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写于2005年，文中时间皆以2005年为准。

　　731部队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始建于1932年，最初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8月改称满洲第731部队，下设八个部、五个支队、三个野外试验场和一个卫生所。与此同时，日军也先后在东北的长春、华北的北京、华中的南京、华南的广州和南洋的新加坡等地设了大型生物战基地，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生物战体系。

被强征到日军731部队当劳工的左宪良

　　731部队为首者是个名叫石井四郎的人。他本可以成为优秀的医生却选择做了一个杀人恶魔。

　　为了能用活人做细菌试验，日本宪兵队秘密把很多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送往731部队，他们考虑到保密，用了这样的专用名词：“特殊材料”“特别输送”。而那些等待被试验的人被称作“马路大”，也就是“木头”的意思。资料显示，用活人做试验，一般来说，两天试验三个人。

　　几个健康的中国人被日本兵押到严寒的露天广场，他们的手脚被插进冷水桶里，然后抽出冷冻，一定时间后，日本军医用棒子敲打试验。随后押进暖房分别把手脚立即插进不同温度的水里。据细菌战犯仓原证实，他亲眼看到在一间小牢房里，有三个人没有手指头了，其余的人只剩下手指骨了———这是“吉村班”的冻伤试验。

　　一间透明的隔离室里，几个“木头”被注射鼠菌液，数小时后这些人淋巴腺红肿，面部和胸部变成紫黑色，皮肤呈现暗淡粉红色……“高桥班”的日本军医正在外面观察，被实验者死后，便通过地下道投入炼人炉里。

　　最残忍的是活体解剖，原731部队成员森冈宽介回忆，“由军医来进行解剖，我们伸不上手，(解剖时)是从脖子一直把肚子剖开，(内脏全部)露了出来。” 当时神经深受刺激的原731部队老兵镰田信雄说：“为了得到准确的数据，在‘马路大’意识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实行解剖，最初传入耳鼓的是‘马路大’极其凄厉的惨叫，随后声音戛然而止。他们取出了他的内脏，在同健康的器官做了比较之后，这个‘马路大’的内脏也被拿去做了标本。”

　　731部队的试验者们，还在女“木头”身上进行梅毒试验;用马血等动物血和人血交换注射试验;把人头朝下吊起来的倒控试验;对人进行低压或真空的试验;把人胃切除，肠子和食道直接缝合的试验;把人胳膊锯下，左右肢交换接肢试验……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731部队为了掩盖罪行，屠杀最后一批在押人员，自行炸毁细菌试验生产的核心建筑设施，并在战败前用数十辆专列把其设备、资料和人员拉回国内。

　　我们这次纪念抗战胜利的大型报道，只有这一篇稿件，是唯一在一开始就知道注定无法找到核心见证人的一篇。因为，几乎没有任何被试验者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

我在七三一部队当劳工

　　采访时间：2005年3月27日

　　采访地点：辽宁省锦州市

　　见证人：左宪良 男，1922年生，黑龙江省延寿县人，1945年6月被强征到日军731部队当劳工，现居辽宁省锦州。

　　■体检视力测验时故意指相反方向，挨了三遍毒打也不改口，终于躲过当“国兵”这一劫，然而却要去当劳工

　　从1939年起，我和父亲几乎每年都要被征派出半年左右的劳工，到了1943年，日伪当局根据掌握的情况，我到了20岁检查“国兵”的年龄。一想到当“ 国兵”我就充满恐惧。因为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去县城卖瓜，在伪军骑兵34团附近，亲眼看到一个日本军官用带着刀鞘的战刀，劈头盖脸地猛砍一个脖子上挂着绷带的“国兵”，打得他脓血四溢，被打的“国兵”还得不停地“哈依、哈依”边说边立正。

　　体检测视力时我故意向相反的方向指，挨了三遍毒打，仍坚持说真的看不清，最终总算熬过了这一关，就成了“国兵漏子”。到了1945年阴历四月二十九那天，我正在地里干活，伪区公所派人下达通知，命令我去国境线勤劳奉公，实际上就是劳工。当时谁家接到这个通知都是祸从天降，因为凡是到国境线当劳工的，很少有人回来。这天晚上，我们全家放声大哭一场。但如果不去，日本人肯定抓我去坐牢。第二天，父母和亲友给我凑上20多元钱，家人和同村的乡亲把我们俩送出十多里路才分手。那种生离死别的场景让我终生难忘!

　　到了珠河县(今尚志市)火车站，坐火车到哈尔滨，又往南走。当走了一会儿大约到了孙家站时，乘务人员让大家拉上窗帘，押车的警察警告大家不许往外看，否则就是死罪。我们到了车站下车，大家背着行李又走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到了老五屯工棚子。后来才知道这里是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劳工棚。

　　■日本人给劳工规定了《十二不准》，走路不准左顾右盼，否则就要送命

　　到老五屯第二天正是端午节，日军命令全体劳工集合，给每个人照相，第二天将相片发给每一个劳工，还发了个劳工身份证，把照片贴上。然后就由中、小、分队长带队进入各个工区干活。

　　731部队是一个大院，里面有一座二层方楼，有发电厂、锅炉房和许多车间、仓库，还有3个高烟囱，周围有七八尺高的围墙，上面有高压电网，从外表看像是个工厂。大门设两道岗，由日本兵持枪站岗，劳工从厂区北门进院时不许往里看，每人先出示劳工身份证，由门岗日军搜身检查验证后才能放行。检查时，两名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两名卫兵拿着手枪，一齐对着劳工的胸膛，如果有人敢违反规定带了火柴等物品，当时就枪毙，场面十分吓人。有一次，一名劳工小队长在干活时身上沾了酒精，过门岗时日军说他偷酒精兑酒喝，打掉了他的全部门牙，吓得劳工们人人自危。

　　我们吃饭、睡觉和去工区往返走路，都必须集体行动，不许个人单独行动。走路不准左顾右盼，如果日本监视人员发现有人向一边的什么目标看，就会处罚或将劳工处死。日本人给劳工规定了《十二不准》：1.不准经过厂区时乱看;2.不准谈论场区事宜;3.不准给家人和亲友写信;4.不准在厂区劳动时交头接耳;5.不准随便出工棚区;6.不准吸烟和带火柴;7.不准吃饭时说话;8.不准扔饭菜;9.不准穿衣服睡觉;10.不准熄灯后说话;11.不准随地吐痰;12.不准随地大小便。谁违反了这些，就要受到处罚甚至丧命。

　　我和其他15名劳工开始干活时被分配到电锯厂，任务是加工木板和方子。半个多月，又被调到木材场去搬运和堆放木料。在扛木头期间，我累得吐了血。

　　■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跟老鼠那么亲?

　　有一天，我们正在搬运木料，突然发现木料堆下有两只俗称大眼贼的野鼠，就把它踩死了。没想到这却惹了大祸。日本工头关岗发现后，哇啦哇啦说了一堆话，翻译过来立即下令让我们分队30名劳工紧急集合，站成一排。

　　等我醒过来后，发现被踢掉了两颗牙，脸上、耳朵里都出了血。挨了这次毒打后，我的左眼看东西模糊了，左耳朵听不清了，没掉的牙齿也都松动，几年后全掉光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只好互相打耳光，直到打得每个人都鼻青脸肿才罢休。后来翻译对我们说：以后看见老鼠要捉活的，不许踩死。当时大家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对老鼠这么亲?

　　到了7月中旬的一天，劳务班长宫藤命令我们中队500多名劳工到厂区东南300米的地方挖大坑。大坑共3个，每个长约50米，宽40米，深五六米。我们每天干十五六个小时，一个矮小的日本监工手拿着木棒口中总是喊着“快快地!快快地!”看谁慢了一点就用木棒毒打。在连续20多天中，由于连累带饿，我两次晕倒，多次大口吐血。但日本人从不理睬。我们一直干到苏军向东北进攻的8月8日，三个大坑才挖完。这三个大坑是做什么用的，当时我们一无所知。后来我参观日军731细菌部队旧址时听老馆长韩晓介绍才知道，这竟是731部队为了消灭罪证埋葬中国劳工和那些被用作细菌试验者的墓穴。1956年在这里盖楼房挖地基时，曾清理出三卡车被害者的尸骨。

　　又有一次，来了一个日本军官，让我跟他走，把我带到厂区一个大车间，用手势告诉我，只准像他那样走，两眼只能向前看，不准旁观。我点头答应。进门一看，车间里有几个像油罐式的大机器正在轰轰响着，震得地面都在抖。我个子高，站在排头，关岗走过来，先照着我的脸左右开弓重重打了两个大耳光，然后要我照样打第二个人。我当时被打得两眼冒金星，耳朵嗡嗡直响。第二个人是徐海山，因为大家都是难友，我不忍心打他，就打得轻了些。这下可惹翻了关岗，他大声骂着“八格牙路”，过来又重重地打了我十多个耳光，然后又一脚把我踹倒在地，用皮鞋在我的脸上、头上猛踢。当时日军的翻毛皮鞋下面有铁钉子，我的头和脸哪里扛得住他一顿猛踢?直踢得我满地翻滚，连声惨叫，几下子我就昏过去了。

　　颤动。6个日本人穿着紧身黄 色的工作服，戴着白色的手套和口罩，正在看着机器。领着我的日本军官上前与那几个看机器的日本人说话，看样子好像问他们要不要我。那几个日本人都摆手拒绝。这时我忽然想起先期来的劳工说过，日本人单独调去的劳工，都有去无回。想到这里，我立刻紧张起来，浑身冒汗。幸亏那几个日本人都摆手不要，又把我放了回来。出了车间，汗水已经湿透了我全身的衣裳。回到工棚，大家都说我命大。

■苏联红军打来了，我们被迫放火烧了三天三夜

　　到了8月9日这天，面带惊慌的日本劳务班长宫藤，领着翻译把2000多名劳工全部集中训话。翻译官对翻译说：“老毛子(指苏军)从牡丹江那边打过来了，咱们这些建筑物都要破坏掉，老毛子看到没有建筑物就走了，老毛子走后，我们再重建。等把建筑物都破坏完了，我们就用火车把你们送回家。那时候，你们想要什么东西，可以随便拿。”

　　这时日本人像丢了魂似的，满脸愁容，但对劳工却更加凶狠了。当天晚上吃完晚饭，我们刚要休息，劳务班突然命令我们中队劳工紧急集合，跑步进厂区装火车。我们抬着沉重的木箱，不知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小跑着装火车。日本兵用枪逼着我们，一个劲地喊着“快快地、快快地!”这样装了两天一夜没休息，最后连日本家属也上了火车。

　　我们装完火车，又累又困，进工棚睡了不到两个小时，一群荷枪实弹的日军又把我们工棚围住，用枪逼着我们到厂区烧仓库。厂区里有几十个大仓库，平常日本人根本不许中国劳工靠近。这次打开仓库一看，我见到有的仓库里面堆放着方形铁丝笼子，笼子里有的装老鼠，有的装大眼贼野鼠，有的装着猴子，还有的装着牛和马。日本兵凶神恶鬼式地瞪着眼睛，边喊边用枪逼着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往仓库里扛木料、浇汽油、倒酒精，然后点火焚烧。火光一起，烈焰腾空，刹那间黑烟翻滚，马嘶、牛吼、鼠叫、猴啼，乱作一团。我们被迫没白天没黑夜地放火烧了三天三夜，所有的仓库都化为灰烬，光我点的仓库就有20多个。在我们烧仓库的同时，日本人将四方楼、锅炉房和各车间全部炸毁。平时穿着和服的日本人，现在都穿上了军装，看见中国人，眼睛都红了。我们劳工预感到日本鬼子肯定要做垂死挣扎，杀人灭口，大家都萌生了逃跑的念头。

　　我们劳工中队的卫生长，不想坐以待毙，放完火的那天晚上秘密告诉大家，要把自己使用的钢锹都磨快，准备逃跑，如果日本兵来追，就用钢锹当武器同日本人拼了。劳工们一听说要逃跑，都来了精神，困顿和疲劳一下子全没了，都把自己的钢锹磨得飞快，我的锹刃可以割断头发。这天到了半夜还在下着雨，远处仍不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震得工棚来回摇晃。到了下半夜2点左右，大家立即逃跑。我们趁着风雨交加的黑夜冲出工棚，用钢锹劈开铁丝网，向水壕外游去。我会游水，很快游了过去，又拽起了二十来人。这时，不知谁在喊我：“老左，快跑!”我以为日本人要来了，就同大家一起往东北方向跑了。由于预先没有统一的行动方案和明确的路线，到天亮时我们到了一块瓜地，发现一起跑到这里的不足30人。后来推算，这一天是8月14日。此后，我们这些人就利用高粱、苞米等高棵的庄稼地继续赶路，各奔家乡了。我走了5天5夜，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1946年我就参了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次从日军731部队逃出的劳工到底有多少人，至今也是个谜。解放后我在延寿县发现了两个人，一个是当过河北兴隆区委书记的李金生，一个是当过某县公安局副局长的房永胜。

继续上诉，只要我还活着

　　采访时间：2005年4月8日

　　采访地点：哈尔滨市

　　见证人：敬兰芝 女，1922年1月6日生，抗日时期，在牡丹江与丈夫一起从事地下工作，丈夫被日军抓捕后送至731部队做活体试验。现居住在哈尔滨市，是参加对日诉讼的原告团成员。

　　■丈夫是情报站工作人员，被日本人抓走后，就再无消息。

　　我是在叔叔敬恩瑞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也是在叔叔安排下与丈夫朱之盈认识并结婚的。

　　结婚后不久，张恩善———也是地下工作者，和叔叔一起找我谈话，正式告诉我，他们是向苏联伯力发送情报的国际性情报站，要我帮助他们。

　　1941年7月16日，下午，下班时间过了，朱之盈也没回来。

　　后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托人打听，说朱之盈被送到哈尔滨宪兵队了。我去宪兵队找，把门的日本兵大刺刀一端，不让进。父亲到处托人打听，说，哈尔滨农村有个大监狱，牡丹江来的犯人都送那儿了。

　　那时正是冬天，到处都是厚厚的雪，我坐马车去了平房。路上我问一个捡粪老人，老人跟我说，孩子，你赶快回去吧!那个地方不能去啊!

　　从此，我一直盼有一天把日本人赶走。光复后，听说监狱都没有了，我想他这回该回来了。但也没等回来。哈尔滨、牡丹江两边都打听了，但情报站都是单线联系，我也不知道找谁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45年后，我才知道丈夫死在了731部队那些恶魔的手里。

　　每次去纪念馆，我的心都要被撕裂一次。一直到1986年，我才有了丈夫的消息。那年，731纪念馆的馆长韩晓来找我，了解牡丹江情报站的历史。从他口中，我才知道，丈夫早就死在了731部队里。同时死在那里的，还有我的叔叔。

　　我把朱之盈留给我的唯一的纪念物———一只装电台的小木箱，是我们结婚半年时做的，捐给了731纪念馆。

　　后来，纪念馆请我去见日本人，我坚决不去。我恨死日本人了。后来，我女儿做我的工作，说这对揭露日本人的罪行有帮助，我才勉强去了。我见的第一个日本人叫渡边登，是中日友协的。一见面，他就向我谢罪。我给他讲自己的经历，他就一个劲地谢罪，说，给敬妈妈这么大的伤害，真是对不起。

　　1993年，731纪念馆在日本办展览，我第一次去了日本。我们去了好几个城市，讲自己的受害经历。我发现，日本人中，老的知道过去这段历史，但不谈。年轻人基本上都不知道。

■诉讼，是为了让历史记住

　　1995年，我和其他一些受害者一起，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日本政府，要求他们谢罪、赔偿。1997年，法庭调查时我去了。那个法官，据日本律师跟我讲，还是有点良知的，因为他询问的多一点，律师说，有的法官从开庭到后来，根本就一声不吱。1999年宣判时，我又去了。当时我坐在法官对面。整个审理只进行了不到两分钟时间，就叫大家起立，要宣判。律师当时就说，坏了，坏了。

　　法官说：“审理结果都在判决书上，自己拿回去看吧!”判决书挺厚的一本，我们用了很久才看明白，他们承认我们的被害事实，但驳回向日本政府索赔的要求。我一直在继续上诉。最近，4月19日，他们又宣判，我们又败诉了。我这两年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但只要我还活着，这官司还要打下去。

　　话外音

　　1946年1月17日至2月25日，石井四郎接受了美国细菌战专家汤姆森的审讯。

　　1947年，石井向美军要求，把731部队的情报资料数据全部提供给美国，作为交换条件，免除其全体人员的战犯罪。美国同意了他的请求，从此他们一直被美国包庇下来。

　　1959年10月9日，石井四郎患喉癌，死于东京。他没有在绞刑架上死去，而是死在病床上，公正的历史倘若有知，会为此脸红。

　　同样罪行累累的731部队成员，几乎都没有受到正义的审判。

　　如今，曾经的731部队成员在世者也越来越少，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罪恶的更多史实，就要永远地埋藏在黑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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