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听说您18年前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一篇论文《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研究》，最近在全国伦理学会30年学术成果首届评奖中获得优秀论文一等奖，向您祝贺！

　　王：谢谢！这是全国伦理学学术界对军队学者的鼓励与厚爱，同时也得益于《孙子兵法》世界性传播和影响。

　　记者：《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最早的一部独立完整的重要军事着作，历来被尊为“兵学圣典”、“兵学鼻祖”等，是世界公认的一部军事学名着。

　　王：《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总结战争规律的科学，而且是一部包含多学科内容的综合性着作。上个世纪60年代初，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在会见毛泽东时，曾建议将《孙子兵法》作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教材。还有则轶文说：因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废的威廉二世在侨居中看到此书，扼腕叹息：“若早20年读《孙子兵法》，决不至于遭受亡国之痛了！”

　　记者：您的成果《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研究》，首开了《孙子兵法》军事伦理文化研究的先河，对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加强军队思想道德建设有一定参考价值。

　　王：在《孙子兵法》博大精深的军事理论体系中，彰显着丰富的军事伦理思想。它从最基本的价值关系即军人与君主、与国家、与人民及其军队内部上下之间、官兵之间的关系入手，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军人价值理论、将帅武德修养、军人武德实践、军事道德环境与道德心理、法治与德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建构了完整、独具特色的军事伦理文化体系，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超越历史的时代价值。

　　１　“兵者，国之大事也”

　　科学定位军人价值，始终不忘献身使命

　　记者：如何定位军人价值，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际的价值观问题，是军旅人生必须明确的首要课题。

　　王：是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是个关系范畴。把握军人价值，必须正确认识军人所处的价值关系。军人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是最基本的、最核心的价值关系，《孙子兵法》正是从这一关系入手来认识和确立军人价值的。如开篇首句即明确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是对军事要素总和的统称。但是军事活动的主体——军人，永远是第一位的。可见，国家的存亡荣辱，人民的死生祸福，无不系于一身戎装。这就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肯定了军人价值，不仅把养兵用战之事置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要位，同时也确立了军人必须具有的核心价值观、赋予了军人崇高而神圣的历史使命——“安国保民”！

记者：“安国保民”是一个具有统领《孙子兵法》全书的价值判断命题，《孙子兵法》庞大的军事思想体系，正是在其“安国保民”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王：《孙子兵法》在以后的诸篇中，从不同角度反复阐明这一原则，如强调“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胜”、“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安国全军之道”等。其意旨均在于阐明“安国保民”的价值目标，是决定和统率其他一切军事行为的最高、最根本的伦理原则，是衡量军人价值大小、军事行为正当与失当的根本标准。

　　记者：军人价值目标确立之后，军人就应以献身使命精神来实现它。《孙子兵法》明确指出，献身使命有三大原则要求：“恃守”、“善攻”、“慎战”。

　　王：“恃守”就是依靠强大的武备力量威慑和战胜入侵者。这是军人价值的重要表现。如《九变篇》中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造成敌人“不可攻”的条件有两个：一是使敌人迫于强大的威慑力而不敢攻；二是由于“我”方武备充分而敌无法攻取。只有造成“不可攻”的态势，才能充分体现军人在和平时期的价值。诚然，养兵的目的是为了用战，但军人的价值并非只表现在战场上，平时对敌人的防御乃至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同样也是军人价值之所在。

　　记者：“善攻”与“恃守”相辅相成，是对军人战场上献身使命的要求。

　　王：“善攻”原则提出的基本伦理要求是攻伐必须具有积极道德意义。“汉简”佚文中曾明确指出，“兵，利也，非好也”；《谋攻篇》指出，“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养兵用战，目的在于“争利”，而不是穷兵黩武的好战狂。这就告诉军人，一切军事行为都是为了满足或实现本国、本军和本国人民利益的需要。因此，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军人的荣誉，应当英勇善战，不怕牺牲。

　　记者：什么是“慎战”原则？

　　王：“慎战”原则一般说来是对军官的要求。《孙子兵法》指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战与非战，首先应从是否有利于“安国保民”的“功”和“利”上考虑。“慎战”原则的伦理实质就在于强调军人对国家命运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有了这种精神，军人价值就可以在更高层次上得到升华。

2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整体把握武德内涵，全面培育军人素养

　　记者：《计篇》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从整体上、互相联系上把握军人“五德”的内涵，对于全面提高军人武德素养有重要意义。

　　王：“五德”是以实现军人核心价值目标——“安国保民”为出发点和归宿。这是把握“五德”的总纲。如《作战篇》强调“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安危之主也”；《谋攻篇》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所谓“辅周”，就是恪尽职守，不辱使命，以保军人之价值。

　　记者：这就要求军人尤其是军官，必须有勇于担当的价值使命感，努力提高献身使命的武德素养，即通常说的军人思想道德素养。

　　王：“智、信、仁、勇、严”“五德”，相辅相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为军人武德修养提出了不同层次的要求。如果片面强调某一方面或忽视某一方面，都有损于塑造军人完整的武德形象。但是其核心是“仁”，离开了这一核心，其它“四德”就有可能失去正面的伦理价值，就会变成“奸智”、“愚信”、“鲁勇”、“严酷”等。

　　记者：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考察，《孙子兵法》的“五德”论，不仅有广泛的社会伦理意义，更具有鲜明的军人个性特征。

　　王：“五德”有其特定的军事伦理内涵和层次性。如“智”，一般指智慧。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释义上，智不过是一种才能，而非“德能”，即“智德”。所谓“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说明“智”必须符合军事功利原则。孔子说“智者利仁”；军人应当说“智者利国利民”。这是衡量一名军人有无“智德”的根本标准。显然，这种“智”就远远超出了作为一般才干能力层面上的释义。

　　记者：有的读者认为，“信”是儒家的伦理规范，兵家讲“诡诈”，对武德之“信”不太理解。

　　王：武德之“信”主要含义有三：一是指赏罚有信。赏罚无度或失当，都必然要失信于部下。二是指信心、信念，即在任何条件下都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如《九变篇》中说：“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此句是讲提高信心的途径。句中之“信”即指信念、信心。就是说，在困难的时候，多从有利的方面考虑（杂于利），就能坚定其信念，增强其必胜信心和勇气。军人尤其是军官，信念动摇，信心丧失，就是一种失德。三是指遵守和执行纪律。如《九地篇》中指出的“不令而信”即是。

　　记者：记得您曾经说过一句在学界很有影响的话：“《孙子兵法》堪称为一部军事仁学。它的一个突出的思想特点，就是把‘仁’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王：是的。从军事伦理学的意义上看，“仁”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功利性概念。《国语》说，“畜义丰功谓之仁”，“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孙子所谓的“仁”，即是从利国利民原则出发的。概括地说，主要含义有三：一是“仁爱”，如“爱卒”、“善卒”、“养卒”、“安国”、“保民”、“利主”等。二是“义恨”，即怀“仁”恨敌。就是说，对敌人恨得越深，打得越狠，也就越能体现“仁”的要求。三是“大仁”之“仁”，即当“大仁”与“小仁”发生价值冲突时，要勇于舍“小仁”以求“大仁”，戒所谓“妇人之仁”。

　　记者：常言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的武德特征尤为鲜明。

　　王：要从质的方面来把握“勇”，还要和“智”、“仁”等武德要求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只有“大智”、“大仁”之“勇”才是将帅应当具备的武德之“勇”；而那种“怒而兴军”、“愠而致战”的“必死可杀”之“勇”，不过是一种失“仁”失“智”的“愚勇”、“鲁勇”，即匹夫之勇罢了。

　　记者：军中有言：“严是爱，松是害”。《孙子兵法》告诉我们，适度地“严人”、“严己”都是美德。

　　王：所谓“适度”，就是合情、合理、合范。依《孙子兵法》分析，武德之“严”含义有三：一是人格威严，即指军官要有权威人格力量和严肃的作风，能使三军令行禁止，闻金鼓之声，望旌旗之示，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齐勇若一”，“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二是治军善严。即敢于和善于严格管理、严格要求、严格教练。“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因此，要“修道而保法”，“正以治”，公正严明，信赏明罚。三是严于律己。“严”之所以成为一种美德，还在严于律己、恪尽职守的高度责任感和自律精神。

3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利用“众陷于害”环境，培养健康道德心理

　　记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观点，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在军事环境与军人素质的关系上，《孙子兵法》给我们哪些有益启示？

　　王：《九地篇》就集中论证了战场环境对部队道德心理的影响，反复强调战争的指导者必须善于适时利用和创造一个“众陷于害”的战场环境，以便使军人自身所隐藏的道德潜能在战争中充分释放出来，变成团结奋战、赢得胜利的战斗精神。

　　记者：从字义理解，“众陷于害”就是把部队带到艰难困苦、甚至走投无路的“危境”中去磨炼。

　　王：用《孙子兵法》的话语表述，就是“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为什么“危境”会达到“后存”、“后生”的制胜效果呢？因为“众陷于害”的环境对军人能够产生“勇”、“从”、“固”三种积极的道德心理体验效应。所谓“众陷于害”则“勇”，就是说如果把军队置于“危境”，就会使军人产生一种超常的勇敢精神去战胜敌人。他说：“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投之无所往”的“危境”可使士卒产生一种拼死力战的决心、勇气和力量。怀着“吾将示之以不活”的决心去死战的军队，则往往可以绝处逢生。“从”是指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遵守纪律。部队在“危境”中，可以实现“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就是说，处在“危境”的官兵，不需要更多的告诫、要求、约束和申令，就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就能自觉地努力做好。“固”是指团结一心。“无所往则固”，是说军队陷入走投无路的“危境”，内部团结就会大大加强。“同舟共济”的典故就是《孙子兵法》的创造，在于说明“危境”生“固”心，出团结的道理。

　　记者：“众陷于害”的军事环境，具有激发军人“勇”、“从”、“固”的道德情感，产生强大精神动力的作用。

　　王：对！正是由于“危境”能对官兵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所以“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必须善于体察战场环境对部下道德心理发展变化的影响，并适时地创造一个“危境”，催化军人积极道德情感的生成与道德潜能的充分释放。

　　记者：楚汉相争中的韩信与三国时的马谡，同样运用这一理论，前者背水一战成千古佳话，而后者惨遭兵败，被诸葛亮挥泪斩首。看来“危境”未必都能出战斗力。

　　王：从《孙子兵法》的立意看，所谓“众陷于害”之“害”，实质上是指一种心境，是相对意义上的一种心理体验。也就是说，它以部下心理体验到的“危境”而又不惧其“危境”为尺度。因为只有这种心理体验，才能使之居危图安，产生“勇”、“从”、“固”的道德情感；反之，即使把部队置于真正的“无所往”的“死地”，或是部下缺少对“危境”足够的积极体验和心理准备，或是因消极体验而产生畏惧心理，都不可能达到“后存”、“后生”、“后胜”之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兵法》强调指出：“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就是说，变换和利用军事环境，以及进退攻守，一切要看是否符合部队的心理状态，是否有利于士卒精神潜能的释放。

　　记者：有的读者认为，“危境”迫出战斗力的做法，对士卒生命不够尊重，有失人道之嫌。

　　王：自古军中有名言：“爱兵如子”。此语就源于《孙子兵法》，原文是“视卒如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讲得很明白，对士卒不仅不能歧视虐待，而且要视之如“婴”、如“子”，其仁爱之心昭然古今。但是，“仁爱”不是“溺爱”。“溺爱”生“骄子”，养“骄子”之兵是难以用战的。不能用战则难以实现“安国保民”，是谓不“仁”之一；伤亡惨重，难以保卒，是谓不“仁”之二。所以，从带兵、用兵，就要养“厚而能使”、“爱而能令”、“乱而能治”的“可用”之兵。可见，养“可用”之兵，战则能胜，守则能固，就是行“大仁”之道；反之，养“不可用”的“骄子”之兵，则是失仁悖道。

4 　“合之以文，齐之以武”

　　坚持“德”“法”同济方略，提升文明治军水平

　　记者：许多读者尤其是部队的领导干部，对《孙子兵法》提出的“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思想很关注，希望您能结合历史和现实做些解读。

　　王：这里讲的是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及其在治军中的重要性。“德”与“法”在治军中的地位和作用，早在周朝以前就已被战争指导者所认识，《尚书》中所保留的诸篇“誓”即为其证。如《甘誓》中的“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汤誓》中的“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即是。“用命”、“从誓言”是道德要求，属“导之以德”之“文”；“赏”、“戮”属于“严之以法”之“武”。比较自觉地实施“德”“法”同济治军方略，是西周以后。至春秋末期，由于礼、法并用的社会思想的影响，在军事上“德”、“法”同济的治军思想日趋成熟。“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治军方略，可以视为在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上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文”者，导之以德；“武”者，严之以法；“文”、“武”二道，是军队文明建设系统工程的两大支柱。

　　记者：实施“德”“法”同济方略，关键在领导。领导者自身的道德与法纪素养，是决定方略成败、绩效大小的首要因素。

　　王：这正是《孙子兵法》所强调的。原文是：“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要严格纪律，执行惩罚，必须首先取得士卒的信任、拥护和爱戴（即亲附）；否则，士兵是不会心悦诚服的，因而也就难以有效履行使命。“亲附”实际上是对领导者“亲和力”提出的要求。这就是“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的道理。也就是说，只有在将帅和士卒之间建立起互相信赖的良好道德关系，平素才便于养成令行禁止、严格执行法纪的习惯。

　　记者：说到“亲和力”，有的领导者往往更多地关注方法、手段，即所谓的“管理艺术”，对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缺乏应有的自觉性。

　　王：“亲和力”根源于领导者对部属的道德情感、道德责任和道德作为。记得毛泽东就曾批评过这种所谓归因“方法”的错误认识。他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当然也不否认方法的必要性，但首先应该是道德的方法、手段和途径问题。如果背离道德这个基础，所谓的“艺术”就可能演变成权术，甚至诈术，一旦被下属看破，就会大失人心，一时的“亲附”就会走向它的反面——情感上的怨怼忿离。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德治重人事，法治重制度。其实，提高领导者的思想道德素质依然是法治建设的首要因素。在这方面《孙子兵法》给我们哪些有益的启示？

　　王：《孙子兵法》在讲到“文”“武”治军之道时，强调“是谓必取”。谁来“取”？如何“取”？能否做到“必取”？制度是靠人建立、坚持的，法纪是靠人制定、遵守的。人的素质、尤其是领导者的法治品德，是实现“必取”的决定性因素。孙子吴宫教练斩王妃，司马穰苴整军斩庄贾，曹操割发代首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传统兵法强调，赏罚务要“必信”、“必当”、“必公”、“必明”，“壹赏”、“壹刑”，“刑无等级”等，如何做到这一点？古人已经做了回答，更需要今天的领导者做出更精彩的回答！

　　记者：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问题，不只是一个私德问题，而是关系到治军用战成败得失的大问题。

　　王：坚持“德”“法”同济治军之道，对广大基层官兵来说同样也有个相适应的法治品德修养问题。为什么会“爱而不能令”？“令”就是法纪。《管子·七法》中不无感叹地说，“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其实，使法必行之“法”是有的，这就是道德。法治的效度说到底取决于人们内心自知自觉的认同度和自律度。人们的法治品德素质不高，法治再严，法纪制定得再多、再好，怕是也难以达“法治化”的。我们看到，对于大多数违法乱纪者来说，他们并不是不懂法纪，真正缺少的是一个能够管得住内心的“法”——道德律令。

　　记者：我军的法纪是建立在高度自觉基础上的。加强法纪建设，必须始终把思想道德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努力提升部队精神文明建设水平。这是《孙子兵法》“文”“武”相济治军方略给我们的重要启示。谢谢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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