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叫见月的和尚，清初在南京一所寺庙当住持。有人告发寺庙中有人“通贼”，就是和反清势力有联系。清兵要把寺庙封闭，抓走那些所谓“通贼”的人。见月和尚镇定从容，大义凛然，想尽办法保住了寺庙。这是陈垣在1940年写作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讲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抗日时期陈垣的真实写照，坚持抗日，维持辅仁大学，保护抗日师生。因此，辅仁大学赢得了“抗日大本营”的赞誉。

　　坚守北平拒绝威逼利诱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占领了北平城。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迁，大批师生南下。当时，辅仁大学没有南迁的打算，陈垣也没有南下，他认为沦陷区需要有一批人留下来主持正义。他说:“余如南归,辅仁大学数千青年,有何人能代余教育之?沦陷区正气有何人能代余支持倡导,且余之图书,又不能全部带去,只身南逃,尤属不宜”。

　　像陈垣这样地位的人留在北平，日伪肯定会想尽办法拉拢。先是请他参加“东洋史地学会”并担任职务，这是一个披着学术外衣的汉奸组织。他当然拒不参加。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战略目标，在北平策划筹建“东亚文化协议会”。鉴于陈垣在国内外教育界的声望，日伪又准备让他担任副会长，派人前去游说。来人利诱说：“日本人已许诺，陈先生出任副会长属众望所归，可发给月薪5000元。”陈垣断然拒绝：“莫说几千元，即使万两黄金我也不干!”

　　来人满脸愧色退去。

　　坚持办学保护抗日师生沦陷期间,日伪对高校实行奴化教育,日语被作为必修课,教材改用日文课本等。辅仁大学由于教会背景虽未被日伪接管，但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干扰。辅仁大学不接受伪教育部命令，仍遵国民政府之学制及校历、假期规定，使用原有教材，保持了北平古都学府一片净土。

　　1938年徐州失陷，日伪当局强迫北平机关、学校挂伪“国旗”，游行“庆祝”。辅仁大学和附中拒绝挂旗、游行，附中被强令停课3天。日本人找到校长陈垣“质问”恫吓，陈垣说：“国土沦陷，我们只是悲痛，要庆祝，办不到!”从此，学校返校节等集会，皆以校旗代国旗。他认为，悬起冒牌国旗“使人一见，感领土之沦亡致为泪下”，“是最大的耻辱”。

　　1939年，学校放映世运会影片，忽然显出中国国旗，在场学生都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日本宪兵队找陈垣责难，要他交出鼓掌的

　　师生。他回答：“带头鼓掌的是我，要逮捕就把我抓走!”慑于他的威望，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

　　1942年4月，辅仁大学举行返校节，照例要开运动会。陈垣在运动会开始时讲述了一个孔子开运动会的故事。他说：《礼记·射义》篇记载，孔子曾主持射箭比赛，让子路把门，宣布有三种人不能参加，“贲门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即败军之将、为敌人做事的、认敌作父的三种人。宣布完三条，不少人都溜走了。他巧妙地在公开场合警告汉奸，打击敌人。

　　1944年3月，辅仁大学三十多名教授、附中教员因宣传抗日被捕，多方营救无效。直至1945年7月才被释出狱。当时抗战还未结束，辅仁大学公宴出狱的教授，以此来表达对他们抗日的支持和对日伪当局的抗议。陈垣在1945年冬至所写的《通鉴胡注表微》一书识语中说：“此论文本为纪念被捕及被俘诸友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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