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徐恩曾)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抱的一个，我爱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

顾顺章简介：(1904年-1935年)，上海人，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地下情报人员，中共秘密特务组织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1931年被捕后投降国民政府，由于其掌握大量共产党的核心机密，致使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巨大的破坏，多名中共地下党员遇害，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1935年被国民政府以秘密联络共产党为由处死。

顾顺章刚刚加入国民党阵营就迅速适应了新身份。后来他还偷偷摸摸与戴笠勾结，帮军统训练特务……并且挑拨中统和军统之间的关系，弄得徐恩曾跟戴笠老死不相往来。而他手中的特权也越来越多，私心逐渐膨胀!于是有了以后，他竟然还企图成立新共产党与共产党、国民党分庭抗争!但是顾顺章的预谋还是被老奸巨猾的徐恩曾识破，最后将他除掉。

徐恩曾回忆：“我所引以为憾的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的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容他、款待他，是他的生活方面不感到欠缺，不料日子一久，他对这样的生活仍感到不耐，他的个性需要有刺激，他要找政治上的出路，他不愿像我们这样做不求人知的工作。最初，他在我们这边找出路，找不到，于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产党勾结。

事发的前几个月，我们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搜获一部分文件，其中有关于我的内部人事和业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些材料无疑是我的内部工作人员中透露出去的，有人曾怀疑到他，但是没有其他佐证，故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久，经过一个新近被捕转变的共产党分子的证实，上述材料确是他报告的。我才开始对他注意，但只是警戒而已!又过了不久，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工作人员向我报告，他有实施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于是我们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只好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抱的一个，我爱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

可见徐恩曾对顾顺章是又爱又恨!爱他的才能，却恨他的“不安分”!而顾顺章也正因为自己的不安分而引来杀身之祸。

1931年石友三起兵反蒋：一个月里六万大军土崩瓦解

这使我很难解决，河南是刘峙的，怎么肯让，李培基是老国民党，也不能让，何况傅作义部驻绥远，也不会让他去。这时中央派张群到北平来和我商量，我说：“有一个办法，在黄河以北划彰德(安阳)、卫辉(汲县)、怀庆(沁阳)三府做他的防区。”张群说：“刘峙怎么肯答应!”此案搁浅。提到绥远，我说：“李培基、傅作义二人都不会答应的，而且绥远在我后面，我也不肯。”中央希望石往北边来，我们希望石往南边去，而此时石已准备发动叛变。

社会上还传说张学良欲将石友三部调往黑龙江垦殖，《大公报》记者特意为此事采访张学良，张表示：“此中有误会，石部原系六师，缩编后为三师。日前编余徒手兵若干，调往黑省补充。故有此误传，实非全部移防。”张学良的回答虽非调石部“全部移防”，但要把石裁撤一半，把编余的三个师人员远调黑龙江补充东北军，已是明白无误的事实。这自然引起石友三更大的不满和猜疑。从戢翼翘的话中也不难看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都对石友三缺乏信任。“中央希望石往北边来，我们希望石往南边去。”双方均想借对方之手处理掉这块难缠的石头。

石友三看到自己的命运岌岌可危，不能不另做打算。恰在此时，蒋介石因约法问题同胡汉民决裂，并将胡扣压于南京，引起国民党再次分裂。党内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的太子派以及西山会议派等领袖纷纷南下广州，成立同南京相抗衡的“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粤方还积极联络北方原有的反蒋势力，希望藉此扩大反蒋同盟。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石友三看到了机会。他想借蒋介石全力对付粤方，无力北顾之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如果没有宁粤对峙这个新出现的局势演变，他即便心存疑虑和不满，也不敢拿自己有限的实力同蒋硬拼，否则他就不会在中原大战后期为了保存实力而再一次降蒋。

二

石友三这次反蒋，首先将攻击目标锁定在张学良身上。他知道单靠自己那点力量来反对蒋、张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取得更多北方军人的响应和支持。而阎、冯两军在中原大战中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学良率兵入关拥蒋造成的。为了生存，阎、冯所部不得不暂时依附于张。但他们内心对张学良怀有相当强烈的不服和不满情绪。为此，石友三开始四处活动，联络原西北军同僚和晋军共同倒张反蒋。此举得到的反应又似乎对他相当有利，这就更增强了他反蒋的决心

最先表示支持石友三的是原本同属西北军的孙殿英。5月17日，当孙殿英得知石有倒张反蒋的念头后，致电石友三明确表示：“兄与弟生死与共，弟胜即是兄胜，兄败即是弟败。荣辱所关全赖我弟擘画。”

这件事又不只是石友三在暗中活动。广州“非常会议”成立后，积极联络北方反蒋，并推举邹鲁“北上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粤方的行动立即赢得了阎锡山、冯玉祥的回应，二人纷纷召集旧部布置，形成更大规模的计划和动作。

阎锡山首先通过贾景德转告孙殿英：“对方如攻汉章(石友三)，晋军应以重兵援助，否则大家应推韩向方(韩复榘)为领袖，则北方方能大成。”此后，双方往来不断。“阎派续鹤亭到石友三处，石派何民魂同续某来并(太原)，向各将领接洽。”据阎的亲信徐永昌回忆：“在此一段时间内，阎先生与各将领的信，都是教帮石友三驱逐张汉卿，各将领亦均同意。”阎锡山还密“派卢丰年回晋，携有给五台将领之款项及密令”。晋方将领随后派代表孙楚“正式与宋(哲元)、庞(炳勋)接洽，商议大体计划，并派代表赴济晤韩，表示推戴。向方与石均极努力”。冯玉祥也致电孙科，对其“仗义粤中，誓除独夫，调和各方意见，建设革命政府”深表钦佩，并指派“唐悦良同志代表赴粤，报告一切”。

石友三、孙殿英的异动虽尚在酝酿中，但已为蒋介石的情报系统获悉。宁粤对峙已令蒋介石相当紧张，北方政局的不稳，更令蒋感到举足无措。5月15日“晨未明”，蒋起床考虑“南北战局，甚为踌躇”，曰：

我如沈机观变以取守势，则主动之机不能操自我矣。盖敌方之计划，必待我军进攻时，则北方乘机而动也。故我甚欲先解决石、孙，取杂部，平定北局，然后再攻广东。然此时犹多不便，我若对石、孙取攻势，恐引起其他部队之误会。余乃决定如粤不设伪府，则取放任态度，以待北局之开展。而运用方法使粤桂内讧，使石、孙速变。一面剿匪，一面准备，以待时机之成熟可耳。

为此，蒋介石乘张学良赴京出席国民会议之机，极力拉拢，希望利用东北军力量安定北方。张返平前，蒋一次性馈赠现金三百万，并亲自到机场送别。张学良回到北平后即借口东北军换防，于6月中旬由关外调入大批东北军。同时，蒋还密电在北平的张群：“据确报：阎有手令，且委徐次辰(徐永昌)代总司令。晋将领须待次辰回晋，方能决定态度，请设法制止之。”并指示王树翰：“最好留次辰在平，暂勿返并。”

东北军突然调大军入关，立即引起阎、冯旧部的紧张。孙殿英向石友三分析这一动向时表示：“东北军进关原因，欲解决石、孙两部，并委于学忠为前敌总指挥，即日率第一军出发平汉路。望弟严加戒备勿惧为要。”孙并向石保证：“兄一生好作险事，主义拿定，毫无顾忌。弟如将讨贼通电发出，兄即率部出动，绝不能负心、负友，稍涉迟延。”

地方实力派同中央政权之间的互动中，尽管对蒋介石的统治有着各自不同的不满或不服，但在一波又一波最初看起来声势浩大的反蒋抗争中又不能团结一致，而是各有打算，彼此相互猜疑，甚至口是心非。他们之间有时的相互拆台，未必都是出于主观上助蒋，而是希望利用蒋所处的被动地位，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以此追求更大的利益。这些弱点，自然便于为蒋提供机会分化收买，各个击破，并最终瓦解反蒋派的挑战。

蒋介石掌握着中央政府，又为他打击地方实力派的反抗提供了三项别人无法获得的优势：一是拥有中央名义，师出有名。这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传统习惯下，是非常重要的;二是可以通过交换部分权力，以封官许愿的方式，重新分配中央资源，以此分化对方;三是掌握着无人能够比拟的中央财政，利用“银弹”，为收买中间派提供了经济上的有力保障。蒋介石在打击石友三的反叛中，将以上优势运用得淋漓尽致。

尽管如此，处在半封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蒋介石始终不可能完全消除分散在各地实力派的全部势力。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问题也就始终或隐或显、或起或伏地存在于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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