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邓世昌的牺牲也多少有点自杀的味道，他本来可以被救起，但他拒绝被救，与其爱犬一同被淹亡。如果他们考虑到还有那么多的作战任务需要他们率领部队去完成，这些舰队指挥官就不应该主动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的生命在国家需要用人之际已经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们的祖国。国家培养一个提督、总兵、管带多么不容易，在战时多么需要像他们这样的优秀将领去领兵打仗。

甲午海战失败的直接责任必须由战场指挥者来负

甲午海战的失败，国家层面的责任无疑由封建没落的清王朝政权来负，但是，战场上作战失败的直接责任必须要由战场指挥者来负。很久以来，历史上对这个问题都没有搞清楚。目前说法最多的就是被“妖魔化”了的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和李鸿章“避战保船”的错误指挥。但是，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一个作战背景，就是当时作战双方的装备技术水平和主战舰艇的实力相当，中国舰艇的战斗力并不比日本的差，应该说中日海军是处于一个数量级的，并没有“代差”。“君是坏君，臣是好臣”，这样的说法多少有点为战场指挥不力开脱责任的意思。无论怎么说，直接参战的各舰管带、总兵、提督都有推卸不掉的责任。如果说，他们没有责任，就如同银行的钱被抢劫，保安没有责任一样，因为保安可能会说，老板不让自己抓劫匪。无论保安怎样解释，银行的钱被抢保安都是第一责任人。因此，无论如何，中国海洋权益的丧失，海军指挥官都是第一责任人。

首先，从黄海海战的作战指挥角度看。海军提督丁汝昌开战初即负重伤，其后续指挥主要由与丁提督同在“定远舰”上的右翼总兵刘步蟾指挥。也就是说，作战准备时制订作战方案的是丁而作战实施阶段的指挥是刘，最高指挥者的更换是兵家之大忌。再从中日双方的接战队形来看，日本是纵队，清军是人字队。刘步蟾是留学英国并且在海上航行多年的海军专家，不可能不知道丁提督在接敌队形上就先失一分，他接手指挥后，应该及时在动态中对作战队形进行调整。如果说丁是陆军出身，对海军作战研究得还不是很透的话，那么刘总兵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似乎不应该。

即便清军不改变队形，仍用人字队，那么如何集中火力打歼灭战也应该是舰队指挥官所掌握的。英国最伟大的舰长，纳尔逊担任舰队司令时曾对他的舰长们说，当打仗开始后，肯定会出现混乱的情形，要求他们向旗舰靠拢，旗舰的炮口指向，通常就是打击的主要目标，集中所有的可能集中的火力击沉1个目标后，再转火攻击其它的目标。笔者想，如果清军知道这一原则，将所有的炮火对准旗舰炮口指向的目标射击，对敌实施编队集火齐射，肯定会有击沉敌舰的战果，而不会是击沉敌舰为零。

就日军的单纵队来说，对于占据“T”字的上面一横的日军来说，有两个有利因素：一个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舷侧火炮的威力，也就是同一时间可以有更多门火炮对敌射击;再一个就是可以利用清军主炮舰首有盲区的弱点(舰首副炮的遮挡使得左右舷的主炮不能同时对一个目标射击)，日军从清军的左舷机动到其右舷，清军对同一个目标的射击，就会由左主炮射击转到主右炮射击，清军需要再次进行射击修正，影响了其命中率。因此，日军的单纵队与清军的人字队相比，单位时间内编队射击的弹数和命中率都要好一些，所以清军损失大是非常合理的。从单舰战术来讲，舰炮射击主要有两种射击方式，一个是同向射击，再一个就是异向射击。

为什么?主要是因为，影响手动火炮射击精度的主要因素是距变率(每秒距离的变化率rateofdistancevariation)和位变率(每秒方位的变化率rateofbearingvariation)，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主要是对运动目标射击时，打击目标的是“前置点”，而非“现在点”，即射击时要对目标进行预先修正，算出舰炮弹丸与目标相遇的炮口方位角和高低角的提前量，而不是指向炮响时目标与本舰的现在位置。本舰与敌同向射击，其射击时的距变率和位变率都比较小，另外风向风速对弹道的修正因与敌同向而测定得比较准确，且其可射击的持续时间比较长。而异向射击的位变率比较大，距变率比较小，射击修正也比较有利，也是一种较好的选择方式，所以同向射击和异向射击是舰炮射击两种主要的射击方式。但是考虑到异向射击时，射击的持续时间短，而清军的火炮射速低，所以不宜采用。

就火炮射击来说，我们设想，如果清军的单横队或者人字队，向右齐转，也变成与日军要一样的单纵队，射击时就会转换成同向射击，射击效果肯定会有很大的提高。再一个就是清军的人字队，如果日军的舰艇由左向右机动，当过了旗舰的舰首后，位于其左舷的舰艇就不能向右射击。所以综上所述，横队或人字队的编队舰炮射击是非常不利的。概括来说，就是舰首盲区、射击修正、编队同一时间可用于射击的火炮数量都是非常不利的。再加上定远舰中断指挥后，编队没有作战预案，不能集中火力打歼灭战，分散射击而不是编队集火射击，而导致日军没有一艘舰被击沉，因此导致总体上黄海海战的失败。

那么，从编队火炮射击的角度，清军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队形作战，才能达成最佳的作战效果呢?就清军的横队来说，在接敌的过程中，如果向左齐转60度，就定远和镇远舰而言，每艘舰的右舷都可以有1座双管305毫米主炮和2座单管150毫米副炮，共4管舰炮对敌射击，然后再向右齐转120度用左舷炮射击。也就是以主航向为参照向左右各60度机动，(曲折运动能降低敌命中概率)。当日军每次试射完成后，一开始进入效力射时，清军就进行转向。这种不断转向的机动方式，敌射击修正的“前置点”就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而增加其火炮“试射”的次数，相应地“效力射”持续时间就会减少。而敌方由于航向航速不变，清军射击时的方位提前角和距离修正量变化较小，从而可以大大提高清军射击的作战效果，同时也大大降低敌射击效果。

除了舰炮外，鱼雷射击的毁伤力要大得多。甲午海战三战中，仅有的几次鱼雷攻击，不是发射不出去，就是没有命中目标，北洋舰队的大英雄邓世昌对日舰“吉野号”发射了鱼雷，但是没有命中敌舰，反而被日舰用鱼雷击沉。还不止如此，实际上一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自己建造和购买了不少鱼雷，当笔者想找到一个海战时中方鱼雷击沉敌舰的战例，却一无所获。可见，中国海军的失败与其战备和训练水平低下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就拿战争责任来说，至今都没有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各种影视剧中都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临阵脱逃”、“挂白旗”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对于方管带是不是有点冤枉，笔者不是史学家，也不想妄加断评。但是，从舰长的角度，笔者想为方管带说句话。从清朝官方的史料来看，“临阵脱逃”、“挂白旗”无疑都是事实。但是，“济远舰”是唯一参加了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的主战舰艇，特别是在丰岛海战中该舰曾以一舰挡敌三舰(吉野、浪速、秋津洲)。丰岛海战中有记载：“忽有日弹中‘济远’望台，大副都沈寿昌头裂而死，方伯谦与并立，脑浆溅其衣。方伯谦屹立望台，连发四十余炮，辄击中日舰‘浪速’。‘浪速’已倾侧，行甚缓。……俄而旗舰‘吉野’亦来，相距约三千余码。方伯谦令船前转，猝发后炮，中之。歼其提督及员，弁二十七人。水勇死者枕籍。再发中其船首，火起水进，船首渐侧，急转舵而遁。‘济远’亦舵机受损，转动不灵，追之不及。”

实话说，丰岛海战，虽然清军损失的装备和人员较多，日本损失少。但是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方伯谦以“济远”一舰重创日‘浪速’和‘吉野’2艘主力战舰，使得日2舰倾侧。进行过舰炮射击的人都知道，舰艇倾侧是很难再进行舰炮射击的，即便勉强射击，舰艇的纵横摇摆加上敌目标处于运动状态，射击的精度将会大大降低。因此，致使敌“急转舵而遁”。取得如此的战果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

至于说黄海海战中“挂白旗”投降之说，也值得商榷。因为海军舰艇投降，不像陆地上从我方阵地跑到敌方阵地那么容易。即便“挂白旗”是事实，更多的可能是诈降，因为他并没有带领全舰官兵跟随日舰而去，而是先行返回靠泊旅顺军港。在自身舰炮遭到毁伤不能射击，舰艇受重创的情况下，把宝贵的战舰驾驶回到母港，保全了舰艇和全舰人员的安全，也不失为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倒是李鸿章处死方伯谦的方式令人起疑，黄海海战结束后，没有等待方伯谦的申辩即被迅速处死在旅顺港附近的白玉山上。笔者妄自分析，李鸿章和丁汝昌在黄海海战后必然要向上解释战败的原因，只好拿“挂白旗”说事，毕竟“挂白旗”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杀掉方伯谦可以更好地向皇上解释黄海海战败战的原因。方伯谦很可能就是一个为其上司担负战争责任的替死鬼，因为实力相当的两支舰队作战，对抗的结果是清军大败，总得有人负责，如果方伯谦无责，那么就只好由李鸿章和丁汝昌负责了。作为唯一参加了丰岛和黄海两次海战、战斗力虽不是最强但战果却较大的“济远”舰管带被自己人杀掉，不能不说令人遗憾。国内有关甲午战争的电影中方伯谦管带吓得躲进舱内，由前主炮班长指挥将敌舰击伤，也不太符合实际情况。因为舰炮射击绝不可能只由前主炮班就能独自进行，需要全舰的配合(比如操舵部位稳定航向)才能完成，而这个配合工作的组织必须要由舰长来指挥。

再看海军提督丁汝昌、左总兵林泰曾、右总兵刘步蟾北洋三巨头的死法，也令人遗憾。他们仨人全部是吞食鸦片自杀而亡。他们不应该选择这样死法，如果说军人陆上作战是“马革裹尸”的话，海军军人就应该“葬身鱼腹”。他们应该率领主力舰艇在海上与敌再打一个黄海海战，而不是龟缩在威海港内等待着被歼灭。就是死也应该拿拉一个垫背的与敌同归于尽，而不是自杀。英雄邓世昌的牺牲也多少有点自杀的味道，他本来可以被救起，但他拒绝被救，与其爱犬一同被淹亡。如果他们考虑到还有那么多的作战任务需要他们率领部队去完成，这些舰队指挥官就不应该主动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的生命在国家需要用人之际已经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们的祖国。国家培养一个提督、总兵、管带多么不容易，在战时多么需要像他们这样的优秀将领去领兵打仗。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也许他们这样做，和他们生长的封建社会思想环境有关(比如，是否是为了保全尸或灵魂再生?)，而我们又没有处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所以这种假设和评判也可能有失公允。笔者是按照今人的价值观来衡量古人的做法，多少带有过分苛责的意思，也可能是对前人的大不敬，在此表示歉意。

大清全民腐败铸成了甲午惨败

核心提示：那些关于天皇节衣缩食、民众捐赠、万众一心购置军火的传说如今已为中国人熟知，“天照大神”“八一宇”的神话成为举国上下的信仰，激发了前所未有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加之根深蒂固的武士道精神，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民族，就好比吃了激素，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曾经的东方巨人中国。

岁月沧桑，甲子轮回。中国古老的纪年法，把历史的片段就像链条一样连接起来，不断提醒人们对往事的记忆。2014年，距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间过去恰好两个甲子。120年间，世界沧海桑田，但对中国军人来说，那场败局就像一颗未曾取出的弹片，胸口之痛从未消散。

那被击沉的战舰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份充满伤痛和耻辱的文化遗产，对军队建设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此等等，在全军将士努力实现强军目标、追寻中国梦强军梦的今天，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些问题，应该成为每一名当代军人的文化自省与自觉。

当然，在中国军人的文化视野里，不仅有甲午战争，还有中华民族千百年积淀起来的优秀历史文化、我军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文化，特别是当下广大官兵正在实践和创造的先进军事文化，这些都是强军征程的厚重底蕴和强大支撑。为此，本报从今天开始推出“强军文化论”专栏，并将特别策划“甲午战争文化沉思录”系列文章作为开篇之作。

相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围绕强军文化的诸多话题，这个专栏将是一位忠实的见证者，一位冷静的观察者和一位深邃的思想者，它的话语里不仅有秦砖汉瓦、苦难辉煌，更有猛士呐喊和砺剑雄风……

1881年6月9日，是英国火车发明人乔治·史蒂芬的百岁诞辰纪念日，李鸿章特意选了这个日子举行通车仪式，但是他遇到一个天大的麻烦，因为清政府以“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的理由，禁止使用机车。李鸿章无奈，只好下令将火车头卸下，改为驴马拖着火车走。

这荒诞的一幕很有象征意义，几乎可以看成是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生动写照。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中国人已经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林则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了;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宏观战略设想并撰写了《海国图志》;朝廷终于对外国使节的下跪问题作了让步;向外国派出公使;引进了电报和铁路。上述几件大事可以看成是鸦片战争之后五十多年里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成果，然而，就这寥寥几项，推进的过程却又有那么多苦涩的故事。

中国的“文章”浩如烟海，而祖冲之、张衡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却始终未能在中国文化占据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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