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名会员中，就包括犬养毅、宫崎寅藏兄弟、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多名日本人。并且实际参与者远远不止这个数目。

　　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被大量引用的文章中号召中日密切合作、中日联合，他坚决认为西方列强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是白种人对黄种人的鄙视，日本除了援助中国外别无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与中国人交往。中国和中国人，一时间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着“到北京去”这类流行口号。“大隈主义”很复杂，不是一个肯定或否定可以概括的。一方面，不能说它是“骗局”，“大隈主义”的提出有深厚的历史、现实背景，当时日强中弱，中国不可能对中国形成威胁，在某种程度上真诚地“扶植”中国有利于日本的国际处境的提升;另一方面，它当然不是希望中国强大，作为日本人，大隈重信没有这个义务，作为日本首相，不可能把支持中国作为自己的施政目标，除非他有精神分裂症。

　　很碰巧，由于中国的贫弱，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希望联合亚洲国家抵御西方列强，包括尼赫鲁在内的亚洲精神当时都有这种类似的想法。

　　在宫崎寅藏、平山周之后，更多的日本政坛重量级人物开始与孙中山接触，孙中山成为他们眼中的“有用之材”??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尾崎行雄、副岛种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清政府的死敌，但是在革命的逻辑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所谓“大隈主义”、“亚洲主义”有点复杂，简单说不清楚，至于日本人接纳孙中山流亡该国的动机，倒是一清二楚，这一点在后任首相犬养致陆实(时任《日本新闻》主编)的信(1898年2月3日)中说得很清楚：“拜启：持呈函之平山周氏现与孙逸仙氏同寓一处。最近，尚有王陈(指王质甫、陈少白)二人来此。彼等亦广东革命党员。弟刻下卧病中，诸事不能兼顾。与神鞭君磋商结果，务请吾兄代为照顾彼等一切。至于生活费用，由平冈浩太郎氏按月送上，他日当面谢平冈也。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也。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着手作此计划矣。书不尽意。”信中写得很明白，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虽然在当时“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今天“重金购置”，日后会有大用。

　　而像宫崎寅藏这样支持孙中山的日本浪人，不可否认，在他的身上有某种侠肝义胆的风范，他们也被孙中山身上的某些精神所深深折服，但是他们所有的考虑，都不可能违背日本的利益，而单方面考虑革命党人的利益，宫崎寅藏在1898年12月12日指出：“今后日本对中国的方策不外乎下列三案：第一，援助现今的爱新觉罗政权，以改善中国。第二，拥护皇上，号令天下，以组织新政府。第三，团结民间的革命党，推行大革命，以刷新中国大陆。”“此君臣既不足以用，究竟应以何来挽救中国时局?舍革命莫属。目前，南方革命党的领袖孙逸仙正在隐身日本，用不用他是日本的自由。”简而言之一句话，日本人用不用孙中山这样的政治潜力股，完全取决于日本自己的利益。

　　此外，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他们所持有所谓的“亚洲主义”精神，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这种所谓的“友好”，很容易滑向侵略主义的魔界，甚至从一开始就不怀好意，而北一辉则是日本有名的军国主义教师爷。在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名会员中，就包括犬养毅、宫崎寅藏兄弟、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多名日本人。并且实际参与者远远不止这个数目。据萱野长知古籍，跟随革命党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300人。仅广州惠州一役，参加“中国革命”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人，其中山田良政在逃跑的路上被清政府军逮捕杀掉。

　　兴中会成立初期，革命党人中非常缺乏富有文彩的人，所使用宣传的材料，仅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以及选录明朝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内的《原君》《原臣》。与此同时，康、梁保皇改良派所出版的杂志、报纸却是风行于海内外。只是在戊戌变法前，上海就有《时务报》、澳门有《知新报》;戊戌年之后，有横滨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神户的《亚东报》、新加坡的《天南新报》、檀香山的《新中国报》、旧金山的《文兴报》、纽约的《维新报》、澳洲的《东华新报》等等。与此相比，革命党人的宣传阵地相形见绌。即便是被称为兴中会地盘的横滨、檀香山两地，保皇改良派的势力也是占绝对优势。1899秋天，孙中山派陈少白到香港组织创办《中国日报》，当年十二月份出版，这份报纸是革命派报纸的滥觞。但是因为操笔论政者，对于欧美新思想非常匮乏，并不被当时的社会所重视。1900年以后，东京留学生逐渐受自由平等学说熏陶，接受革命排满学说的人也逐渐增多，《译书汇编》《开智录》《国民报》等缤纷并起，《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新湖南》《江苏》等月刊继起，这样一个契机，留学日本的有志之士与兴中会领袖们的政见逐渐熔为一炉。革命出版物，由是开始呈风起云涌之势，在1903年上海《苏报》案发前后，革命党人的书报进入全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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