应的兵要符号标明通视展望良好的地点。对山间具有方位物意义的独立庙宇，则标为“好目标”。图中沿道路两侧主要村庄，标有人数、户数和宿营力。水系方面，标出黄河、惠济河泛滥区，如“此线以西昭一八夏泛滥，现在干涸”等语。而且图幅加上了4×4厘米日军称之为“方眼”的平面直角坐标，便于标定目标位置和炮兵精确射击。从制图的时间看，此图虽然较详细，但日军败亡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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