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诸侯割据，频繁的战争为武技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为文学描写创造了社会条件。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造成了华夏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繁盛的高潮，中国武侠文学的源头，也是在先秦显现勃勃生机的。先秦散文大约可分两类：一类是孔子修删过的《春秋》等历史散文，一类是《孙子兵法》、《庄子》等说理散文。其中，前一类散文是历史上首次描写和歌颂舍生取义的侠者形象，而后一类自然是中国武学的技理基础。因此，这两类散文均为武侠文学提供了人物－－侠者和武技－－剑道，成为中国武侠文学的滥觞。武与侠在先秦散文中处处可见，如在《战国策》这部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的史书中，就曾留下许多影响千秋的武侠文学篇章，塑造了众多侠者形象。其中最为突出的要算《燕策》中对侠者荆轲赴秦的描写，“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袒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发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在这种悲壮萧条的气氛中，把一个怒发冲冠、沉毅勇决的英雄形象，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出来，成为千古绝响。《燕策》所写的荆轲等侠者特别是鲁仲连的倜傥奇伟、慷慨慕义、“不屈于诸侯”的精神，人物栩栩如生，维妙维肖。这些故事，状物酣畅淋漓，感情充沛沉雄，奠定了后世武侠文学汪洋恣肆的基础。对金戈铁马的大战役的描写在《左传》中可以见到。《左传》中关于宣公十二年，晋、楚ｂì＠①之战。其万马奔腾，战车相撞中，兵乱师朦的混乱场面的描写，虽言简而气氛场景可感可见，可谓开后代武侠文学中大兵团作战和马上打斗之先河，为《三国演义》、《水浒》和现代武侠小说的许多大场面的描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三国演义》中，写汉末魏、蜀、吴三国纷争，以长达八回的篇幅描写大兵团作战，特别是对“赤壁之战”、“火烧连营”等战争场面的描写，就有对“晋、楚ｂì＠①之战”的借鉴。另一类散文，即说理文，对侠者的精神内涵和武技理论作了初步的阐述。孔子所推重的“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的“成人”不啻就是在推崇侠者精神。墨子的“必务求与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大害”和“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被后世的侠者奉为行为准则，而他本人也被后人称为战国时期的大侠。老、庄这两位道教尊神也都对武技理论和侠者思想内涵的形成，做出过突出贡献。庄子的《说剑篇》就是既借剑喻理又阐述击剑理论的著作，并成为后世剑侠精神的精髓。《中华武术词典》说：“……武术比试形式的广泛出现，促进了武技的发展，当时的《庄子·说剑篇》就是中国最早的剑术理论著述。”对此，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庄子·说剑篇》对“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的议论，完全是治国安邦的道理，涉及了外交、内政、用人、法制、伦理等等，唯无剑术理论；剑术理论，“应当是关于使用剑进行技击的理论，即使广义地看，至多也只是扩展到与使剑技击相关的运气、凝神以及哲学原理等”。然而《说剑篇》不单有“剑士三千，日夜相击于前”的大场面持剑相击的记载，而且还对击剑理论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如“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就指出临战之际，当不弱不虚，以不堪一击的假象导致对方判断错误、求胜心切而强攻出击，我则视其出招，避其实而就其虚，迅猛出击，“开之以利”，则虽后发而应先至，给对方以重创。因此，对《说剑篇》持“非剑术理论”的人，显然没有看到它对剑术的精辟论述和对后世剑侠文学的哺育价值。 《庄子·说剑篇》对剑术理论，特别是对击剑战术策略的论述，还可用“越女”的剑术理论得以佐证。“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目，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王欲试之，其验即见。”（《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越女”精辟地阐述了动与静、呼与吸矛盾的辩证关系，把机动灵活、变化莫测，出奇制胜等战术要素讲得非常深透。并且指出了只有掌握主动权的人才有可能按自己的愿望来利用剑法的各种变化，压倒或牵制对方，以使获胜。“越女”的“见之似好妇”的战术策略，就是指隐避自己的实战意图，寻找对方的弱点，一旦时机成熟，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之似惧虎”，达到进攻的目的。这种临战之际内实外虚和后发先至的战术运用，不正和《说剑篇》的“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的理论相吻合吗？此外，先秦对武技理论的论述还反映在制剑工艺上。据《吴越春秋》载，吴越和楚地有欧冶子和干将莫邪等著名铸剑匠师。越王曾聘欧冶子铸有名剑五枚，“一曰纯ｊù＠②、二曰湛卢、三曰豪曹或曰磐郢、四曰鱼肠、五曰巨阙”，均能遮光闭日，削铁如泥。《艺文类聚》引述说“秦客薛烛善相剑，王取纯ｊù＠②示之，薛烛矍然望之曰，沉沉如芙蓉始生于湖，观其文，如列星之行，观其光，如水之溢塘，观其文色，涣涣如冰将释，见日之光”，足以说明当时的冶炼技术和淬火工艺的精湛。剑术理论和制剑工艺的空前成就，促进了剑文化的发展。文学领域对剑的青睐，无疑给武侠文学对兵器使用招数的描写，创造了契机。它不单对当时武侠文学的创作影响巨大，而且对近代乃至现代武侠文学的创作仍然有很大影响。如当代武侠小说名家金庸、古龙、梁羽生等，就从不同角度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文学的精髓，并在各自的创作道路上创出了自己的风格。如古龙一剑使乾坤倒转的恣肆，梁羽生对招数描写的入微，金庸的英雄人物武功武德的高超等，都有对先秦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当然，他们在继承了传统文学的同时，也从《孙子兵法》、《纪效新书》、《剑经》等军事及武术专著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才使得他们的创作有了无穷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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