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楚辞集注·哀郢》篇的“孰两东门之可芜”句下注云：“怀（襄）王二十一年，秦遂拔郢而楚徙陈，不知在此后几年也。”这里暗示：《哀郢》的内容与秦破郢都而楚徙陈有关。虽说“不知在此后几年也”，但在朱熹看来，这是屈原再次被流放后发生的事。所以他在“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后引用了“补注”中的一段话，其中有“顷襄王立，复放屈原”这两句话，表明屈原曾两次被流放：第一次是“屈原被放时，适会凶荒，人民离散，而原亦在行中”；第二次是“顷襄王立，复放屈原”。于是才有“怀（襄）王二十一年，秦遂拔郢而楚徙陈”之暗示。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暗示，还不能说“秦破郢都”说是朱熹首先提出来的。然而这种暗示既然出自名声赫赫的朱熹之口，也就难免会启发他人的悟性或联想，从而促使后人对朱熹的这种暗示，再作进一步阐发，使之明朗化。这可以用事实来说明。
朱熹之后，真正明确提出“秦破郢都”说者是早于王船山的汪瑗。他在《楚辞集解·哀郢》篇开头按语中说：“当顷襄王之二十一年，（秦）又攻楚而拔之，遂取郢。更东至竟陵，以为南郡。烧墓夷陵，襄王兵散败走，遂不复战。东北退保于陈城，而江陵之郢，不复为楚所有矣。秦又赦楚罪人而迁之东方，屈原亦在罪人赦迁之中。悲故都之云亡，伤主上之败辱，而感己去终古之所居，遭谗妒之永废，此《哀郢》之所由作也。”可见，最早明确提出“秦破郢都”说者，乃系汪瑗，而非王船山。
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说：“《哀郢》的一篇，应该从王船山说，是襄王二十一年楚为秦兵所败，郢都为秦白起所据，‘东北保于陈城’时做的。”在这里，王船山成了“秦破郢都”说的首倡者。所以郭沫若说：“应该从王船山说”。这种“概括”，与王船山原著内容出入很大。王船山在《楚辞通释·哀郢》篇中解释“东迁”时只是说：“顷襄畏秦，弃故都而迁于陈”。既无《哀郢》作于襄王二十一年“秦破郢都”之说，又无“东北保于陈城”一语。令人遗憾的是，自从郭沫若将王船山的楚顷襄王“畏秦迁陈”说解为“秦破郢都”说之后，所谓“王船山说”便成了《哀郢》研究中颇有影响的“一家之说”。此后，跟随“王船山说”者也不乏其人。
通过以上梳理和辨析，可以看出“秦破郢都”说的来龙去脉，即：朱熹是谨慎的暗示，汪瑗是首倡者，王船山是头戴“桂冠”的不知情者，郭沫若则是误导者。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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