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八人于抚顺以西的李二石寨车站，被抢劫搬运东北工业设施的苏联红军劫往南山枪杀，随行七人同时遇难。当时，苏联红军正准备从东北撤退，为了捞足本钱并使之翻倍增长，苏军开始大量拆运占领区的工矿、交通甚至房产设备，以此作为战利品运往国内，对可移动财产更是疯狂侵吞掠夺。据唐纵日记载：“据报沈阳有工厂四千五百七十家，现仅有二十家开工，余多已被掠。”另据统计，二战末期，苏联在东北地区共掠夺战利品损失为1946年币值的53.4亿日元，折合当时美元13.6亿万。尚不含没有折价的白金32401.55克、白银1866549.69克和钻石741.0662克。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财产损失133亿美元，而仅苏军从东北掠走的财产即价值13亿美元。也就是说，1945至1946年，苏联从东北掠夺的物资，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至于苏军在东北地区肆意蹂躏中国同胞，强奸妇女，更是不在话下。面对苏军的种种恶行，国人早已恨之入骨，欲啖之而后快，只是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敏感形势，以及蒋介石此前坚持的“忍气吞声,负重致远”（日记）的精神，一直忍而未发。当《雅尔塔协定》内容突然披露后，无论是国民党要员还是普通民众，压抑的情感如火山一样喷射而出，重庆、南京、上海、汉口、杭州、南昌、北平、青岛等中国各大城市，迅即爆发了反苏示威大游行，各界知识分子与高校师生更是以悲壮的心境成为反苏游行的中坚力量，喊出了“打倒赤色帝国主义”，“俄国佬滚出东三省”等口号。国民党上层甚至蒋介石本人也于悲愤中不再坚持“忍气吞声，负重致远”的处事法则，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次全国范围内的示威游行，其涉及面之广、规模之大，为抗战以来所罕见。1946年2月11日，雅尔塔密约正式公布，激起了冲天巨澜。傅斯年与《大公报》主笔王云五等20人联合在各报发表宣言，强烈抗议这个秘密协定。2月22日，重庆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强烈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各地学生通电纷起响应。25日，傅斯年又在大公报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一文，坚决反对东北政治经济的特殊化和外倾化以及疆域的分割化。傅斯年此文一出，国人精神为之一振，反抗苏俄之风更加炽烈。由于全中国广大民众的愤怒与舆论的强烈谴责，苏军终于在1946年3月撤出东北，但所侵占中国领土与财产问题却不了了之。
　　
　　战后首都为何设在北平傅斯年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文岳南1943年11月23日，蒋介石出席了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其间与罗斯福单独举行会谈，主要讨论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地区的归还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在战后一律归还中国，琉球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是否维持应由日本人民自决；朝鲜的独立可予以保障。开罗会议，标志着抗日战争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国内与国际的大气侯已呈柳暗花明之势，国人多憧憬着战后的美丽远景。因此后方的若干学人，急不可耐地提出了战后建都问题，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主张战后仍在南京，有人主张迁都长春，有人主张迁都北平或西安等。受这股风潮影响，尚来主张“反攻第一，收复失地第一，而笑人家谈战后事”的傅斯年，也在悄悄地思考酝酿这一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思考的结果是应迁都北平。这一主张理由很多，而最为主要的，便是迁都北方可以全力抗制苏俄。傅氏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国人应鼓起勇气，效法汉唐定都长安的精神，把国都放在与强邻接近的地方（汉唐的主要压力来自于西北地区匈奴等少数民族）。当时的苏俄对中国的野心日炽，傅斯年碍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和中苏正在进行“邦交”活动，从大局着想，没有对苏俄作明显的指责，但他没忘了委婉地告诉国人，苏俄将来必为中国的大患，以此唤起沉浸在麻木中的国人注意。这一观点他在稍后发表的《战后建都问题》一文中可以相见：傅说：“强大的苏联，与我们工业化的基础地域接壤，这个事实使得我们更该赶快工业化这个区域。我们的头脑，理当放在与我们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则有变为顽冥之虑。大凡两个国家，接触近，较易维持和平；接触远，较可由忽略而无事生事。远例如宋金，本是盟国，以不接头而生侵略。近例如黑龙江之役，假如当时政府在北平，或者对那事注意要多些吧！”又说：“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华北四省（冀、豫、鲁、晋）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这个十省大工业农牧圈，是中华民国建国的大本钱。有这十省，我们的资源尚不及美苏与大英帝国，没有这十省，我们决做不了一等国家，决赶不上法德，只比意大利好些而已。”文中虽然仍称苏俄为“友邦”，但内中却暗含着一个鲁迅式的“友邦惊诧论”，通篇的立意则是非常明显的。此文发表后，曾有若干人士致信傅斯年，讨论这一问题。据说其中有一位郑君，在谈到中国近代的外患时，认为日、英、法三国为中国的头号仇敌。傅斯年在回信中要他不要忘记俄国，并告诉他俄国（包括帝俄和苏俄）侵略中国屠杀华人的史实。傅在信中以悲壮的语调说道：“请你看谁并了中国领土最多？以西北论，不特藩邦皆亡于俄，即伊犁将军的直接辖境，亦以‘回乱’、‘代管’一幕中丧失其一半。你看现在的地图，不是伊犁直在边界上吗？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陷角吗？原来的疆土巴尔喀什湖在内。再看东北，尼布楚条约（康熙朝）中俄分界，以北冰洋、太平洋之分水岭为界，所以全部的俄属东海滨州、黑龙江州，是中国的直接统治区域。其中虽地广人稀，但汉人移居者已不在少数，在咸丰间已遭屠杀。而爱珲一地，所谓江东六十四屯，其居民（多是汉人移民者）在庚子年几乎全数被俄国马队赶到江里去，留下几个解到彼得斯堡。试看东海滨州、黑龙江州的几个俄国大城，哪一个不有汉名？（如伯力、庙街、海参崴等等）那时候这些地方已经有不少移民，而一齐杀戮。这些地方，在清朝政治系统上是与中国内地一般直接的。所以你所恨‘日、英、法’一个次序，至少把俄国加入吧！”又说：“苏俄革命时，中国人在俄境者尚有数十万，史达林在清党中，全数迁到Kharsakstan或以西，下落全不明了，你知道吗？这些人有许多在苏联建过功勋，苏波战事中，中国人有十几万。”傅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中，用自己的价值判断傅斯年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
　　
　　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
　　
　　战后首都为何设在北平傅斯年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文岳南1943年11月23日，蒋介石出席了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其间与罗斯福单独举行会谈，主要讨论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地区的归还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在战后一律归还中国，琉球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是否维持应由日本人民自决；朝鲜的独立可予以保障。开罗会议，标志着抗日战争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国内与国际的大气侯已呈柳暗花明之势，国人多憧憬着战后的美丽远景。因此后方的若干学人，急不可耐地提出了战后建都问题，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主张战后仍在南京，有人主张迁都长春，有人主张迁都北平或西安等。受这股风潮影响，尚来主张“反攻第一，收复失地第一，而笑人家谈战后事”的傅斯年，也在悄悄地思考酝酿这一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思考的结果是应迁都北平。这一主张理由很多，而最为主要的，便是迁都北方可以全力抗制苏俄。傅氏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国人应鼓起勇气，效法汉唐定都长安的精神，把国都放在与强邻接近的地方（汉唐的主要压力来自于西北地区匈奴等少数民族）。当时的苏俄对中国的野心日炽，傅斯年碍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和中苏正在进行“邦交”活动，从大局着想，没有对苏俄作明显的指责，但他没忘了委婉地告诉国人，苏俄将来必为中国的大患，以此唤起沉浸在麻木中的国人注意。这一观点他在稍后发表的《战后建都问题》一文中可以相见：傅说：“强大的苏联，与我们工业化的基础地域接壤，这个事实使得我们更该赶快工业化这个区域。我们的头脑，理当放在与我们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则有变为顽冥之虑。大凡两个国家，接触近，较易维持和平；接触远，较可由忽略而无事生事。远例如宋金，本是盟国，以不接头而生侵略。近例如黑龙江之役，假如当时政府在北平，或者对那事注意要多些吧！”又说：“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华北四省（冀、豫、鲁、晋）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这个十省大工业农牧圈，是中华民国建国的大本钱。有这十省，我们的资源尚不及美苏与大英帝国，没有这十省，我们决做不了一等国家，决赶不上法德，只比意大利好些而已。”文中虽然仍称苏俄为“友邦”，但内中却暗含着一个鲁迅式的“友邦惊诧论”，通篇的立意则是非常明显的。此文发表后，曾有若干人士致信傅斯年，讨论这一问题。据说其中有一位郑君，在谈到中国近代的外患时，认为日、英、法三国为中国的头号仇敌。傅斯年在回信中要他不要忘记俄国，并告诉他俄国（包括帝俄和苏俄）侵略中国屠杀华人的史实。傅在信中以悲壮的语调说道：“请你看谁并了中国领土最多？以西北论，不特藩邦皆亡于俄，即伊犁将军的直接辖境，亦以‘回乱’、‘代管’一幕中丧失其一半。你看现在的地图，不是伊犁直在边界上吗？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陷角吗？原来的疆土巴尔喀什湖在内。再看东北，尼布楚条约（康熙朝）中俄分界，以北冰洋、太平洋之分水岭为界，所以全部的俄属东海滨州、黑龙江州，是中国的直接统治区域。其中虽地广人稀，但汉人移居者已不在少数，在咸丰间已遭屠杀。而爱珲一地，所谓江东六十四屯，其居民（多是汉人移民者）在庚子年几乎全数被俄国马队赶到江里去，留下几个解到彼得斯堡。试看东海滨州、黑龙江州的几个俄国大城，哪一个不有汉名？（如伯力、庙街、海参崴等等）那时候这些地方已经有不少移民，而一齐杀戮。这些地方，在清朝政治系统上是与中国内地一般直接的。所以你所恨‘日、英、法’一个次序，至少把俄国加入吧！”又说：“苏俄革命时，中国人在俄境者尚有数十万，史达林在清党中，全数迁到Kharsakstan或以西，下落全不明了，你知道吗？这些人有许多在苏联建过功勋，苏波战事中，中国人有十几万。”傅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中，用自己的价值判断
　　
　　文/岳南
　　
　　方式分析了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否定了其先进性。认为苏联是中国面临的敌人，其野蛮主义与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和沙俄是一样的。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苏俄是帝国主义者，是扩张主义者。在他看来，斯大林执政后，“狐狸尾巴就出现了”，俄罗斯历史上所有的暴君统统成了民族英雄。帝俄时代曾因征讨罗马尼亚建立战功的将军西窝涅夫铜像，自敖德萨仓库中走上了罗马尼亚河外的广场，就是明证。傅氏还认为苏联专事向外扩张，而不向内发展。到处威胁别国的安全，可以说“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就必须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因为旧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苏联的新野蛮主义，正是横在我们眼前最大的危机，也是我民族生存最大的威胁”傅斯年不仅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反对苏联，而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更加反对苏联。他认为苏联对内对外展现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面容，而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嘴脸。所谓的“自由”、“平等”本来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式的不平等”。傅氏后来著文说：“马克思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再说，在××主义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他那种组织，组织到极度，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过分的组织固然妨碍‘自由’，过分的组织又何尝不妨碍‘平等’？”“再说，……财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响‘平等’、影响‘自由’，政权之如此集中，决不给私人留点‘自由’的余地，岂不是影响‘自由’、影响‘平等’？”政权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钱集中为害更大，更影响平等。”傅斯年认为平等是一个法律的观念，没有平等的法律，那里来的平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国家资本，国家是谁？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选拔式的封建主义”（虽然不是遗传的，却是一个特殊阶级在广大民众上统治，权力无限的统治）、“唯物论的东正教会”（其愚民政策完全一致）。因而傅斯年说，“苏联实在是自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个政治组织，因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动的部分，而混为一体。”傅斯年不幸而言中。1945年2月，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密会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商讨对日本最后作战及战后的相关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苏联提出：外蒙古维持现状；库页岛交还苏联；苏联在中国大连港的优越权得以保证，恢复苏联海军租借旅顺港；保证苏联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优越权益；千岛群岛划交苏联，等等。最终，美国妥协，与苏联签订密约，允许对方于战后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国民政府被蒙在鼓里。直到5月下旬，美国大使赫尔利在重庆拜会蒋介石时，才将协议内容告诉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惊”，责令行政院长宋子文把协议内容搞个清楚，弄个明白，不要让人继续把自己当傻蛋，令世界舆论为之腾笑。6月9日，继罗斯福病逝之后出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华府接见宋子文时，正式出示了协议文本，至此，雅尔塔秘密协议才为国民政府高层人士所知。迫于时势，蒋介石曲与容忍，决定派代表团赴苏谈判。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数十万进军中国东北。在斯大林以“如不迅速达成协议，中共军队就要进入满洲”等要挟下，蒋介石只好咬牙同意苏联提出的条件。8月14日，“中苏同盟友好条约”签订，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的全部要求得以实现，美国获得了在中国的主导权，蒋介石则得到了苏联方面不支持中共、“军令政令统一”于蒋介石本人的承诺。1946年1月16日，张莘夫奉命带领7名“满炭”工程师赴中共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在回沈阳途中1943年11月，一行八人于抚顺以西的李二石寨车站，被抢劫搬运东北工业设施的苏联红军劫往南山枪杀，随行七人同时遇难。当时，苏联红军正准备从东北撤退，为了捞足本钱并使之翻倍增长，苏军开始大量拆运占领区的工矿、交通甚至房产设备，以此作为战利品运往国内，对可移动财产更是疯狂侵吞掠夺。据唐纵日记载：“据报沈阳有工厂四千五百七十家，现仅有二十家开工，余多已被掠。”另据统计，二战末期，苏联在东北地区共掠夺战利品损失为1946年币值的53.4亿日元，折合当时美元13.6亿万。尚不含没有折价的白金32401.55克、白银1866549.69克和钻石741.0662克。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财产损失133亿美元，而仅苏军从东北掠走的财产即价值13亿美元。也就是说，1945至1946年，苏联从东北掠夺的物资，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至于苏军在东北地区肆意蹂躏中国同胞，强奸妇女，更是不在话下。面对苏军的种种恶行，国人早已恨之入骨，欲啖之而后快，只是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敏感形势，以及蒋介石此前坚持的“忍气吞声,负重致远”（日记）的精神，一直忍而未发。当《雅尔塔协定》内容突然披露后，无论是国民党要员还是普通民众，压抑的情感如火山一样喷射而出，重庆、南京、上海、汉口、杭州、南昌、北平、青岛等中国各大城市，迅即爆发了反苏示威大游行，各界知识分子与高校师生更是以悲壮的心境成为反苏游行的中坚力量，喊出了“打倒赤色帝国主义”，“俄国佬滚出东三省”等口号。国民党上层甚至蒋介石本人也于悲愤中不再坚持“忍气吞声，负重致远”的处事法则，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次全国范围内的示威游行，其涉及面之广、规模之大，为抗战以来所罕见。1946年2月11日，雅尔塔密约正式公布，激起了冲天巨澜。傅斯年与《大公报》主笔王云五等20人联合在各报发表宣言，强烈抗议这个秘密协定。2月22日，重庆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强烈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各地学生通电纷起响应。25日，傅斯年又在大公报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一文，坚决反对东北政治经济的特殊化和外倾化以及疆域的分割化。傅斯年此文一出，国人精神为之一振，反抗苏俄之风更加炽烈。由于全中国广大民众的愤怒与舆论的强烈谴责，苏军终于在1946年3月撤出东北，但所侵占中国领土与财产问题却不了了之。23日，蒋介石出席了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其间与罗斯福单独举行会谈，主要讨论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地区的归还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在战后一律归还中国，琉球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是否维持应由日本人民自决；朝鲜的独立可予以保障。
　　
　　开罗会议，标志着抗日战争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国内与国际的大气侯已呈柳暗花明之势，国人多憧憬着战后的美丽远景。因此后方的若干学人，急不可耐地提出了战后建都问题，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主张战后仍在南京，有人主张迁都长春，有人主张迁都北平或西安等。受这股风潮影响，尚来主张“反攻第一，收复失地第一，而笑人家谈战后事”的傅斯年，也在悄悄地思考酝酿这一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思考的结果是应迁都北平。这一主张理由很多，而最为主要的，便是迁都北方可以全力抗制苏俄。傅氏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国人应鼓起勇气，效法汉唐定都长安的精神，把国都放在与强邻接近的地方（汉唐的主要压力来自于西北地区匈奴等少数民族）。当时的苏俄对中国的野心日炽，傅斯年碍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和中苏正在进行“邦交”活动，从大局着想，没有对苏俄作明显的指责，但他没忘了委婉地告诉国人，苏俄将来必为中国的大患，以此唤起沉浸在麻木中的国人注意。这一观点他在稍后发表的《战后建都问题》一文中可以相见：
　　
　　方式分析了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否定了其先进性。认为苏联是中国面临的敌人，其野蛮主义与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和沙俄是一样的。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苏俄是帝国主义者，是扩张主义者。在他看来，斯大林执政后，“狐狸尾巴就出现了”，俄罗斯历史上所有的暴君统统成了民族英雄。帝俄时代曾因征讨罗马尼亚建立战功的将军西窝涅夫铜像，自敖德萨仓库中走上了罗马尼亚河外的广场，就是明证。傅氏还认为苏联专事向外扩张，而不向内发展。到处威胁别国的安全，可以说“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就必须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因为旧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苏联的新野蛮主义，正是横在我们眼前最大的危机，也是我民族生存最大的威胁”傅斯年不仅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反对苏联，而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更加反对苏联。他认为苏联对内对外展现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面容，而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嘴脸。所谓的“自由”、“平等”本来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式的不平等”。傅氏后来著文说：“马克思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再说，在××主义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他那种组织，组织到极度，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过分的组织固然妨碍‘自由’，过分的组织又何尝不妨碍‘平等’？”“再说，……财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响‘平等’、影响‘自由’，政权之如此集中，决不给私人留点‘自由’的余地，岂不是影响‘自由’、影响‘平等’？”政权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钱集中为害更大，更影响平等。”傅斯年认为平等是一个法律的观念，没有平等的法律，那里来的平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国家资本，国家是谁？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选拔式的封建主义”（虽然不是遗传的，却是一个特殊阶级在广大民众上统治，权力无限的统治）、“唯物论的东正教会”（其愚民政策完全一致）。因而傅斯年说，“苏联实在是自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个政治组织，因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动的部分，而混为一体。”傅斯年不幸而言中。1945年2月，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密会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商讨对日本最后作战及战后的相关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苏联提出：外蒙古维持现状；库页岛交还苏联；苏联在中国大连港的优越权得以保证，恢复苏联海军租借旅顺港；保证苏联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优越权益；千岛群岛划交苏联，等等。最终，美国妥协，与苏联签订密约，允许对方于战后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国民政府被蒙在鼓里。直到5月下旬，美国大使赫尔利在重庆拜会蒋介石时，才将协议内容告诉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惊”，责令行政院长宋子文把协议内容搞个清楚，弄个明白，不要让人继续把自己当傻蛋，令世界舆论为之腾笑。6月9日，继罗斯福病逝之后出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华府接见宋子文时，正式出示了协议文本，至此，雅尔塔秘密协议才为国民政府高层人士所知。迫于时势，蒋介石曲与容忍，决定派代表团赴苏谈判。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数十万进军中国东北。在斯大林以“如不迅速达成协议，中共军队就要进入满洲”等要挟下，蒋介石只好咬牙同意苏联提出的条件。8月14日，“中苏同盟友好条约”签订，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的全部要求得以实现，美国获得了在中国的主导权，蒋介石则得到了苏联方面不支持中共、“军令政令统一”于蒋介石本人的承诺。1946年1月16日，张莘夫奉命带领7名“满炭”工程师赴中共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在回沈阳途中
　　
　　，一行八人于抚顺以西的李二石寨车站，被抢劫搬运东北工业设施的苏联红军劫往南山枪杀，随行七人同时遇难。当时，苏联红军正准备从东北撤退，为了捞足本钱并使之翻倍增长，苏军开始大量拆运占领区的工矿、交通甚至房产设备，以此作为战利品运往国内，对可移动财产更是疯狂侵吞掠夺。据唐纵日记载：“据报沈阳有工厂四千五百七十家，现仅有二十家开工，余多已被掠。”另据统计，二战末期，苏联在东北地区共掠夺战利品损失为1946年币值的53.4亿日元，折合当时美元13.6亿万。尚不含没有折价的白金32401.55克、白银1866549.69克和钻石741.0662克。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财产损失133亿美元，而仅苏军从东北掠走的财产即价值13亿美元。也就是说，1945至1946年，苏联从东北掠夺的物资，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至于苏军在东北地区肆意蹂躏中国同胞，强奸妇女，更是不在话下。面对苏军的种种恶行，国人早已恨之入骨，欲啖之而后快，只是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敏感形势，以及蒋介石此前坚持的“忍气吞声,负重致远”（日记）的精神，一直忍而未发。当《雅尔塔协定》内容突然披露后，无论是国民党要员还是普通民众，压抑的情感如火山一样喷射而出，重庆、南京、上海、汉口、杭州、南昌、北平、青岛等中国各大城市，迅即爆发了反苏示威大游行，各界知识分子与高校师生更是以悲壮的心境成为反苏游行的中坚力量，喊出了“打倒赤色帝国主义”，“俄国佬滚出东三省”等口号。国民党上层甚至蒋介石本人也于悲愤中不再坚持“忍气吞声，负重致远”的处事法则，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次全国范围内的示威游行，其涉及面之广、规模之大，为抗战以来所罕见。1946年2月11日，雅尔塔密约正式公布，激起了冲天巨澜。傅斯年与《大公报》主笔王云五等20人联合在各报发表宣言，强烈抗议这个秘密协定。2月22日，重庆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强烈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各地学生通电纷起响应。25日，傅斯年又在大公报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一文，坚决反对东北政治经济的特殊化和外倾化以及疆域的分割化。傅斯年此文一出，国人精神为之一振，反抗苏俄之风更加炽烈。由于全中国广大民众的愤怒与舆论的强烈谴责，苏军终于在1946年3月撤出东北，但所侵占中国领土与财产问题却不了了之。傅说：“强大的苏联，与我们工业化的基础地域接壤，这个事实使得我们更该赶快工业化这个区域战后首都为何设在北平傅斯年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文岳南1943年11月23日，蒋介石出席了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其间与罗斯福单独举行会谈，主要讨论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地区的归还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在战后一律归还中国，琉球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是否维持应由日本人民自决；朝鲜的独立可予以保障。开罗会议，标志着抗日战争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国内与国际的大气侯已呈柳暗花明之势，国人多憧憬着战后的美丽远景。因此后方的若干学人，急不可耐地提出了战后建都问题，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主张战后仍在南京，有人主张迁都长春，有人主张迁都北平或西安等。受这股风潮影响，尚来主张“反攻第一，收复失地第一，而笑人家谈战后事”的傅斯年，也在悄悄地思考酝酿这一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思考的结果是应迁都北平。这一主张理由很多，而最为主要的，便是迁都北方可以全力抗制苏俄。傅氏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国人应鼓起勇气，效法汉唐定都长安的精神，把国都放在与强邻接近的地方（汉唐的主要压力来自于西北地区匈奴等少数民族）。当时的苏俄对中国的野心日炽，傅斯年碍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和中苏正在进行“邦交”活动，从大局着想，没有对苏俄作明显的指责，但他没忘了委婉地告诉国人，苏俄将来必为中国的大患，以此唤起沉浸在麻木中的国人注意。这一观点他在稍后发表的《战后建都问题》一文中可以相见：傅说：“强大的苏联，与我们工业化的基础地域接壤，这个事实使得我们更该赶快工业化这个区域。我们的头脑，理当放在与我们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则有变为顽冥之虑。大凡两个国家，接触近，较易维持和平；接触远，较可由忽略而无事生事。远例如宋金，本是盟国，以不接头而生侵略。近例如黑龙江之役，假如当时政府在北平，或者对那事注意要多些吧！”又说：“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华北四省（冀、豫、鲁、晋）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这个十省大工业农牧圈，是中华民国建国的大本钱。有这十省，我们的资源尚不及美苏与大英帝国，没有这十省，我们决做不了一等国家，决赶不上法德，只比意大利好些而已。”文中虽然仍称苏俄为“友邦”，但内中却暗含着一个鲁迅式的“友邦惊诧论”，通篇的立意则是非常明显的。此文发表后，曾有若干人士致信傅斯年，讨论这一问题。据说其中有一位郑君，在谈到中国近代的外患时，认为日、英、法三国为中国的头号仇敌。傅斯年在回信中要他不要忘记俄国，并告诉他俄国（包括帝俄和苏俄）侵略中国屠杀华人的史实。傅在信中以悲壮的语调说道：“请你看谁并了中国领土最多？以西北论，不特藩邦皆亡于俄，即伊犁将军的直接辖境，亦以‘回乱’、‘代管’一幕中丧失其一半。你看现在的地图，不是伊犁直在边界上吗？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陷角吗？原来的疆土巴尔喀什湖在内。再看东北，尼布楚条约（康熙朝）中俄分界，以北冰洋、太平洋之分水岭为界，所以全部的俄属东海滨州、黑龙江州，是中国的直接统治区域。其中虽地广人稀，但汉人移居者已不在少数，在咸丰间已遭屠杀。而爱珲一地，所谓江东六十四屯，其居民（多是汉人移民者）在庚子年几乎全数被俄国马队赶到江里去，留下几个解到彼得斯堡。试看东海滨州、黑龙江州的几个俄国大城，哪一个不有汉名？（如伯力、庙街、海参崴等等）那时候这些地方已经有不少移民，而一齐杀戮。这些地方，在清朝政治系统上是与中国内地一般直接的。所以你所恨‘日、英、法’一个次序，至少把俄国加入吧！”又说：“苏俄革命时，中国人在俄境者尚有数十万，史达林在清党中，全数迁到Kharsakstan或以西，下落全不明了，你知道吗？这些人有许多在苏联建过功勋，苏波战事中，中国人有十几万。”傅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中，用自己的价值判断。我们的头脑，理当放在与我们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则有变为顽冥之虑。大凡两个国家，接触近，较易维持和平；接触远，较可由忽略而无事生事。远例如宋金，本是盟国，以不接头而生侵略。近例如黑龙江之役，假如当时政府在北平，或者对那事注意要多些吧！”
　　
　　方式分析了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否定了其先进性。认为苏联是中国面临的敌人，其野蛮主义与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和沙俄是一样的。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苏俄是帝国主义者，是扩张主义者。在他看来，斯大林执政后，“狐狸尾巴就出现了”，俄罗斯历史上所有的暴君统统成了民族英雄。帝俄时代曾因征讨罗马尼亚建立战功的将军西窝涅夫铜像，自敖德萨仓库中走上了罗马尼亚河外的广场，就是明证。傅氏还认为苏联专事向外扩张，而不向内发展。到处威胁别国的安全，可以说“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就必须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因为旧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苏联的新野蛮主义，正是横在我们眼前最大的危机，也是我民族生存最大的威胁”傅斯年不仅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反对苏联，而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更加反对苏联。他认为苏联对内对外展现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面容，而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嘴脸。所谓的“自由”、“平等”本来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式的不平等”。傅氏后来著文说：“马克思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再说，在××主义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他那种组织，组织到极度，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过分的组织固然妨碍‘自由’，过分的组织又何尝不妨碍‘平等’？”“再说，……财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响‘平等’、影响‘自由’，政权之如此集中，决不给私人留点‘自由’的余地，岂不是影响‘自由’、影响‘平等’？”政权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钱集中为害更大，更影响平等。”傅斯年认为平等是一个法律的观念，没有平等的法律，那里来的平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国家资本，国家是谁？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选拔式的封建主义”（虽然不是遗传的，却是一个特殊阶级在广大民众上统治，权力无限的统治）、“唯物论的东正教会”（其愚民政策完全一致）。因而傅斯年说，“苏联实在是自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个政治组织，因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动的部分，而混为一体。”傅斯年不幸而言中。1945年2月，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密会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商讨对日本最后作战及战后的相关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苏联提出：外蒙古维持现状；库页岛交还苏联；苏联在中国大连港的优越权得以保证，恢复苏联海军租借旅顺港；保证苏联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优越权益；千岛群岛划交苏联，等等。最终，美国妥协，与苏联签订密约，允许对方于战后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国民政府被蒙在鼓里。直到5月下旬，美国大使赫尔利在重庆拜会蒋介石时，才将协议内容告诉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惊”，责令行政院长宋子文把协议内容搞个清楚，弄个明白，不要让人继续把自己当傻蛋，令世界舆论为之腾笑。6月9日，继罗斯福病逝之后出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华府接见宋子文时，正式出示了协议文本，至此，雅尔塔秘密协议才为国民政府高层人士所知。迫于时势，蒋介石曲与容忍，决定派代表团赴苏谈判。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数十万进军中国东北。在斯大林以“如不迅速达成协议，中共军队就要进入满洲”等要挟下，蒋介石只好咬牙同意苏联提出的条件。8月14日，“中苏同盟友好条约”签订，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的全部要求得以实现，美国获得了在中国的主导权，蒋介石则得到了苏联方面不支持中共、“军令政令统一”于蒋介石本人的承诺。1946年1月16日，张莘夫奉命带领7名“满炭”工程师赴中共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在回沈阳途中又说：“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华北四省（冀、豫、鲁、晋）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这个十省大工业农牧圈，是中华民国建国的大本钱。有这十省，我们的资源尚不及美苏与大英帝国，没有这十省，我们决做不了一等国家，决赶不上法德，只比意大利好些而已。”
　　
　　战后首都为何设在北平傅斯年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文岳南1943年11月23日，蒋介石出席了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其间与罗斯福单独举行会谈，主要讨论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地区的归还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在战后一律归还中国，琉球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是否维持应由日本人民自决；朝鲜的独立可予以保障。开罗会议，标志着抗日战争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国内与国际的大气侯已呈柳暗花明之势，国人多憧憬着战后的美丽远景。因此后方的若干学人，急不可耐地提出了战后建都问题，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主张战后仍在南京，有人主张迁都长春，有人主张迁都北平或西安等。受这股风潮影响，尚来主张“反攻第一，收复失地第一，而笑人家谈战后事”的傅斯年，也在悄悄地思考酝酿这一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思考的结果是应迁都北平。这一主张理由很多，而最为主要的，便是迁都北方可以全力抗制苏俄。傅氏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国人应鼓起勇气，效法汉唐定都长安的精神，把国都放在与强邻接近的地方（汉唐的主要压力来自于西北地区匈奴等少数民族）。当时的苏俄对中国的野心日炽，傅斯年碍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和中苏正在进行“邦交”活动，从大局着想，没有对苏俄作明显的指责，但他没忘了委婉地告诉国人，苏俄将来必为中国的大患，以此唤起沉浸在麻木中的国人注意。这一观点他在稍后发表的《战后建都问题》一文中可以相见：傅说：“强大的苏联，与我们工业化的基础地域接壤，这个事实使得我们更该赶快工业化这个区域。我们的头脑，理当放在与我们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则有变为顽冥之虑。大凡两个国家，接触近，较易维持和平；接触远，较可由忽略而无事生事。远例如宋金，本是盟国，以不接头而生侵略。近例如黑龙江之役，假如当时政府在北平，或者对那事注意要多些吧！”又说：“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华北四省（冀、豫、鲁、晋）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这个十省大工业农牧圈，是中华民国建国的大本钱。有这十省，我们的资源尚不及美苏与大英帝国，没有这十省，我们决做不了一等国家，决赶不上法德，只比意大利好些而已。”文中虽然仍称苏俄为“友邦”，但内中却暗含着一个鲁迅式的“友邦惊诧论”，通篇的立意则是非常明显的。此文发表后，曾有若干人士致信傅斯年，讨论这一问题。据说其中有一位郑君，在谈到中国近代的外患时，认为日、英、法三国为中国的头号仇敌。傅斯年在回信中要他不要忘记俄国，并告诉他俄国（包括帝俄和苏俄）侵略中国屠杀华人的史实。傅在信中以悲壮的语调说道：“请你看谁并了中国领土最多？以西北论，不特藩邦皆亡于俄，即伊犁将军的直接辖境，亦以‘回乱’、‘代管’一幕中丧失其一半。你看现在的地图，不是伊犁直在边界上吗？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陷角吗？原来的疆土巴尔喀什湖在内。再看东北，尼布楚条约（康熙朝）中俄分界，以北冰洋、太平洋之分水岭为界，所以全部的俄属东海滨州、黑龙江州，是中国的直接统治区域。其中虽地广人稀，但汉人移居者已不在少数，在咸丰间已遭屠杀。而爱珲一地，所谓江东六十四屯，其居民（多是汉人移民者）在庚子年几乎全数被俄国马队赶到江里去，留下几个解到彼得斯堡。试看东海滨州、黑龙江州的几个俄国大城，哪一个不有汉名？（如伯力、庙街、海参崴等等）那时候这些地方已经有不少移民，而一齐杀戮。这些地方，在清朝政治系统上是与中国内地一般直接的。所以你所恨‘日、英、法’一个次序，至少把俄国加入吧！”又说：“苏俄革命时，中国人在俄境者尚有数十万，史达林在清党中，全数迁到Kharsakstan或以西，下落全不明了，你知道吗？这些人有许多在苏联建过功勋，苏波战事中，中国人有十几万。”傅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中，用自己的价值判断文中虽然仍称苏俄为“友邦”，但内中却暗含着一个鲁迅式的“友邦惊诧论”，通篇的立意则是非常明显的。
　　
　　此文发表后，曾有若干人士致信傅斯年，讨论这一问题。据说其中有一位郑君，在谈到中国近代的外患时，认为日、英、法三国为中国的头号仇敌。傅斯年在回信中要他不要忘记俄国，并告诉他俄国（包括帝俄和苏俄）侵略中国屠杀华人的史实。傅在信中以悲壮的语调说道：“请你看谁并了中国领土最多？以西北论，不特藩邦皆亡于俄，即伊犁将军的直接辖境，亦以‘回乱’、‘代管’一幕中丧失其一半。你看现在的地图，不是伊犁直在边界上吗？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陷角吗？原来的疆土巴尔喀什湖在内。再看东北，尼布楚条约（康熙朝）中俄分界，以北冰洋、太平洋之分水岭为界，所以全部的俄属东海滨州、黑龙江州，是中国的直接统治区域。其中虽地广人稀，但汉人移居者已不在少数，在咸丰间已遭屠杀。而爱珲一地，所谓江东六十四屯，其居民（多是汉人移民者）在庚子年几乎全数被俄国马队赶到江里去，留下几个解到彼得斯堡。试看东海滨州、黑龙江州的几个俄国大城，哪一个不有汉名？（如伯力、庙街、海参崴等等）那时候这些地方已经有不少移民，而一齐杀戮。这些地方，在清朝政治系统上是与中国内地一般直接的。所以你所恨‘日、英、法’一个次序，至少把俄国加入吧！”
　　
　　又说：“苏俄革命时，中国人在俄境者尚有数十万，史达林在清党中，全数迁到战后首都为何设在北平傅斯年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文岳南1943年11月23日，蒋介石出席了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其间与罗斯福单独举行会谈，主要讨论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地区的归还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在战后一律归还中国，琉球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是否维持应由日本人民自决；朝鲜的独立可予以保障。开罗会议，标志着抗日战争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国内与国际的大气侯已呈柳暗花明之势，国人多憧憬着战后的美丽远景。因此后方的若干学人，急不可耐地提出了战后建都问题，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主张战后仍在南京，有人主张迁都长春，有人主张迁都北平或西安等。受这股风潮影响，尚来主张“反攻第一，收复失地第一，而笑人家谈战后事”的傅斯年，也在悄悄地思考酝酿这一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思考的结果是应迁都北平。这一主张理由很多，而最为主要的，便是迁都北方可以全力抗制苏俄。傅氏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国人应鼓起勇气，效法汉唐定都长安的精神，把国都放在与强邻接近的地方（汉唐的主要压力来自于西北地区匈奴等少数民族）。当时的苏俄对中国的野心日炽，傅斯年碍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和中苏正在进行“邦交”活动，从大局着想，没有对苏俄作明显的指责，但他没忘了委婉地告诉国人，苏俄将来必为中国的大患，以此唤起沉浸在麻木中的国人注意。这一观点他在稍后发表的《战后建都问题》一文中可以相见：傅说：“强大的苏联，与我们工业化的基础地域接壤，这个事实使得我们更该赶快工业化这个区域。我们的头脑，理当放在与我们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则有变为顽冥之虑。大凡两个国家，接触近，较易维持和平；接触远，较可由忽略而无事生事。远例如宋金，本是盟国，以不接头而生侵略。近例如黑龙江之役，假如当时政府在北平，或者对那事注意要多些吧！”又说：“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华北四省（冀、豫、鲁、晋）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这个十省大工业农牧圈，是中华民国建国的大本钱。有这十省，我们的资源尚不及美苏与大英帝国，没有这十省，我们决做不了一等国家，决赶不上法德，只比意大利好些而已。”文中虽然仍称苏俄为“友邦”，但内中却暗含着一个鲁迅式的“友邦惊诧论”，通篇的立意则是非常明显的。此文发表后，曾有若干人士致信傅斯年，讨论这一问题。据说其中有一位郑君，在谈到中国近代的外患时，认为日、英、法三国为中国的头号仇敌。傅斯年在回信中要他不要忘记俄国，并告诉他俄国（包括帝俄和苏俄）侵略中国屠杀华人的史实。傅在信中以悲壮的语调说道：“请你看谁并了中国领土最多？以西北论，不特藩邦皆亡于俄，即伊犁将军的直接辖境，亦以‘回乱’、‘代管’一幕中丧失其一半。你看现在的地图，不是伊犁直在边界上吗？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陷角吗？原来的疆土巴尔喀什湖在内。再看东北，尼布楚条约（康熙朝）中俄分界，以北冰洋、太平洋之分水岭为界，所以全部的俄属东海滨州、黑龙江州，是中国的直接统治区域。其中虽地广人稀，但汉人移居者已不在少数，在咸丰间已遭屠杀。而爱珲一地，所谓江东六十四屯，其居民（多是汉人移民者）在庚子年几乎全数被俄国马队赶到江里去，留下几个解到彼得斯堡。试看东海滨州、黑龙江州的几个俄国大城，哪一个不有汉名？（如伯力、庙街、海参崴等等）那时候这些地方已经有不少移民，而一齐杀戮。这些地方，在清朝政治系统上是与中国内地一般直接的。所以你所恨‘日、英、法’一个次序，至少把俄国加入吧！”又说：“苏俄革命时，中国人在俄境者尚有数十万，史达林在清党中，全数迁到Kharsakstan或以西，下落全不明了，你知道吗？这些人有许多在苏联建过功勋，苏波战事中，中国人有十几万。”傅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中，用自己的价值判断Kharsakstan或以西，下落全不明了，你知道吗？这些人有许多在苏联建过功勋，苏波战事中，中国人有十几万。”
　　
　　傅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中，用自己的价值判断方式分析了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战后首都为何设在北平傅斯年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文岳南1943年11月23日，蒋介石出席了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其间与罗斯福单独举行会谈，主要讨论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地区的归还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在战后一律归还中国，琉球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是否维持应由日本人民自决；朝鲜的独立可予以保障。开罗会议，标志着抗日战争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国内与国际的大气侯已呈柳暗花明之势，国人多憧憬着战后的美丽远景。因此后方的若干学人，急不可耐地提出了战后建都问题，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主张战后仍在南京，有人主张迁都长春，有人主张迁都北平或西安等。受这股风潮影响，尚来主张“反攻第一，收复失地第一，而笑人家谈战后事”的傅斯年，也在悄悄地思考酝酿这一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思考的结果是应迁都北平。这一主张理由很多，而最为主要的，便是迁都北方可以全力抗制苏俄。傅氏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国人应鼓起勇气，效法汉唐定都长安的精神，把国都放在与强邻接近的地方（汉唐的主要压力来自于西北地区匈奴等少数民族）。当时的苏俄对中国的野心日炽，傅斯年碍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和中苏正在进行“邦交”活动，从大局着想，没有对苏俄作明显的指责，但他没忘了委婉地告诉国人，苏俄将来必为中国的大患，以此唤起沉浸在麻木中的国人注意。这一观点他在稍后发表的《战后建都问题》一文中可以相见：傅说：“强大的苏联，与我们工业化的基础地域接壤，这个事实使得我们更该赶快工业化这个区域。我们的头脑，理当放在与我们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则有变为顽冥之虑。大凡两个国家，接触近，较易维持和平；接触远，较可由忽略而无事生事。远例如宋金，本是盟国，以不接头而生侵略。近例如黑龙江之役，假如当时政府在北平，或者对那事注意要多些吧！”又说：“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华北四省（冀、豫、鲁、晋）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这个十省大工业农牧圈，是中华民国建国的大本钱。有这十省，我们的资源尚不及美苏与大英帝国，没有这十省，我们决做不了一等国家，决赶不上法德，只比意大利好些而已。”文中虽然仍称苏俄为“友邦”，但内中却暗含着一个鲁迅式的“友邦惊诧论”，通篇的立意则是非常明显的。此文发表后，曾有若干人士致信傅斯年，讨论这一问题。据说其中有一位郑君，在谈到中国近代的外患时，认为日、英、法三国为中国的头号仇敌。傅斯年在回信中要他不要忘记俄国，并告诉他俄国（包括帝俄和苏俄）侵略中国屠杀华人的史实。傅在信中以悲壮的语调说道：“请你看谁并了中国领土最多？以西北论，不特藩邦皆亡于俄，即伊犁将军的直接辖境，亦以‘回乱’、‘代管’一幕中丧失其一半。你看现在的地图，不是伊犁直在边界上吗？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陷角吗？原来的疆土巴尔喀什湖在内。再看东北，尼布楚条约（康熙朝）中俄分界，以北冰洋、太平洋之分水岭为界，所以全部的俄属东海滨州、黑龙江州，是中国的直接统治区域。其中虽地广人稀，但汉人移居者已不在少数，在咸丰间已遭屠杀。而爱珲一地，所谓江东六十四屯，其居民（多是汉人移民者）在庚子年几乎全数被俄国马队赶到江里去，留下几个解到彼得斯堡。试看东海滨州、黑龙江州的几个俄国大城，哪一个不有汉名？（如伯力、庙街、海参崴等等）那时候这些地方已经有不少移民，而一齐杀戮。这些地方，在清朝政治系统上是与中国内地一般直接的。所以你所恨‘日、英、法’一个次序，至少把俄国加入吧！”又说：“苏俄革命时，中国人在俄境者尚有数十万，史达林在清党中，全数迁到Kharsakstan或以西，下落全不明了，你知道吗？这些人有许多在苏联建过功勋，苏波战事中，中国人有十几万。”傅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中，用自己的价值判断,否定了其先进性。认为苏联是中国面临的敌人，其野蛮主义与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和沙俄是一样的。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苏俄是帝国主义者，是扩张主义者。在他看来，斯大林执政后，“狐狸尾巴就出现了”，俄罗斯历史上所有的暴君统统成了民族英雄。帝俄时代曾因征讨罗马尼亚建立战功的将军西窝涅夫铜像，自敖德萨仓库中走上了罗马尼亚河外的广场，就是明证。傅氏还认为苏联专事向外扩张，而不向内发展。到处威胁别国的安全，可以说“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就必须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因为旧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苏联的新野蛮主义，正是横在我们眼前最大的危机，也是我民族生存最大的威胁”
　　
　　傅斯年不仅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反对苏联，而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更加反对苏联。他认为苏联对内对外展现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面容，而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嘴脸。所谓的“自由”、“平等”本来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式的不平等”。傅氏后来著文说：“马克思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再说，在××主义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他那种组织，组织到极度，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过分的组织固然妨碍‘自由’，过分的组织又何尝不妨碍‘平等’？”“再说，……财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响‘平等’、影响‘自由’，政权之如此集中，决不给私人留点‘自由’的余地，岂不是影响‘自由’、影响‘平等’？”政权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钱集中为害更大，更影响平等。”
　　
　　，一行八人于抚顺以西的李二石寨车站，被抢劫搬运东北工业设施的苏联红军劫往南山枪杀，随行七人同时遇难。当时，苏联红军正准备从东北撤退，为了捞足本钱并使之翻倍增长，苏军开始大量拆运占领区的工矿、交通甚至房产设备，以此作为战利品运往国内，对可移动财产更是疯狂侵吞掠夺。据唐纵日记载：“据报沈阳有工厂四千五百七十家，现仅有二十家开工，余多已被掠。”另据统计，二战末期，苏联在东北地区共掠夺战利品损失为1946年币值的53.4亿日元，折合当时美元13.6亿万。尚不含没有折价的白金32401.55克、白银1866549.69克和钻石741.0662克。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财产损失133亿美元，而仅苏军从东北掠走的财产即价值13亿美元。也就是说，1945至1946年，苏联从东北掠夺的物资，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至于苏军在东北地区肆意蹂躏中国同胞，强奸妇女，更是不在话下。面对苏军的种种恶行，国人早已恨之入骨，欲啖之而后快，只是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敏感形势，以及蒋介石此前坚持的“忍气吞声,负重致远”（日记）的精神，一直忍而未发。当《雅尔塔协定》内容突然披露后，无论是国民党要员还是普通民众，压抑的情感如火山一样喷射而出，重庆、南京、上海、汉口、杭州、南昌、北平、青岛等中国各大城市，迅即爆发了反苏示威大游行，各界知识分子与高校师生更是以悲壮的心境成为反苏游行的中坚力量，喊出了“打倒赤色帝国主义”，“俄国佬滚出东三省”等口号。国民党上层甚至蒋介石本人也于悲愤中不再坚持“忍气吞声，负重致远”的处事法则，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次全国范围内的示威游行，其涉及面之广、规模之大，为抗战以来所罕见。1946年2月11日，雅尔塔密约正式公布，激起了冲天巨澜。傅斯年与《大公报》主笔王云五等20人联合在各报发表宣言，强烈抗议这个秘密协定。2月22日，重庆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强烈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各地学生通电纷起响应。25日，傅斯年又在大公报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一文，坚决反对东北政治经济的特殊化和外倾化以及疆域的分割化。傅斯年此文一出，国人精神为之一振，反抗苏俄之风更加炽烈。由于全中国广大民众的愤怒与舆论的强烈谴责，苏军终于在1946年3月撤出东北，但所侵占中国领土与财产问题却不了了之。傅斯年认为平等是一个法律的观念，没有平等的法律，那里来的平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国家资本，国家是谁？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选拔式的封建主义”（虽然不是遗传的，却是一个特殊阶级在广大民众上统治，权力无限的统治）、“唯物论的东正教会”（其愚民政策完全一致）。因而傅斯年说，“苏联实在是自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个政治组织，因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动的部分，而混为一体。”
　　
　　战后首都为何设在北平傅斯年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文岳南1943年11月23日，蒋介石出席了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其间与罗斯福单独举行会谈，主要讨论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地区的归还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在战后一律归还中国，琉球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是否维持应由日本人民自决；朝鲜的独立可予以保障。开罗会议，标志着抗日战争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国内与国际的大气侯已呈柳暗花明之势，国人多憧憬着战后的美丽远景。因此后方的若干学人，急不可耐地提出了战后建都问题，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主张战后仍在南京，有人主张迁都长春，有人主张迁都北平或西安等。受这股风潮影响，尚来主张“反攻第一，收复失地第一，而笑人家谈战后事”的傅斯年，也在悄悄地思考酝酿这一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思考的结果是应迁都北平。这一主张理由很多，而最为主要的，便是迁都北方可以全力抗制苏俄。傅氏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国人应鼓起勇气，效法汉唐定都长安的精神，把国都放在与强邻接近的地方（汉唐的主要压力来自于西北地区匈奴等少数民族）。当时的苏俄对中国的野心日炽，傅斯年碍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和中苏正在进行“邦交”活动，从大局着想，没有对苏俄作明显的指责，但他没忘了委婉地告诉国人，苏俄将来必为中国的大患，以此唤起沉浸在麻木中的国人注意。这一观点他在稍后发表的《战后建都问题》一文中可以相见：傅说：“强大的苏联，与我们工业化的基础地域接壤，这个事实使得我们更该赶快工业化这个区域。我们的头脑，理当放在与我们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则有变为顽冥之虑。大凡两个国家，接触近，较易维持和平；接触远，较可由忽略而无事生事。远例如宋金，本是盟国，以不接头而生侵略。近例如黑龙江之役，假如当时政府在北平，或者对那事注意要多些吧！”又说：“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华北四省（冀、豫、鲁、晋）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这个十省大工业农牧圈，是中华民国建国的大本钱。有这十省，我们的资源尚不及美苏与大英帝国，没有这十省，我们决做不了一等国家，决赶不上法德，只比意大利好些而已。”文中虽然仍称苏俄为“友邦”，但内中却暗含着一个鲁迅式的“友邦惊诧论”，通篇的立意则是非常明显的。此文发表后，曾有若干人士致信傅斯年，讨论这一问题。据说其中有一位郑君，在谈到中国近代的外患时，认为日、英、法三国为中国的头号仇敌。傅斯年在回信中要他不要忘记俄国，并告诉他俄国（包括帝俄和苏俄）侵略中国屠杀华人的史实。傅在信中以悲壮的语调说道：“请你看谁并了中国领土最多？以西北论，不特藩邦皆亡于俄，即伊犁将军的直接辖境，亦以‘回乱’、‘代管’一幕中丧失其一半。你看现在的地图，不是伊犁直在边界上吗？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陷角吗？原来的疆土巴尔喀什湖在内。再看东北，尼布楚条约（康熙朝）中俄分界，以北冰洋、太平洋之分水岭为界，所以全部的俄属东海滨州、黑龙江州，是中国的直接统治区域。其中虽地广人稀，但汉人移居者已不在少数，在咸丰间已遭屠杀。而爱珲一地，所谓江东六十四屯，其居民（多是汉人移民者）在庚子年几乎全数被俄国马队赶到江里去，留下几个解到彼得斯堡。试看东海滨州、黑龙江州的几个俄国大城，哪一个不有汉名？（如伯力、庙街、海参崴等等）那时候这些地方已经有不少移民，而一齐杀戮。这些地方，在清朝政治系统上是与中国内地一般直接的。所以你所恨‘日、英、法’一个次序，至少把俄国加入吧！”又说：“苏俄革命时，中国人在俄境者尚有数十万，史达林在清党中，全数迁到Kharsakstan或以西，下落全不明了，你知道吗？这些人有许多在苏联建过功勋，苏波战事中，中国人有十几万。”傅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中，用自己的价值判断傅斯年不幸而言中。1945年2月，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密会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商讨对日本最后作战及战后的相关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苏联提出：外蒙古维持现状；库页岛交还苏联；苏联在中国大连港的优越权得以保证，恢复苏联海军租借旅顺港；保证苏联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优越权益；千岛群岛划交苏联，等等。
　　
　　最终，美国妥协，与苏联签订密约，允许对方于战后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权益。
　　
　　国民政府被蒙在鼓里。直到5月下旬，美国大使赫尔利在重庆拜会蒋介石时，才将协议内容告诉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惊”，责令行政院长宋子文把协议内容搞个清楚，弄个明白，不要让人继续把自己当傻蛋，令世界舆论为之腾笑。
　　
　　，一行八人于抚顺以西的李二石寨车站，被抢劫搬运东北工业设施的苏联红军劫往南山枪杀，随行七人同时遇难。当时，苏联红军正准备从东北撤退，为了捞足本钱并使之翻倍增长，苏军开始大量拆运占领区的工矿、交通甚至房产设备，以此作为战利品运往国内，对可移动财产更是疯狂侵吞掠夺。据唐纵日记载：“据报沈阳有工厂四千五百七十家，现仅有二十家开工，余多已被掠。”另据统计，二战末期，苏联在东北地区共掠夺战利品损失为1946年币值的53.4亿日元，折合当时美元13.6亿万。尚不含没有折价的白金32401.55克、白银1866549.69克和钻石741.0662克。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财产损失133亿美元，而仅苏军从东北掠走的财产即价值13亿美元。也就是说，1945至1946年，苏联从东北掠夺的物资，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至于苏军在东北地区肆意蹂躏中国同胞，强奸妇女，更是不在话下。面对苏军的种种恶行，国人早已恨之入骨，欲啖之而后快，只是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敏感形势，以及蒋介石此前坚持的“忍气吞声,负重致远”（日记）的精神，一直忍而未发。当《雅尔塔协定》内容突然披露后，无论是国民党要员还是普通民众，压抑的情感如火山一样喷射而出，重庆、南京、上海、汉口、杭州、南昌、北平、青岛等中国各大城市，迅即爆发了反苏示威大游行，各界知识分子与高校师生更是以悲壮的心境成为反苏游行的中坚力量，喊出了“打倒赤色帝国主义”，“俄国佬滚出东三省”等口号。国民党上层甚至蒋介石本人也于悲愤中不再坚持“忍气吞声，负重致远”的处事法则，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次全国范围内的示威游行，其涉及面之广、规模之大，为抗战以来所罕见。1946年2月11日，雅尔塔密约正式公布，激起了冲天巨澜。傅斯年与《大公报》主笔王云五等20人联合在各报发表宣言，强烈抗议这个秘密协定。2月22日，重庆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强烈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各地学生通电纷起响应。25日，傅斯年又在大公报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一文，坚决反对东北政治经济的特殊化和外倾化以及疆域的分割化。傅斯年此文一出，国人精神为之一振，反抗苏俄之风更加炽烈。由于全中国广大民众的愤怒与舆论的强烈谴责，苏军终于在1946年3月撤出东北，但所侵占中国领土与财产问题却不了了之。6月9，一行八人于抚顺以西的李二石寨车站，被抢劫搬运东北工业设施的苏联红军劫往南山枪杀，随行七人同时遇难。当时，苏联红军正准备从东北撤退，为了捞足本钱并使之翻倍增长，苏军开始大量拆运占领区的工矿、交通甚至房产设备，以此作为战利品运往国内，对可移动财产更是疯狂侵吞掠夺。据唐纵日记载：“据报沈阳有工厂四千五百七十家，现仅有二十家开工，余多已被掠。”另据统计，二战末期，苏联在东北地区共掠夺战利品损失为1946年币值的53.4亿日元，折合当时美元13.6亿万。尚不含没有折价的白金32401.55克、白银1866549.69克和钻石741.0662克。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财产损失133亿美元，而仅苏军从东北掠走的财产即价值13亿美元。也就是说，1945至1946年，苏联从东北掠夺的物资，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至于苏军在东北地区肆意蹂躏中国同胞，强奸妇女，更是不在话下。面对苏军的种种恶行，国人早已恨之入骨，欲啖之而后快，只是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敏感形势，以及蒋介石此前坚持的“忍气吞声,负重致远”（日记）的精神，一直忍而未发。当《雅尔塔协定》内容突然披露后，无论是国民党要员还是普通民众，压抑的情感如火山一样喷射而出，重庆、南京、上海、汉口、杭州、南昌、北平、青岛等中国各大城市，迅即爆发了反苏示威大游行，各界知识分子与高校师生更是以悲壮的心境成为反苏游行的中坚力量，喊出了“打倒赤色帝国主义”，“俄国佬滚出东三省”等口号。国民党上层甚至蒋介石本人也于悲愤中不再坚持“忍气吞声，负重致远”的处事法则，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次全国范围内的示威游行，其涉及面之广、规模之大，为抗战以来所罕见。1946年2月11日，雅尔塔密约正式公布，激起了冲天巨澜。傅斯年与《大公报》主笔王云五等20人联合在各报发表宣言，强烈抗议这个秘密协定。2月22日，重庆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强烈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各地学生通电纷起响应。25日，傅斯年又在大公报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一文，坚决反对东北政治经济的特殊化和外倾化以及疆域的分割化。傅斯年此文一出，国人精神为之一振，反抗苏俄之风更加炽烈。由于全中国广大民众的愤怒与舆论的强烈谴责，苏军终于在1946年3月撤出东北，但所侵占中国领土与财产问题却不了了之。日，继罗斯福病逝之后出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华府接见宋子文时，正式出示了协议文本，至此，雅尔塔秘密协议才为国民政府高层人士所知。
　　
　　方式分析了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否定了其先进性。认为苏联是中国面临的敌人，其野蛮主义与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和沙俄是一样的。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苏俄是帝国主义者，是扩张主义者。在他看来，斯大林执政后，“狐狸尾巴就出现了”，俄罗斯历史上所有的暴君统统成了民族英雄。帝俄时代曾因征讨罗马尼亚建立战功的将军西窝涅夫铜像，自敖德萨仓库中走上了罗马尼亚河外的广场，就是明证。傅氏还认为苏联专事向外扩张，而不向内发展。到处威胁别国的安全，可以说“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就必须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因为旧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苏联的新野蛮主义，正是横在我们眼前最大的危机，也是我民族生存最大的威胁”傅斯年不仅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反对苏联，而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更加反对苏联。他认为苏联对内对外展现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面容，而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嘴脸。所谓的“自由”、“平等”本来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式的不平等”。傅氏后来著文说：“马克思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再说，在××主义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他那种组织，组织到极度，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过分的组织固然妨碍‘自由’，过分的组织又何尝不妨碍‘平等’？”“再说，……财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响‘平等’、影响‘自由’，政权之如此集中，决不给私人留点‘自由’的余地，岂不是影响‘自由’、影响‘平等’？”政权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钱集中为害更大，更影响平等。”傅斯年认为平等是一个法律的观念，没有平等的法律，那里来的平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国家资本，国家是谁？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选拔式的封建主义”（虽然不是遗传的，却是一个特殊阶级在广大民众上统治，权力无限的统治）、“唯物论的东正教会”（其愚民政策完全一致）。因而傅斯年说，“苏联实在是自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个政治组织，因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动的部分，而混为一体。”傅斯年不幸而言中。1945年2月，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密会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商讨对日本最后作战及战后的相关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苏联提出：外蒙古维持现状；库页岛交还苏联；苏联在中国大连港的优越权得以保证，恢复苏联海军租借旅顺港；保证苏联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优越权益；千岛群岛划交苏联，等等。最终，美国妥协，与苏联签订密约，允许对方于战后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国民政府被蒙在鼓里。直到5月下旬，美国大使赫尔利在重庆拜会蒋介石时，才将协议内容告诉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惊”，责令行政院长宋子文把协议内容搞个清楚，弄个明白，不要让人继续把自己当傻蛋，令世界舆论为之腾笑。6月9日，继罗斯福病逝之后出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华府接见宋子文时，正式出示了协议文本，至此，雅尔塔秘密协议才为国民政府高层人士所知。迫于时势，蒋介石曲与容忍，决定派代表团赴苏谈判。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数十万进军中国东北。在斯大林以“如不迅速达成协议，中共军队就要进入满洲”等要挟下，蒋介石只好咬牙同意苏联提出的条件。8月14日，“中苏同盟友好条约”签订，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的全部要求得以实现，美国获得了在中国的主导权，蒋介石则得到了苏联方面不支持中共、“军令政令统一”于蒋介石本人的承诺。1946年1月16日，张莘夫奉命带领7名“满炭”工程师赴中共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在回沈阳途中迫于时势，蒋介石曲与容忍，决定派代表团赴苏谈判。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数十万进军中国东北。在斯大林以“如不迅速达成协议，中共军队就要进入满洲”等要挟下，蒋介石只好咬牙同意苏联提出的条件。战后首都为何设在北平傅斯年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文岳南1943年11月23日，蒋介石出席了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其间与罗斯福单独举行会谈，主要讨论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地区的归还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在战后一律归还中国，琉球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是否维持应由日本人民自决；朝鲜的独立可予以保障。开罗会议，标志着抗日战争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国内与国际的大气侯已呈柳暗花明之势，国人多憧憬着战后的美丽远景。因此后方的若干学人，急不可耐地提出了战后建都问题，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主张战后仍在南京，有人主张迁都长春，有人主张迁都北平或西安等。受这股风潮影响，尚来主张“反攻第一，收复失地第一，而笑人家谈战后事”的傅斯年，也在悄悄地思考酝酿这一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思考的结果是应迁都北平。这一主张理由很多，而最为主要的，便是迁都北方可以全力抗制苏俄。傅氏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国人应鼓起勇气，效法汉唐定都长安的精神，把国都放在与强邻接近的地方（汉唐的主要压力来自于西北地区匈奴等少数民族）。当时的苏俄对中国的野心日炽，傅斯年碍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和中苏正在进行“邦交”活动，从大局着想，没有对苏俄作明显的指责，但他没忘了委婉地告诉国人，苏俄将来必为中国的大患，以此唤起沉浸在麻木中的国人注意。这一观点他在稍后发表的《战后建都问题》一文中可以相见：傅说：“强大的苏联，与我们工业化的基础地域接壤，这个事实使得我们更该赶快工业化这个区域。我们的头脑，理当放在与我们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则有变为顽冥之虑。大凡两个国家，接触近，较易维持和平；接触远，较可由忽略而无事生事。远例如宋金，本是盟国，以不接头而生侵略。近例如黑龙江之役，假如当时政府在北平，或者对那事注意要多些吧！”又说：“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华北四省（冀、豫、鲁、晋）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这个十省大工业农牧圈，是中华民国建国的大本钱。有这十省，我们的资源尚不及美苏与大英帝国，没有这十省，我们决做不了一等国家，决赶不上法德，只比意大利好些而已。”文中虽然仍称苏俄为“友邦”，但内中却暗含着一个鲁迅式的“友邦惊诧论”，通篇的立意则是非常明显的。此文发表后，曾有若干人士致信傅斯年，讨论这一问题。据说其中有一位郑君，在谈到中国近代的外患时，认为日、英、法三国为中国的头号仇敌。傅斯年在回信中要他不要忘记俄国，并告诉他俄国（包括帝俄和苏俄）侵略中国屠杀华人的史实。傅在信中以悲壮的语调说道：“请你看谁并了中国领土最多？以西北论，不特藩邦皆亡于俄，即伊犁将军的直接辖境，亦以‘回乱’、‘代管’一幕中丧失其一半。你看现在的地图，不是伊犁直在边界上吗？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陷角吗？原来的疆土巴尔喀什湖在内。再看东北，尼布楚条约（康熙朝）中俄分界，以北冰洋、太平洋之分水岭为界，所以全部的俄属东海滨州、黑龙江州，是中国的直接统治区域。其中虽地广人稀，但汉人移居者已不在少数，在咸丰间已遭屠杀。而爱珲一地，所谓江东六十四屯，其居民（多是汉人移民者）在庚子年几乎全数被俄国马队赶到江里去，留下几个解到彼得斯堡。试看东海滨州、黑龙江州的几个俄国大城，哪一个不有汉名？（如伯力、庙街、海参崴等等）那时候这些地方已经有不少移民，而一齐杀戮。这些地方，在清朝政治系统上是与中国内地一般直接的。所以你所恨‘日、英、法’一个次序，至少把俄国加入吧！”又说：“苏俄革命时，中国人在俄境者尚有数十万，史达林在清党中，全数迁到Kharsakstan或以西，下落全不明了，你知道吗？这些人有许多在苏联建过功勋，苏波战事中，中国人有十几万。”傅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中，用自己的价值判断8月14日，“中苏同盟友好条约”签订，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的全部要求得以实现，美国获得了在中国的主导权，蒋介石则得到了苏联方面不支持中共、“军令政令统一”于蒋介石本人的承诺。
　　
　　1946年1月16日，张莘夫奉命带领7名“满炭”工程师赴中共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在回沈阳途中，一行八人于抚顺以西的李二石寨车站，被抢劫搬运东北工业设施的苏联红军劫往南山枪杀，随行七人同时遇难。当时，苏联红军正准备从东北撤退，为了捞足本钱并使之翻倍增长，苏军开始大量拆运占领区的工矿、交通甚至房产设备，以此作为战利品运往国内，对可移动财产更是疯狂侵吞掠夺。据唐纵日记载：“据报沈阳有工厂四千五百七十家，现仅有二十家开工，余多已被掠。”另据统计，二战末期，苏联在东北地区共掠夺战利品损失为1946年币值的53.4亿日元，折合当时美元13.6亿万。尚不含没有折价的白金32401.55克、白银1866549.69克和钻石741.0662克。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财产损失133亿美元，而仅苏军从东北掠走的财产即价值13亿美元。也就是说，1945至1946年，苏联从东北掠夺的物资，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至于苏军在东北地区肆意蹂躏中国同胞，强奸妇女，更是不在话下。面对苏军的种种恶行，国人早已恨之入骨，欲啖之而后快，只是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敏感形势，以及蒋介石此前坚持的“忍气吞声,负重致远”（日记）的精神，一直忍而未发。
　　
　　，一行八人于抚顺以西的李二石寨车站，被抢劫搬运东北工业设施的苏联红军劫往南山枪杀，随行七人同时遇难。当时，苏联红军正准备从东北撤退，为了捞足本钱并使之翻倍增长，苏军开始大量拆运占领区的工矿、交通甚至房产设备，以此作为战利品运往国内，对可移动财产更是疯狂侵吞掠夺。据唐纵日记载：“据报沈阳有工厂四千五百七十家，现仅有二十家开工，余多已被掠。”另据统计，二战末期，苏联在东北地区共掠夺战利品损失为1946年币值的53.4亿日元，折合当时美元13.6亿万。尚不含没有折价的白金32401.55克、白银1866549.69克和钻石741.0662克。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财产损失133亿美元，而仅苏军从东北掠走的财产即价值13亿美元。也就是说，1945至1946年，苏联从东北掠夺的物资，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至于苏军在东北地区肆意蹂躏中国同胞，强奸妇女，更是不在话下。面对苏军的种种恶行，国人早已恨之入骨，欲啖之而后快，只是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敏感形势，以及蒋介石此前坚持的“忍气吞声,负重致远”（日记）的精神，一直忍而未发。当《雅尔塔协定》内容突然披露后，无论是国民党要员还是普通民众，压抑的情感如火山一样喷射而出，重庆、南京、上海、汉口、杭州、南昌、北平、青岛等中国各大城市，迅即爆发了反苏示威大游行，各界知识分子与高校师生更是以悲壮的心境成为反苏游行的中坚力量，喊出了“打倒赤色帝国主义”，“俄国佬滚出东三省”等口号。国民党上层甚至蒋介石本人也于悲愤中不再坚持“忍气吞声，负重致远”的处事法则，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次全国范围内的示威游行，其涉及面之广、规模之大，为抗战以来所罕见。1946年2月11日，雅尔塔密约正式公布，激起了冲天巨澜。傅斯年与《大公报》主笔王云五等20人联合在各报发表宣言，强烈抗议这个秘密协定。2月22日，重庆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强烈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各地学生通电纷起响应。25日，傅斯年又在大公报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一文，坚决反对东北政治经济的特殊化和外倾化以及疆域的分割化。傅斯年此文一出，国人精神为之一振，反抗苏俄之风更加炽烈。由于全中国广大民众的愤怒与舆论的强烈谴责，苏军终于在1946年3月撤出东北，但所侵占中国领土与财产问题却不了了之。当《雅尔塔协定》内容突然披露后，无论是国民党要员还是普通民众，压抑的情感如火山一样喷射而出，重庆、南京、上海、汉口、杭州、南昌、北平、青岛等中国各大城市，迅即爆发了反苏示威大游行，各界知识分子与高校师生更是以悲壮的心境成为反苏游行的中坚力量，喊出了“打倒赤色帝国主义”，“俄国佬滚出东三省”等口号。国民党上层甚至蒋介石本人也于悲愤中不再坚持“忍气吞声，负重致远”的处事法则，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次全国范围内的示威游行，其涉及面之广、规模之大，为抗战以来所罕见。
　　
　　1946年2月11日，雅尔塔密约正式公布，激起了冲天巨澜。傅斯年与《大公报》主笔王云五等20人联合在各报发表宣言，强烈抗议这个秘密协定。2月22日，重庆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强烈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各地学生通电纷起响应。方式分析了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否定了其先进性。认为苏联是中国面临的敌人，其野蛮主义与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和沙俄是一样的。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苏俄是帝国主义者，是扩张主义者。在他看来，斯大林执政后，“狐狸尾巴就出现了”，俄罗斯历史上所有的暴君统统成了民族英雄。帝俄时代曾因征讨罗马尼亚建立战功的将军西窝涅夫铜像，自敖德萨仓库中走上了罗马尼亚河外的广场，就是明证。傅氏还认为苏联专事向外扩张，而不向内发展。到处威胁别国的安全，可以说“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就必须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因为旧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苏联的新野蛮主义，正是横在我们眼前最大的危机，也是我民族生存最大的威胁”傅斯年不仅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反对苏联，而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更加反对苏联。他认为苏联对内对外展现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面容，而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嘴脸。所谓的“自由”、“平等”本来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式的不平等”。傅氏后来著文说：“马克思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再说，在××主义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他那种组织，组织到极度，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过分的组织固然妨碍‘自由’，过分的组织又何尝不妨碍‘平等’？”“再说，……财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响‘平等’、影响‘自由’，政权之如此集中，决不给私人留点‘自由’的余地，岂不是影响‘自由’、影响‘平等’？”政权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钱集中为害更大，更影响平等。”傅斯年认为平等是一个法律的观念，没有平等的法律，那里来的平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国家资本，国家是谁？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选拔式的封建主义”（虽然不是遗传的，却是一个特殊阶级在广大民众上统治，权力无限的统治）、“唯物论的东正教会”（其愚民政策完全一致）。因而傅斯年说，“苏联实在是自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个政治组织，因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动的部分，而混为一体。”傅斯年不幸而言中。1945年2月，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密会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商讨对日本最后作战及战后的相关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苏联提出：外蒙古维持现状；库页岛交还苏联；苏联在中国大连港的优越权得以保证，恢复苏联海军租借旅顺港；保证苏联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优越权益；千岛群岛划交苏联，等等。最终，美国妥协，与苏联签订密约，允许对方于战后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国民政府被蒙在鼓里。直到5月下旬，美国大使赫尔利在重庆拜会蒋介石时，才将协议内容告诉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惊”，责令行政院长宋子文把协议内容搞个清楚，弄个明白，不要让人继续把自己当傻蛋，令世界舆论为之腾笑。6月9日，继罗斯福病逝之后出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华府接见宋子文时，正式出示了协议文本，至此，雅尔塔秘密协议才为国民政府高层人士所知。迫于时势，蒋介石曲与容忍，决定派代表团赴苏谈判。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数十万进军中国东北。在斯大林以“如不迅速达成协议，中共军队就要进入满洲”等要挟下，蒋介石只好咬牙同意苏联提出的条件。8月14日，“中苏同盟友好条约”签订，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的全部要求得以实现，美国获得了在中国的主导权，蒋介石则得到了苏联方面不支持中共、“军令政令统一”于蒋介石本人的承诺。1946年1月16日，张莘夫奉命带领7名“满炭”工程师赴中共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在回沈阳途中25日，傅斯年又在大公报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一文，坚决反对东北政治经济的特殊化和外倾化以及疆域的分割化。
　　
　　傅斯年此文一出，国人精神为之一振，反抗苏俄之风更加炽烈。由于全中国广大民众的愤怒与舆论的强烈谴责，苏军终于在1946年3月撤出东北，但所侵占中国领土与财产问题却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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