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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看，上面竟用日文写着：“早先到院子里来的姑娘能借给我一晚上吗？”这简直把我的肺都气炸了，这个日本鬼子当了俘虏还想要个“慰安妇”！

八路军为日本战俘治病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刘国霖，原题：老八路讲述日俘改造：给他们安慰、解释、教育

作者刘国霖是一名八路军老战士，现居北京的刘老今年已是97岁高龄，当年在烽火硝烟的抗日前线，刘国霖亲身参与了对日本战俘的改造。刘国霖1918年2月生于广东顺德，青年时代在广州求学，1938年广州沦陷后，他辗转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因为曾学过日语，被编入抗大三分校五大队敌军工作训练队(简称敌训队)，并跟随两位日本俘虏进行日语学习，之后再赴八路军军政学院深造。1941年5月，刘国霖被派到八路军前方野战政治部工作，之后又赴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工部任职，主要负责日本战俘改造工作。在刘老的回忆中，我们了解到八路军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改造日俘的情况。

“优待俘虏”不是口号

八路军有个口号叫“优待俘虏”。八路军对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不会加以歧视、侮辱，更不会杀掉他们，而是给予安慰、解释、教育，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本质。特别是在当时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在生活上给予这些日军战俘超过八路军一般干部水平的物质待遇。

1938年以前，日本俘虏多数是负伤后被俘的，在缺少会说日语干部的情况下，大部分战俘是经过简单的宣传教育(如印些传单给他们看)，根据本人自愿，释放回去，也作为我军不杀俘虏的宣传员。只有少数俘虏出于种种动机(怕回去受军法处分，想看八路军是什么样的等等)，愿意留下来。这少数俘虏，实地看到了八路军官兵平等，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看到我军干部对他们平等相待，使他们对日本军队动不动打耳光、侮辱人格的体罚有了鲜明的比较。加上阅读一些读物：例如河上肇著的《第二贫乏物语》、早川二郎的《唯物辩证法》，还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他们逐渐建立起新的世界观。

最早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留下来的3名日本俘虏：前田光繁(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在新年联欢晚会上正式要求参加八路军。朱德总司令还上前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说：“我代表全军指战员欢迎3位日本青年参军。今天这3位日本青年参军，证明了八路军俘虏政策的正确。虽然今天只有3个人，以后一定会变成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这3位日本战俘从被俘到参加八路军，时间仅有七八个月，思想已彻底转变，他们认为要使反战工作打开新局面，必须把更多日本战俘组织起来，于是在敌工部同志的帮助下，日俘的“觉醒联盟”成立了，这也是我军第一个建立的日本人反战组织。

1940年8月百团大战以后，日军俘虏越来越多，愿意留下的人也日渐增加。我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时，“觉醒联盟”已经有了约20名盟员。1942年2月反扫荡中，有一名从敌36师团工兵联队逃跑过来的日本兵，名叫斋藤米藏，那时日本兵主动投降是件稀罕事，当时《新华日报》当作一条大新闻发表。当时惯例，联盟对新来的日本俘虏都派有经验的老盟员去作详细了解。这些老盟员经历过日军的军队生活，对日军很了解，斋藤米藏说是自动投诚，经过老盟员三问两问，就漏洞百出，只好坦白交代他是日军派出的间谍，任务是伺机放毒，但过来之后，八路军对他态度很好，很有人情味，不像长官说的那样坏，决心不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问他毒药在哪里，他说偷偷扔到山上的荒野里了。他表示决心和大家一道反对战争。但后来，又发生了斋藤米藏偷窃手枪的事件，这说明日俘改造是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当了俘虏还要“花姑娘”

1942年的5月日寇开始了新一轮“扫荡”(日方文件称“十七春太行作战”)。我当时已到了太行第三军分区，5月21日下午，分区得到敌人开始进入根据地的情报，马上动员分散行动。到下良镇时，被告知当天清晨民兵经过激烈肉搏抓到一名日本兵，已交给了385旅安排在附近的侦察员，关在一口枯井里。我对他们说我是师政治部敌工部的干事，让他们把那俘虏带来见我。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6174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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