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汉光虽侥幸逃脱，但被国民党列为“匪华东局潜台组织梁铮卿等叛乱案”的未获要犯而四处追捕，只得改名叶依奎，隐姓埋名在台东做林业工人。经历了数十年坎坷逃亡生涯后，1988年底，谢汉光才从深山中走出，趁台湾“开放探亲”之机，回到祖国家乡丰顺县与亲人团聚。

1947年，广西“六二”大游行，爱国民主运动达到高潮，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仇视和恐慌。为了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桂系当局制造了七月事件。桂林市3天内被逮捕的党员、进步青年、民主人士达100多人，广西大学有7名师生被捕。1947年7月，梁铮卿接党组织通知，获悉身边有个同伴身份暴露，为避免牵连需撤离西大。7月中旬，梁铮卿返回广东，在广州找到老同学李汝欣(李与梁是高中和广西大学同学)，在其住处待了一个多月，与党组织接上头后，根据组织的安排到台湾从事地下工作。

此时家中女儿静玉刚出生不久，妻子既要照顾老人扶养女儿，还要下田种地。梁铮卿清楚妻子的艰辛、家庭的困难。但为了革命理想、为了振兴中华、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他义无返顾于1947年9月从广州坐船经汕头到台湾任职。他先在台中农林总场任技术员，1948年4月，经广西大学同学谢汉光介绍，与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并与洪幼樵(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建立组织关系。1948年8月，梁铮卿从台中来到台北淡水血清制造所(台湾省农林处畜疫血清制造所)任职总务课长，以公开身份任职掩护开展革命活动。1949年初，中共台湾省工委决定由洪幼樵组织策划建立台中地区工委和台中地区武装工委，并决定梁铮卿返回台中区农林总场以便开展革命工作。1月7日，梁铮卿以父亲病重为由，向畜疫血清制造所递交了辞呈，随即返回台中区农林总场畜牧分场任职，职务为技正。同年2月，中共台中地区工委成立，梁铮卿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中市委直属支部书记。

1948年底至1949年夏，是台湾地下斗争日趋激烈的关键时刻，1949 年5月，原领导台湾省工委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撤消，其工作并入华东局。因而，台湾省工委的直接上级也变为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中央华东局高度重视台湾秘密战线的情报收集。梁铮卿(化名李明)、黄蹈中(台中地方法院推事)、周碧梧(台中地方法院推事)等人根据上级的指示，利用同学、同乡、同事的关系，以法院宿舍为活动据点开展地下工作，在联动司令部及飞机制造厂发展工作关系，搜集有关军事配备情报、策反海军舰长，调查研究台湾省畜牧生产情况等活动以迎接台湾解放。梁铮卿和同伴们获取了大量绝密情报，他们的很多工作直接受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1949年夏，梁铮卿曾返回大陆向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汇报工作。1949年11月，华东局派出女特工朱谌之与“老郑”(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和吴石分别接头。朱谌之分别向“老郑”和吴石传达了华东局领导的指示，“老郑”向她报告了台湾工作委员会为接应解放军登陆组织秘密武装的情况，同时还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给她，吴石也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的军事情报微缩胶卷。朱谌之通过秘密通道经香港传递回大陆。毛泽东知晓后大加赞赏，表示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并当即赋诗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949年，解放战争在大陆势如破竹，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占领了国民党首府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蒋介石集团在全面溃败中逃亡台湾，台湾工委的主要任务也转为保护同志们的安全、组织不被破坏，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为了巩固这块最后的栖身之地，蒋介石负隅顽抗，他们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对在台的地下党员和社会进步人士进行疯狂搜捕和镇压。发生在1949年8月的基隆《光明报》案，成为50年代白色恐怖的导火线，后席卷整个台湾。1949年9月下旬，张伯哲安排《光明报》案中漏网“逃犯”陈仲豪从谢汉光处转移到梁铮卿任职的台中郊外农场。为躲避追捕，梁铮卿将陈仲豪安置在农场的鸡寮里，并尽心尽力照顾陈仲豪，铺床挂帐，送饭送菜，无微不至。同时，梁铮卿和张伯哲一道为陈仲豪制作假身份证——陈仲豪化名“林辰康”，摇身变成药店老板，后顺利潜返大陆。梁铮卿虽语言不多，但真挚的感情令陈仲豪铭记在心。

1950年初，中共台湾省工委遭到严重破坏，工委主要领导人被捕，陈福添、邓锡章、张伯哲等同志也先后被捕。3月29日，台中市警察局又在台中市破获了所谓“匪华东局潜台组织梁铮卿等叛乱案”，梁铮卿、黄蹈中、周碧梧、郭鲁林、赖河汾、马慰常等同志相继被捕。梁铮卿被捕前曾到李崇道(梁与李为广西大学同学，后同在台湾省农林处畜疫血清制造所工作，交情颇深)家住宿，导致李崇道及家人受难。此事江南(刘宜良)在所著《蒋经国传》和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第11章第三节有颇为具体的的记述：“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即李政道的兄弟，后来担任过台湾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 罪锒铛入狱 。

同窗校友谢汉光虽侥幸逃脱，但被国民党列为“匪华东局潜台组织梁铮卿等叛乱案”的未获要犯而四处追捕，只得改名叶依奎，隐姓埋名在台东做林业工人。经历了数十年坎坷逃亡生涯后，1988年底，谢汉光才从深山中走出，趁台湾“开放探亲”之机，回到祖国家乡丰顺县与亲人团聚。1994年，谢汉光身份得到组织确认，补办离休手续。两年后，即是1996年，谢汉光在家中走完他传奇悲壮的一生。

周恩来秘密发展谁为中共地下党员

第二十一兵工厂快速发展成为国民政府最大兵工厂，和一个人紧密相连。这人就是当时被称为国宝的中将厂长李承干，他是中共秘密地下党员。李承干是湖南人，和郭沫若一同在日本留学，1927年进入金陵制造局，1931年开始任厂长，直至1947年。

重庆晚报记者 罗静

蒋介石邀请

他也不加入国民党

“李承干这个人非常特殊!”原长安厂党委书记、84岁的老长安人向明鑫说，李承干是当年国民党中唯一一个不是国民党党员的高级将领。

为了争取李承干加入国民党，蒋介石可没少费心。向明鑫说，当年蒋介石准备提拔李承干当兵工厂厂长，但按照规定，这一职位必须由国民党员担任。于是蒋介石先出面找李承干谈，问他“你不是国民党员怎么让你当厂长?”但是李承干拒绝了，他说，“我不相信党派，我是无党派人士。要我入国民党，那我干脆不当厂长了。”

蒋介石知道李承干最听他老师的话，于是就请他老师出面做工作。一向遵从师命的李承干竟然回绝：“老师，我一贯听您的话，但这次我不能听您的。”

兵工厂离不开李承干，没有办法，后来蒋介石专门为他下了个文件，规定高级技术人才不是国民党员也可以担任重要职务。

周恩来号召

他成了中共地下党员

■第二十一兵工厂厂长李承干在广场上带领员工唱厂歌

李承干为什么不愿加入国民党呢?“因为他是周恩来和李维汉在抗战后期秘密发展的中共特别地下党员。”向明鑫透露，上个世纪80年代长安厂写厂史时，曾派人找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到重庆协助周恩来开展工作的李维汉求证此事，李维汉对此予以证实。

那时，国民党特务四处抓共产党员，李承干制定了规矩：“凡是要抓我厂的人，必须先向我报告。”而一旦他接到要抓人的通知，就会立即让庶务部开除此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地下党组织就知道此人已经暴露，就会立马安排此人安全转移。在他的保护下，厂内共产党员黄致祥、陈昌茂、李友松等人和外围组织同志及时脱险，免遭敌人杀害。

一天，一个国民党稽查人员要他出告示，不准职工订《新华日报》。他依理拒绝，说“《中央日报》、《新华日报》都在出，我这个厂长怎么能干涉职工订什么报，不订什么报呢?”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李承干任国家计量局局长，而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则一直没对外公布。

中将厂长

不准本厂职员坐轿子

向明鑫回忆，中将厂长李承干终生未娶，他对职员要求严格。那时兵工厂的职员每周六都可以过江看免费电影，从临江门进老城要爬一个陡坡，很多怕累的职员就雇人力轿抬上去。而李承干则穿着黄色呢子大衣，戴着礼帽，手握礼杖一路爬上去。“那些职员最怕遇到他，因为他要是看到有职员坐轿子，就会拿手杖打，骂你没长脚啊?”

而对工人，李承干则是宽厚以待。李承干的继任者俞濯之曾回忆，厂办小学校校长贾谊夫是李承干的知心好友，很受全厂职工尊敬。一次贾校长在中午开饭时，与一位工人、也是自己的一个学生发生口角，一时情急，打了这个工人。李承干厂长知道后就立即亲笔写了一个字条，要求贾校长向被打的工人道歉，否则就与他断交。

50多岁的贾校长拿着李厂长的手条，在食堂当着上百工人的面宣读，而后诚恳地向被打的工人三鞠躬，此刻那被打的工人抱着他的校长痛哭失声。那位被打的工人，就是以后牺牲在渣滓洞的烈士余祖胜的哥哥余祖德。

■郭沫若为第二十一兵工厂写的厂歌

在小说《红岩》中，写到了长江兵工总厂。鲜少有人知道，实际上长江兵工总厂的原型正是第二十一兵工厂。而小说中出场的第一个主人公余新江，原型则是红岩烈士余祖胜，他的真实身份是第二十一兵工厂职工。

余祖胜是江西省人， 1938年下半年，余祖胜一家随汉阳兵工厂的步枪厂西迁重庆，入第二十一兵工厂。他在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4月《挺进报》事件发生后，因叛徒出卖被捕，22岁殉难于渣滓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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