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是二战后美国在亚洲通过军事手段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具体尝试，也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目标与政策策略的实战演练。对美国而言，这是历史上首次没有决出胜负的战争。从战争爆发之初的迅速介入，到将战争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其一系列决策都伴随着战略上的误判。对于中国是否出兵参战的误判，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诸多决策的一个突出表现。而中国的出兵参战，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战争的最终走向。美国的这一决策既有其历史根源，也受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内政外交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关于战争性质判断上的失误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此后的几天里，美国政府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对战争的性质进行判断，并认定：朝鲜战争是由苏联发动、支持和怂恿的，是国际共产主义声东击西的战术，目的是要把西方的力量牵制在远东，然后在西欧发动总攻。基于这个判断，杜鲁门政府迅速作出了全面干涉朝鲜战争的决定。

美国的这一判断是其冷战思维的直接产物。二战后，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美苏对抗日益加剧。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机之后，美国政府认为，伴随着苏联及共产主义阵营的不断壮大，全球性紧张局势正在不断加剧。1949年8月苏联完成第一次核爆炸试验，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此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随后成立的中苏同盟，迫使杜鲁门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美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能力进行研究，这个研究的产物就是著名的NSC68号文件。这份文件奠定了美国在冷战中对抗苏联的整体战略，是美国对自身的国家安全政策作出的全面调整。该文件出台后，美国的决策层中弥漫着强烈的危机气氛。同时，美国情报部门声称苏联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具有发动军事进攻的能力。这使得美国决策者在获悉朝鲜战争爆发后，几乎立刻断定朝鲜方面的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如果不给予坚决的武力反击，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这一战略判断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决策层的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二战后，美国固有的意识形态上的自信被军事上的胜利迅速放大，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自由、人权是美国的责任。而朝鲜战争中美国决策层的核心成员杜鲁门、艾奇逊、布雷德利、马歇尔几乎都对苏联阵营和冷战形势已经有了一个“敌人意象”的预判。他们认为苏联受到一种狂热信仰的蛊惑，这种信仰与美国秉持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驰，热衷于侵略和征服，没有人性，不真诚，不可信，能做出极端残暴的事情。而且这种“敌意升级”在面临反对意见时，往往以对方不了解敌人的险恶本性为由驳回，使错误本身难以得到纠正，最终使得美国产生了一种脸谱化对手、神圣化自我的倾向，从而难以做到“知己知彼”，这也是美国决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弱点。

这个错误的判断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一系列决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美国政府自始至终是从美苏全球对抗的角度认识朝鲜战争，进而把苏联的意图作为自己决策的决定性依据，忽视了朝鲜半岛军事冲突的复杂根源，从而降低了决策导向的灵活性。

另一方面，这一判断还导致了美国对中苏同盟的僵化认识，忽视了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独立性，特别是中国对于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天然诉求，以及基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关于朝鲜半岛的独特的国家安全观。正因如此，杜鲁门政府依然基于对旧中国的认识和对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困难形势的估计，以及潜意识的民族优越感，没有对新中国予以高度的重视，无法对新中国出兵参战的能力和决心作出正确的判断。

此外，当美国决定进行全面的军事干涉之后，就意味着美国放弃了之前在朝鲜推行的“有限遏制”的战略。从而使美国干涉目标在既要遏制苏联的扩张、又要避免与苏联发生全面战争的两个维度之间摇摆。这就为美国政府和军方对朝鲜战争的规模和范围的判断上产生了模糊认识，从而为日后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决策埋下了伏笔。

1950年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逆转。直到此时美国政府才意识到这场战争并非他们原先预料的那样，而仅仅是由于朝鲜内战而引发的一场局部战争。但是仁川登陆的意外胜利和政策决策的惯性，推动着美国决策者在原先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政治遏制与军事遏制的二元分立

朝鲜战争之前，美国在朝鲜采取了“有限遏制”的政策，即以政治遏制为主、军事遏制为辅，其显著特点是政治战略与军事战略的二元分立。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基于意识形态的对抗，美国确定了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的遏制战略。遏制战略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双重遏制的途径，即以政治遏制手段与军事遏制手段并行，政治遏制为主，军事遏制为辅。二是重点遏制。当时美国的战略重心是欧洲，主张在欧洲和西亚保持战略进攻，在远东保持战略防守，并且确定以西欧的莱茵地区、亚洲的日本等为遏制的重点地区。因此，二战结束之后至朝鲜战争爆发，尽管朝鲜的地缘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但依旧不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点。此外，当时美国政府与军方对于朝鲜半岛在其亚洲战略地位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

二战后期，美国对朝鲜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国际托管进而实现朝鲜的独立。但是到了1947年7月，随着美苏联合委员会会议的破裂，美国开始重新讨论其朝鲜政策。以陆军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代表的军方认为，苏联拥有一支数量庞大且装备良好的陆军，美国缺乏在亚洲大陆同苏联进行地面作战的能力。因此，在朝鲜保持军队和军事基地并无战略价值，主张尽早从朝鲜撤军。国务院则从全球遏制苏联的政治战略利益出发，主张保持南朝鲜的独立和复兴，进而保持对苏联的压力。两者妥协的结果便是1948年2月出台的NSC8号文件。

这个文件确定了当时美国关于朝鲜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一方面它确定驻朝美军于1948年12月31日前完成撤离任务，排除了美军继续驻留在南朝鲜或使南朝鲜的军事力量能够与北朝鲜进行抗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加大了对南朝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随着欧洲冷战风云的变幻、新中国的成立，美国确定了在朝鲜实行“有限遏制”的战略，即政治军事的双重遏制。

政治遏制与军事遏制的二元分立是美国早期遏制战略的显著特点。其优点就是，在战略目标既定的前提下丰富了战略遏制的手段，增大了战略策略的回旋空间。然而其缺陷也很明显。

一方面，由于政治遏制与军事遏制在政策设计上的差异，容易将军事目标与政治目标之间的张力意外放大，增加了政策选择的机会成本。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当战局发生迅速变化的时候，军事力量的进退对政治目标造成了很大的震荡。在美军实现仁川登陆之后，美国政府开始盲目乐观，而这种盲目乐观恰好和战争初期的盲目悲观相映照。在朝鲜人民军迅猛推进、李承晚部队溃不成军的开始几天，美国政府和国会内部对战局的前景一片悲观，认为朝鲜必失无疑。及至仁川登陆成功，战局逆转，又被胜利冲昏头脑，在频频传来的捷报中无所作为地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无视中国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的信息，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轻率地破坏了一项既定的对话政策，增加了决策的盲目性。

行政决策集团与战场

指挥系统之间的矛盾

有人认为，美国之所以敢作出越过三八线的决定，把战争扩大到朝鲜北部，是由于杜鲁门轻信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关于中国、苏联干涉的“可能性很小”的估计和即使干涉也“不足为患”的保证。这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

麦克阿瑟与杜鲁门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美国行政决策集团与战场指挥系统之间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二战后在战争中崛起的军事集团与传统文官集团矛盾的体现。其中既有微妙的个人恩怨，但更多的是对当时美国外交战略以及美军战略认识上的分歧，双方矛盾的焦点是“战争限度”。

麦克阿瑟出身显赫，在美军中资历深厚，在二战中功勋卓著，这使得他在美国，乃至世界上都有极高的声望。加上他骄狂的个性，几乎使当时的远东司令部指挥系统游离于五角大楼的掌控之外。而仁川登陆的成功，则使他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以至于当时在华盛顿几乎没有人敢冒犯麦克阿瑟的权威。自然，他对战场局势的判断对行政集团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问题在于麦克阿瑟陈旧的战争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朝鲜战争的特点。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军头脑中没有“有限战争”的概念。作为统帅的麦克阿瑟也是如此。尽管在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但受时代所限，他无法理解原子弹的出现，以及冷战格局对战争形态带来的巨大改变，对西方传统的“武力是解决任何政治冲突最佳手段”的军事信条推崇备至。他认为既然开战就必须取得彻底胜利，为此可以而且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因此在美国军事干涉之初，麦克阿瑟就不断要求在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甚至希望打一场全面战争。“有限战争”并非一个既定框架，而只是受政治所迫，尤其是战场条件以及核对抗背景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即便中国屯兵鸭绿江而不选择出兵，也很难断定麦克阿瑟指挥下的“联合国军”会打一场仅限于朝鲜半岛的局部战争。显然，这种战争观念是与当时美国的亚太战略相冲突的。尽管美国行政决策集团默许了麦克阿瑟的北进战略，但前提是中苏不干预。但这却不是麦克阿瑟的前提。可以说，双方在战争理念上的矛盾直接导致了美国对中国出兵朝鲜战略的误判。

随着中国出兵朝鲜和苏联的暗中支援，美国政府对战争限度立即进行界定。然而，麦克阿瑟在朝鲜半岛企图扩大战争的固执行为，以及他对美国政府及其政策直言不讳的批评，迫使杜鲁门不得不解除他的职务。麦克阿瑟的解职一方面是美国决策层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麦克阿瑟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并不理解国家利益的获取不一定都要靠战争的全面胜利才能实现。当然，他更不理解在朝鲜实行有限战争不仅符合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也是冷战背景下美国政府的理想选择。麦克阿瑟的解职，标志着“有限战争”成为美国主导朝鲜战争的既定战略，对战后美国战争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内政治斗争的制约

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日益恶化，连续多年执政的民主党政府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国际局面。除了面对巨额的战时政府的债务危机以外，最主要的是要时刻应对迅速恶化的两党战时联盟。

二战期间，民主党和共和党有着相当深入的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协作是在德国和日本的威胁之下的自发行为，并非两党之间的有意结盟。战争一结束，随着威胁和压力的消失，这种统一阵线立刻就分崩离析。战争结束后，共和党终于迎来了政治上反攻的好时机，开启了美国两党政治攻讦不断的暴风骤雨的新时代。这对美国的朝鲜战争决策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即共和党通过不择手段、大肆攻击民主党的对外政策打击其威信，进而降低了民主党政府执政的灵活性。民主党执政期间，蒋介石政府在中国大陆统治的垮台，美国丧失了“对中国的领导”，急于从中国脱身。特别是当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和中苏结成同盟以后，美国共和党掀起了民主党对政府远东外交政策的普遍不满，他们把美国“丢失”中国的责任归咎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

二战结束不久，冷战的恐怖气氛又接踵而至。在激烈的两党斗争中，孕育了一个全新而又强大的政治毒瘤，这就是麦卡锡主义。麦卡锡借机指控国务院里有大批共产党，在参议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所谓“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的浪潮”。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更是借口杜鲁门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苏联”、“出卖了蒋介石集团”、“帮了共产主义的忙”，将民主党执政的20年称为“叛国的20年”，锋芒直指杜鲁门政府。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613277.html

相关阅读：二战中日本王牌战舰“大和”号为何刚面世就已过时？
二战德国情色女魔鬼：罪行累累的T-4护士组
陈云忆抗战：如苏联没做这事抗战胜利起码推迟好几年
雁门关伏击战英雄连：以百人伤亡毙伤敌军三百人
惨烈的塞班岛战役背后，还有日军更惨烈的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