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屡立战功的杨业归宋后为什么却不受重用?

杨业简介 杨业，并州太原人。其父杨信，曾任后汉的麟州刺史。杨业从小洒脱有侠气，善于骑马射箭，喜欢打猎，所得猎物比别人多好几倍。曾经对他的随从说：“我将来当将军带兵，也要像用猎鹰、猎狗追逐野鸡、野兔一样。”成年后辅佐刘崇，为保卫指挥使，因为骁勇善战出名。多次升迁到建雄军节度使，多次立下战功，每次都能取胜，国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无敌”。

有功之臣不受重用

传说中，杨业是深受北宋重用的有功之臣，大宋江山若有十分，杨家担了七分。但事实是，杨业归宋时并没太受重用，也没受重赏。宋太宗封赏降臣之时，除了北汉主刘继元之外，马峰、郭万超等四人受的封赏最重，杨业根本靠不上边，所以都未在记录之列。归宋三个月后，因为要被派往边防前线，才有了对他的所谓厚赐。宋朝的用人之计是密赏，跟今天企业的密薪制相似，赏了些什么，赏了多少，别人无从知晓。

杨业在宋朝的地位不高，从没有成为宋军的主将。归宋时，杨业受封“左领军卫大将军”，说白点只不过是个“环卫官”的角色，而所谓的郑州刺史，也不过是个从五品的虚职。以这样的官位是无法近得皇帝身边的，离朝廷重臣相去甚远。他在北汉官至建雄军节度使，是二品以上大员。两相比较，天壤之别。

杨业在宋廷不过是位列偏裨的边将，入宋不足8年就战死在边关，《宋史》甚至连他的出生年月都搞不清楚。如果非要说杨业是受重视和被重用的，那就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了。杨业不受重用，事出有因。这既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也与宋朝军事体制的结构有关。

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

首先，杨业的家世背景让他难获信任。杨业的父亲杨信原为麟州刺史，当时各种割据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杨家虽然也算是一方豪强，但势力相对较弱，只能于夹缝中求生存。

杨业20岁就被派给刘崇，这很可能是一种家族谋略。杨业年少英雄，很有才干，所以很快被刘崇赏识。但是，951年刘崇在晋阳自立为帝时，杨业的父亲已经归降后周了。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复杂难解的现象，杨业在北汉听差，他的父兄却在后周为臣，父子三人效力于互相敌对的两个国家。这样一种局面的形成，当然有事出偶然的不可控因素，但也不排除杨业父亲的预先设计。在那个时代，脚踩两只船，谁先到岸就靠谁的现象并不鲜见。按今天的话说，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许更为安全。

杨信去世之后，杨业的弟弟杨重勋继承了麟州刺史的职位，因为杨业效命北汉与后周为敌，当然不可能返回后周继承父业。麟州地处北汉与后周边境，杨氏的武装力量有限，没有强大到足够自保或自立，为了保全自己、保存实力，杨重勋在北汉与后周之间不停地摇摆，他以麟州刺史的身份几次投降北汉又数次回归后周。

有这样的家世背景，杨业投降北宋之后，难免让人觉得不够放心，而他自己也会先虚上几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当监军责问他是否有异志时，他显得格外敏感。

降将的日子是最为难过的，在正统方看来，你既然可以弃城降我，在危急关头也可以降他。实际上，杨业并没有可值得怀疑的前科，与他的兄弟不同，杨业自跟随刘崇之后，30多年间，不管北汉发生什么样的变动，他一直忠心耿耿，从无二志。

但是，光自己觉得忠心耿耿还远远不够，对于降将而言，检验和考验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个过程可能足够漫长。降将很难被重用，这也是历朝历代的通例。看看《三国演义》赤壁大战中蔡、张二将的下场，也就不难理解身为降将的难处。

再者，以杨业在北汉军中的地位论，他也很难再受重用。他与北宋征战多年，积怨应该不浅。他在抗宋过程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现在又转过来依宋抗辽，难免会受到歧视或嘲弄。

重要的根源还在于宋朝的军事制度

杨业之所以不被重用，更为重要的根源还在于宋朝的军事制度。宋朝非常注意限制武将权力，从宋太祖开始，就对武将处处防范，决不会任由任何一员武将决定着朝廷的七分事务，更何况是能征惯战的降将。重文抑武是宋朝的国策，后来慢慢形成一种制度，演变为一种文化。

宋太祖经历了皇位频繁更替的五代乱世，由陈桥兵变起家的他，对武将左右朝局的历史认识得非常深刻，为了确保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防治武将拥兵自立便是头等大事。于是他精心策划设计了限制武将权力的种种措施，杯酒释兵权之后，许多开国大将都被解除了兵权。

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宋太宗则是在“烛光斧影”中上台的，他对手下的猜忌之心更重，即使是亲弟、亲子也概莫能外。每次大战之前，他都给大将赐阵图，让他们“各遵成算”，不能有丝毫变动。对嫡系将领如此，对降将是什么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北汉降将杨业来说，缺乏皇帝的信任当然是危险的事，但没有同僚们的信任，危机更会进一步加深，而且很可能加重皇帝的猜忌。杨业归宋后不久，因熟悉边防情况被派往前线，立了战功，受到提拔和封赏，由此受到一些人的嫉妒和非议，有的人甚至向皇帝告状，揭他的短。宋太宗的处理方式是，原封不动地将那些斥其短的奏折转给杨业。

这一招算得上高明，但并不是宋太宗原创，而是向唐太宗取的经。当年唐太宗曾用类似的手法处理过类似的事情。有人认为宋太宗这么做，表达了他对杨业的信任。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起码不是全部。宋太宗对杨业是不放心的，把告状信给杨业看，一方面表现自己的坦荡，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在警告杨业，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是知道的，全在我的掌控之中，你要小心行事了。

宋太宗的这种警告还算温和，大体上是属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范畴，没有什么致命的危险。杨业虽然屡立边功，但生存环境不算太好。他不仅得不到充分的信任，还屡受排斥，诸如监军那样的上级领导前来，更是常常对他冷眼相看。这都是因为他是降将，在宋将看来他尚不是自己人，要想融入其中，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其实杨业大可不必抱怨，在北汉降将中，他所受的待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宋在不同时期，对待降将的政策不同。平定太原之前，降将一直都受重用，目的很简单，在于发挥他们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的将领投降。对于被擒获的将领，则大多不用甚至杀掉。杨业被闲置起来没有被杀掉，还是比较幸运的。如果不是边情紧急，杨业又对契丹情势了然于胸，估计宋太宗还不会想起杨业，他可能永远都会被闲置下去，毕竟他与北宋抗争了近30年，给了宋朝很大的威胁。

宋军承接中原政权后周的军威，打了不少漂亮仗;对后周宿将李筠的战斗，“挫英雄之气，服天下之心”。宋军先声夺人的气势，使南方对手普遍感到畏惧和气馁，预感赵宋王朝行将统一中国。乾德元年二月，后蜀官员孙光宪对蜀主孟昶说：“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圣宋受命，凡所措置，规模益宏远。今伐文表，如以山压卵尔。”南汉大臣邵廷?也一再告诫刘?：“汉承唐乱，居此五十余年，幸中国多故，干戈不及，而汉益骄于无事。今兵不识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乱久矣，乱久必治。今闻真主已出，将尽有海内，其势非一天下不能已。”这是南方各国无一具有抵抗宋军坚定信念的心理基础。

刘?在宋朝大兵压境前后，既不称臣奉贡，又不倾力加强防卫。他对这些行动显然不抱多大希望。他心存侥幸，期盼宋朝主动停止对岭南或岭南的部分地区的进军，同时做好万不得已，下海逃亡的准备。开宝三年十一月，刘?听说宋军已经攻占连州，便说：“昭、桂、连、贺本属湖南，今北师取之足矣，其不复南也。”这句向来被认为很愚蠢的话语，却反映出刘?真实的心态。宋军进入广州的前夜，南汉宫中起火。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记载：“李托与内侍薛崇誉等谋曰：'北军之来，利吾国珍宝尔。今尽焚之，使得一空城，必不能久驻，自当还也。'乃纵火焚府库、宫殿，一夕皆尽。”刘?后来虽然把焚烧宫殿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这个行为与他失去连州后的心态相通，也是希望宋军因而止步，不再南下广州。

宋人吕祖谦颂扬宋太祖：“一举而平荆湖，再举而平蜀汉，三举而平刘?，四举而平李煜。兵锋所向，如雷如霆，如摧枯如破竹，无不陨灭者。”吕祖谦列举的全是削平南方政权的战争。这些战役确如摧枯拉朽，耗时费事最多的南唐之战不过一年零三个月便告结束。但宋朝的统一道路并非一马平川。建国第一年，宋太祖已经打算攻取北汉。经过20年时断时续的战争，皇帝还一再亲临前线，到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朝才征服北汉。至于收回契丹所占领的燕云十六州，则更是北宋一代又一代皇帝遥遥无期的梦。

宋初南汉等南方政权被迅速扫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长期积累而成的文化心理不但对宋朝的统一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探究两宋以后中国社会分裂割据何以明显减少，大一统局面何以空前稳固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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