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谋求在华利益，意大利从最初派出53人侵华“远征军”，发展成上千人的海陆军。但在二战中，随着战争态势的转变，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是死在盟军或中国军队之手，倒成为盟友日军屠刀下的“异乡鬼”。

公元前36年，西汉副校尉陈汤讨伐北匈奴郅支单于，抓获一批相貌奇特、战法怪异的战俘，并把他们安顿在今天中国甘肃省的骊轩地区。两千多年后，中外学者就骊轩居民是不是“古罗马军团后裔”而争论不休，毕竟一旦证明古罗马军团的足迹到过中国，那将是多么富有梦幻色彩的结果啊。

这个历史之谜至今未解，但另一支“罗马军团”却是实实在在地消失在中国，他们消失的时间离现在也只过去60多年，而且与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抗日战争有着密切联系。这就是近代来华的意大利远征军。

“东方远征军”

被列宁蔑称为“贫穷帝国主义”的意大利，曾在1899年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租浙江省三门湾的无理要求，被清政府回绝。然而就在第二年，中国北方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和随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却为意大利提供了谋求在华利益的机会。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特意从那不勒斯派出53人的“远征军”，参与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和北京的军事行动，并在北京紫禁城的联军阅兵式上露了脸。

仗着为联军出过力，1900年10月10日，意大利驻华公使萨尔瓦格向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提出，意大利在中国没有重大利害关系，只因为意大利是个“负责任的文明国家”，其参战是为了向列强伙伴表明立场，同时为有效保护意大利商人在商务及航运方面的利益，意大利将在天津开设领事馆，并在天津设立租界。之后从1900年到1902年，意大利借助八国军官组成的“天津都统衙门”的支持，用武力在天津海河北岸圈地，驱逐中国居民，并在1902年5月2日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租界章程合同》，意大利租界正式成立。另外，根据1901年清朝与各列强签定的《辛丑条约》，意大利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得到在天津、北京和上海的意大利租界和使馆区驻军的权利，这项权利一直保持到民国时代。

1915年，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天津的意大利租界里约有一万名中国人和350-400名意大利人(大多为商人)，租界的“保卫任务”由200人左右的警察部队和50人左右的中国巡捕负责。1916年，俄国将一些在加利西亚战役中抓到的奥匈帝国战俘送给意大利政府。俄国政府把这些有意大利血统的战俘用火车运往远东，然后乘日本轮船来到天津。他们被组成一个特别营，以加强意大利在中国的武装力量。虽然意大利政府仍觉得在中国的军事力量仍过于“弱小”，但对于派遣正规军前往中国一事，直至1922年大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上台前都一直没有下文。

1925年，已在国内巩固了法西斯政权的墨索里尼决定向中国派遣“东方远征军”，他要求军方选派精锐部队。在意大利全军中，“圣马可团”被认为最适合到远东服役，但意大利高级将领认为整整一个团都去中国，未免过于招摇--在20世纪20年代，整个世界正处于一战后的“和平阶段”，大规模向海外派兵必然遭致国际社会抗议，再说当时日本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后院”。经过研究，意大利军方决定由“圣马可团”的中坚力量组成一个精锐营，该营下辖3个连，每连编制为100名官兵，三个连分别被命名为“圣马可连”、“利比亚连”和“圣乔治奥连”。3月份，这支精心挑选的部队正式启程前往中国。

“东方远征军”在中国驻扎的头几年可谓“波澜不惊”。1928年4月18日，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流落天津的前清逊帝溥仪受意大利领事邀请，观摩了“圣马可连”的训练，意大利领事非常殷勤，提出从“圣马可连”里挑选几个保镖供溥仪差遣，被这位没见过世面的废帝婉言谢绝了。6月12日，北伐军傅作义部接收天津，意军在租界堆起了沙袋和电网，荷枪实弹实行戒备，但什么也没发生。

生活在天津的意大利士兵长时间无事可做，只好把过剩的精力发泄在寻欢作乐上。当时，天津小白楼一带满是流亡白俄开设的酒吧、舞厅、妓院，意大利官兵是那里的常客，不过他们的名声不太好，经常斗殴滋事，还拖欠账款，远不如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曾任驻天津美军营长的史迪威回忆说：“意大利人在床上的功夫远比战场上厉害。”

1938年5月27日，日军海军纪念日，参加日军海军阅兵仪式的英国海军和意大利海军中将等和日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握手。

危险的日本盟友

20世纪30年代初，中意两国关系发展良好，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伯爵作为驻华公使，积极推动意中贸易的发展。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对于意大利和日本过于亲近相当反感，中意两国关系开始疏远。

1937年春夏之交，中日全面战争呈现一触即发之势。意大利驻华大使、法西斯党员卡罗?福马卡利认为中日一旦开战，势必祸及意大利租界，于是急电墨索里尼，要求加派军舰和陆军来华，以增强意大利租界的防御力量，这个请求最终获得批准。在意大利本土派兵前，中日已全面开战，天津的意大利兵营于8月6日向上海和汉口紧急派遣了30名军人，以保护当地的意大利领事馆。同时，莫瑞特上尉指挥的“雷班托”号布雷舰和德?莱奥纳尔迪斯中尉指挥的“卡罗托”号内河浅水炮艇也出现在上海黄浦江江面。

8月27日，意大利巡洋舰“蒙特库科利”号载着几百名陆军官兵从东非殖民地厄立特里亚起航，9月15日抵达天津，此时天津已被日军占领。在完成运兵任务后，“蒙特库科利”号又驶往上海，不知什么缘故，9月27日和10月24日，日军飞机两次轰炸了“蒙特库科利”号，导致一名舰上水兵死亡，数人受伤。为此，意大利政府向日本提出了抗议，东京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1937年底，“蒙特库科利”号奉调回国，其“姐妹舰”“巴特罗梅奥?科雷奥尼”号替代它前往中国执行护侨任务。在1937年，意大利陆海军投入到中国的总兵力达到1200人。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1939年9月5日，“巴特罗梅奥?科雷奥尼”号被调往欧洲，一些在华意大利特遣部队也随船回国，但仍有相当规模的意军留在中国，其中军舰“雷班多”号和“卡罗托”号停泊在上海。

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正式参加二战，7月，意军在东非向英属埃及发起攻势，结果连吃败仗，由于英军封锁了通往地中海的咽喉苏伊士运河，为防止东非殖民地陷落后，意大利舰船被英国俘获，意大利海军司令部命令马萨瓦基地的舰只驶往远东。1941年2月，就在东非港口马萨瓦被英军攻占一个多月前，三艘意大利军舰开向中国，其中“厄立特里亚”号和“拉姆-1”号到达上海和天津，而“拉姆-2”号在马尔代夫海域被英联邦的新西兰巡洋舰“利安德”号击沉。

在中日战争的头几年，由于意大利与日本的轴心国同盟关系，再加上意大利驻华机构不断让步和妥协，中国境内的意大利军队度过一段较为平静的时光。但实际上意大利人与日军占领当局的关系并不理想，由于不喜欢欧洲人的存在，日本人还是很厌恶在他们占领区内多出一支欧洲武装。

在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前，日本还禁止意大利军舰“厄立特里亚”号和“拉姆-1”号从中国出发，到太平洋上破袭英国商船队，目的是避免过早激化日本与英国乃至美国的矛盾，以达到偷袭珍珠港行动的突然性。在珍珠港事件后，“厄立特里亚”号才被日军允许前往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和新加坡，为远道而来的德国和意大利潜艇提供给养，这些从法国波尔多港出发的潜艇带来了日本急需的一些战略物资。除了潜艇外，许多意大利货轮都进入过中国水域，与日本交换战略物资，例如“佛得角”号便穿过盟军的封锁，为日本带来稀有的战略物资。

远征军的终结

由于意大利屡遭惨败，1943年7月25日，墨索里尼被国王逮捕。紧接着，9月8日，意大利成立巴多格里奥新政府，公开宣布退出轴心国，这一下子把呆在远东的意大利军人推到危险境地。

当地时间9月9日凌晨2点钟，“厄立特里亚”号刚在新加坡外海完成对意大利潜艇“卡比连尼”号补充给养的作业，当他们从路透社获悉意大利投降的消息后，立即改变航线，经苏门答腊海峡逃向英属殖民地锡兰(今斯里兰卡)，避开了日本海军和飞机的追击。但是，“卡比连尼”号潜艇艇长沃尔特?奥科尼海军中校是个死硬的法西斯党徒，他执意将潜艇开进日军控制下的新加坡港，他公开表示愿意站在日本一方继续作战，但日军还是强行将“卡比连尼”号潜艇上的艇员关进战俘营。

此时，还有多艘意大利海军舰船处于日军势力范围内。“朱利安尼”号和“托列里”号潜艇仍在新加坡，装满战略物资正准备返回波尔多;小型舰船“雷班托”号和“卡罗托”号在上海;辅助巡洋舰“卡利蒂”号和“拉姆-2”号在日本神户检修;一些货船像“佛得角”号和“康提凡蒂”号停泊在上海。许多舰只的指挥官获知意大利投降后，决定自沉舰船，以免被日军俘获。“雷班托”号和“卡罗托”号甚至向夺船的日军和上海汪伪警察开炮，当日本兵冲上船甲板时，船上的意大利水手打开了通海阀，“雷班托”号和“卡罗托”号在一片白色水雾中沉入黄浦江，日军只能望而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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