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历史中国：唐原来是这样》，王觉仁著，现代出版社出版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它将李世民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同时也将他推上了一个彪炳千秋的历史制高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无疑也使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摆脱玄武门之变留下的心理阴影。

　　我们说过，这样的一种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赎的力量，成为缔造盛世贞观的潜在动力之一，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强烈的道德不安也驱使着李世民把权力之手伸向了他本来不应染指的地方。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地方历来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然而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却非进不可。

　　形象地说，李世民“非法进入”的是“历史殿堂”的“施工现场”。

　　准确地说，是李世民执意要干预初唐历史的编纂。

　　进而言之，就是李世民很想看一看——当年那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包括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史官笔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

　　为此，当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后，李世民终于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冲动，向当时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褚遂良发出了试探。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打算调阅起居注的理由是“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听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与他在贞观时代的种种嘉言懿行颇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动机绝非如此单纯！退一步说，就算天子的出发点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愿轻易放弃史官的原则。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天子的要求，说：“从没听说有哪个帝王亲自观史的。”

　　李世民碰了钉子，可他还是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记吗？”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很露骨了，如果换成哪个没有原则的史官，这时候估计就见风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却仍旧硬梆梆地说：“臣的职责就是这个，干嘛不记？”而黄门侍郎刘洎则更不客气，他说：“人君要是犯了错误，就算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

　　这句话的分量够重，以至于李世民一时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次的试探虽然失败了，但是李世民并没有放弃。短短一年之后，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观“当代国史”。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当时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这次还是那套说辞，可在听到房玄龄依旧给出那个让他很不愉快的答复后，他就不再用试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龄下了命令：“卿可撰录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房玄龄如果执意不给就等于是抗旨了。迫于无奈，房玄龄只好就范。结果不出人们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六月四日事”。

　　看完有关玄武门之变的原始版本后，李世民显得很不满意，命房玄龄加以修改，并且对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指导性意见”。这段话非常著名，被后世史家在众多著作中广为征引，同时也被普遍视为李世民篡改史书的确凿证据。

　　当然了，纯粹从字面上看，李世民说的这段话也没什么毛病，甚至还颇能体现他作为一代明君的坦荡襟怀和凛然正气。因为他告诉房玄龄：不必替他遮遮掩掩，反正玄武门事件本来就是像“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那样的义举，目的是为了“安社稷、利万民”，所以史官大可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更不必用“隐语”和“浮词”来替玄武门事件进行粉饰。最后，李世民要求房玄龄及其史官们：在修改的时候不必有什么忌讳，大可“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那么，今天的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这段话呢？是把它看成李世民直面历史、忠于事实的一种可贵品质，还是恰好相反，将其视为有损于李世民明君形象的篡改历史的行为？

　　很遗憾，在绝大多数后世史家的眼中，李世民的上述言行被普遍判定为后者。

　　人们倾向于认为，李世民所谓的“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安社稷、利万民”等语，其实是为玄武门之变定下了一个政治基调，也是为史官们修改史书提供一个钦定的指导思想。比如牛致功就在《唐高祖传》中说：“李世民要史官们把他利用阴谋手段夺取太子地位的宫廷政变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正当义举，也就是要把他杀兄夺嫡之罪合理化。房玄龄、许敬宗正是遵照这种要求修改《实录》的。”

　　既然皇帝已经给定了框架，史官们当然要努力把李世民塑造成“周公”、“季友”这样的人物了，而他的对手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贞观史臣的笔下当然也要处处向“管、蔡”、“叔牙”看齐了，若非如此，又怎能衬托出李世民“安社稷、利万民”的光辉形象呢？

　　时至今日，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贞观史臣在玄武门之变的前前后后确实对李世民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与此同时，李建成和李元吉则遭到贞观史臣不遗余力的口诛笔伐，被描写成了彻头彻尾的昏庸之辈、卑劣小人，甚至是衣冠禽兽。对此，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引述了《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中的相关描写，今节录于下。

　　《高祖实录》曰：“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畋猎，常与博徒游……”又曰：“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闻于远迩。今上以为耻，尝流涕谏之，建成惭而成憾。”

　　《太宗实录》曰：“隐太子始则流宕河曲，游逸是好，素无才略，不预经纶，于后统左军，非众所附。既升储两，坐构猜嫌。太宗虽备礼竭诚，以希恩睦，而妒害之心，日以滋甚。又，巢剌王性本凶愎，志识庸下，行同禽兽，兼以弃镇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

　　正因为两朝实录对建成和元吉极尽歪曲之能事，所以连一向倾向于李世民的司马光也不得不在《通鉴考异》中下了一道按语：“按：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能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而《剑桥中国隋唐史》也认为：“建成和元吉两个人在正史上都被说得无甚是处。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元吉酷嗜射猎，在战阵上反复无常，又是个好色之徒和一个虐待狂；太子建成则冥顽不灵，桀骜难驯，沉湎酒色。这些贬词至少是传统史料中这一时期的记载对他们故意歪曲的部分结果。”

　　赵克尧、许道勋在《唐太宗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唐朝官修史书总是把建成与元吉加以丑化，而对世民则尽量粉饰。直至五代，刘?等编撰《旧唐书》，也持相同的观点。……所谓‘直书其事’，则未必能做到实事求是。”而牛致功更是在《唐高祖传》中强调，从唐朝的《实录》、《国史》到后来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无不受到李世民改史的恶劣影响。他说：“这几部史书，是后来人们研究唐代历史的主要依据。在这几部史书的影响下，高祖缺乏果断处事的能力，李建成庸劣无能，李世民功德卓著，几乎成了妇孺皆知的常识。由此可见，李世民为了文过饰非而歪曲历史、篡改《实录》的影响多么深远。”

　　综上所述，贞观史臣确实曾经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对玄武门之变前前后后的历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而篡改的主要方向有三个：一，对李世民加以美化和粉饰；二，对李建成和李元吉加以丑化和歪曲；三，对有关玄武门事件的许多关键性细节加以改动和增删。

　　也许，正是由于一些重大的历史细节被动过手脚，所以像“杨文干事件”、“毒酒事件”、“昆明池密谋”、“傅奕密奏”、“秦王密奏”等一系列事件才会变得云山雾罩、扑朔迷离，并且引起后世史家和学者的广泛争议，甚至屡屡被指斥为杜撰和造假。

　　但是，当后世学者在怀疑并指责李世民及其史臣篡改历史的同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却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既然李世民要改史，为什么不改得彻底一点？为什么不把他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行径全部抹掉呢？尤其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前亲手射杀兄长李建成的那一幕，为什么仍然白纸黑字地保留在史册当中？假如把建成和元吉改成是死于乱刀之下、或者是身中流矢而亡，岂不是更能减轻他弑兄杀弟的罪名？还有，那十个被残忍屠杀的侄子，李世民同样可以把杀戮责任随便推到某个小人物身上，或者干脆也说死于乱兵之中，可为什么他没有这么做呢？为什么这一切，李世民都没有掩盖？

　　在此，我们似乎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李世民所说的“周公诛管、蔡”的那段话。也许那不仅只是一种冠冕堂堂的道德说辞，也不仅是为史臣改史所定的政治基调，很可能同时也是李世民努力要达成的一种自我说服。

　　也就是说，李世民需要告诉自己和世人，他诛杀建成、元吉的行为并不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杀戮，而是一种锄奸惩恶、济世安民的义举！进而言之，恰恰是毫不避讳地、大张旗鼓地将这段历史昭示天下，他才能减轻自己内心的负罪感，获得一种内心的安宁，也才能正大光明、堂而皇之地获得一种道德解脱。

　　如果用宗教的语言来说，这种心态和做法可以称之为“发露忏悔”，也就是主动袒露以往的某些“罪恶”，让其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中，或者说让其在道德与正义的阳光下涣然冰释，从而让自己获得道德与灵魂意义上的新生。

　　综上所述，在玄武门事件中，李世民真正要掩盖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兄弟和侄子们的死亡真相，而是一种他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的行为。换言之，这种行为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发露”的，宁可背负着它沉重前行，也绝不愿将其公之于世！

　　那么，这种行为是什么呢？

　　有关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的那场流血政变，李世民到底向我们隐瞒了什么呢？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看了一本古籍中的一篇文章后，内心某个隐秘的角落忽然被触痛，于是潸然泪下、悲泣良久。他动情地对身边的侍臣说：“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父母）也。……朕昨见徐干（东汉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中论·复三年丧》篇，义理甚深，恨不早见此书。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贞观政要》卷六）

　　李世民说的“所行大疏略”，意思是高祖李渊逝世时，他所行的丧礼过于粗疏简略，未尽到人子之孝，因此深感愧疚和自责，追悔莫及。

　　也怪不得李世民会感到痛心愧悔，因为对待高祖的身后事，他的许多做法的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埋葬高祖的献陵在规格上就比埋葬长孙皇后（包括逝世后的太宗本人）的昭陵要逊色得多。献陵是“堆土成陵”，规模和气势十分有限；而昭陵则是“因山为陵”，规模浩大、气势宏伟。高祖安葬后，李世民也并未流露出应有的思念之情，而对长孙皇后则是情深意长、无比怀念，曾“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资治通鉴》卷一九四），结果立刻遭到魏征的暗讽和讥刺。

　　而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突然对父亲流露出的这种忏悔和内疚之情，难道仅仅是因为自己在高祖身后没有尽到孝道吗？在高祖生前，李世民又做得如何呢？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愧悔，是否跟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玄武门之变有关呢？

　　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追问：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清晨，当李世民在玄武门前一举除掉太子和齐王之后，当守门禁军与东宫齐王卫队激战正酣的时候，太极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真如史书所载，高祖和近臣们正悠然自得地“泛舟海池”，沉浸在一片诗情画意之中，对宫门前正在发生的惨烈厮杀一无所知？是否直到尉迟敬德满身血迹、“擐甲持矛”地前来“宿卫”，高祖和一帮近臣才如梦初醒？

　　事实上，六月四日高祖李渊“泛舟海池”的这一幕，历来备受后世史家的强烈质疑。

　　因为它的疑点确实太多了！

　　首先，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天早晨是李渊召集三兄弟入宫对质的时间，为此一帮宰执重臣也都早早就位了。在此情况下，李渊怎么可能有闲情逸致到海池去泛舟？其次，就算李渊和近臣发现三兄弟全都迟到了，许久等不到他们，百无聊赖之下才跑去泛舟，可是，就在宫廷的北正门，几支军队正杀得鸡飞狗跳、人喊马嘶，而高祖李渊和那帮帝国大佬怎么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就算他们一时间都被海池的美丽景色陶醉了，可宫中有那么多的嫔妃、太监、宫女，难道他（她）们也全都被施了迷魂术和定身术，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察觉、没有一个人赶来通报这骇人听闻的政变消息？最后，退一万步说，就算上面这些都是事实，可当尉迟敬德带着武器擅闯皇宫大内，一直逼到皇帝的面前时，高祖身边的侍卫都哪里去了，为何史书中连一个侍卫的身影都看不到？在天子的人身安全遭遇重大威胁的时候，难不成他们全都约好了，在同一时间集体人间蒸发？

　　我们只能说——这样的记载太不可理喻了！

　　如果说李世民和贞观史臣确实是对玄武门事件动了手脚的话，那么我们相信，这个所谓的“泛舟海池”应该就是被重点篡改，以至于改得毫无逻辑、牵强附会、面目全非。

　　可是，为什么李世民弑兄、杀弟、屠侄的那些真相都可以不改，却偏偏改了这个地方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李世民派兵逼宫、控制高祖的真实内情要远比所谓的尉迟敬德“擐甲持矛、入宫宿卫”复杂得多、性质也严重得多，所以只好授意史官进行篡改？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李世民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对父亲所做的一切，已经完全坐实了“不忠不孝、悖逆君父”的罪名，以至于比弑兄杀弟在良心上更难以承担、以礼教伦常的标准来看更不可原谅，因而在面对后辈和世人的时候更难以启齿呢？

　　也许正因为此，所以贞观史臣最后才不得不虚构了“泛舟海池”的一幕来掩盖真相；也许正因为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当身为君父的李世民在儿子们的夺嫡之争中差一点目睹骨肉相残的悲剧重演时，他才能深刻体会高祖当年的惨痛心境，也才能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有所反省，从而才会借“所行大疏略”为由，深切地表现出对高祖李渊的愧悔之情。

　　讨论至此，我们似乎已经逼近了李世民向我们隐瞒的那个最后的真相！

　　关于这个隐藏最深的真相，一部一千年后重现人间的敦煌残卷，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公元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意外发现，消息震惊中外，可清政府并未对此采取任何保护措施。于是随后的几年里，一批又一批价值不可估量的古代文献被西方的探险家和文物掠夺者陆续盗运到了欧洲。在斯坦因（匈牙利人，后加入英国籍）盗走的文献中，有一部被冠以编号的敦煌写本，内容就涉及了唐太宗和玄武门之变。王国维先生是中国第一个研究这份文献的学者，将其命名为《唐太宗入冥记》。这份文献虽然只是唐代的民间话本，算不上正规史料，而且作者已不可考，但是里面透露的某些信息却至关重要，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卞孝萱先生在《“玄武门之变”与〈唐太宗入冥记〉》一文中说：“胜利者唐太宗为了维护其仁孝形象，对先发制人、杀兄诛弟、逼父让位的行为加以涂饰。当日唐史臣秉承太宗之意，在两朝实录、国史中，篡改了‘玄武门之变’前后一连串事实的真相。敦煌写本《唐太宗入冥记》编造建成、元吉在阴司告状，阎罗王勾太宗生魂入冥对质的故事，实际是为建成、元吉鸣‘冤’。”

　　由此可见，这个唐代写本虽然体裁近似小说，内容纯属虚构，但是它所透露出的信息却不可等闲视之。换言之，值得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它的故事情节，而是其中蕴含的寓意。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写本的大致内容。

　　故事说的是唐太宗入冥之后，在阴司遇见了一个名叫崔子玉的判官，此人在阳世的身份是滏阳县尉。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往来于阳世与阴间的“双重身份者”（在中国古代话本和民间传说中，这种“双重身份者”代不乏人，据传近代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曾入冥充当判官）。由于崔子玉在阳世的身份是李世民的臣子（但是官职卑微），而现在皇帝李世民在阴间反而成了他的审判对象，于是崔子玉就决定利用自己在阴司的职权和太宗做一回交易，借以换取自己在阳世的高官厚禄。他告诉太宗，建成和元吉入阴之后，“称诉冤屈，词状颇切”，亦即暗示这件“官司”颇为棘手，然后让太宗回答一个问题，说如果答得上来就可以回长安，答不上来恐怕就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太宗一听吓坏了，连忙要求崔子玉提个简单一点的问题，并且承诺说：“朕必不负卿！”

　　然而，崔子玉所提的问题却一点都不简单。

　　他看着唐太宗，一脸正色地说——“问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在武德九年，为甚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

　　李世民一听，顿时哑口无言，“闷闷不已，如杵中心”，心里仿佛横亘着一块木头，良久才说，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了。

　　崔子玉一看太宗的反应，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替太宗想了一个答案，原文是：“大圣灭族□□”。后面脱了两个字，但是大意还是清楚的，无非是太宗“大义灭亲”云云。作为交换，太宗许给了崔子玉“蒲州刺史兼河北二十四州采访使，官至御史大夫 ，赐紫金鱼袋，仍赐蒲州县库钱二万贯”的优厚条件，终于顺利通过这场冥世拷问。

　　在这个故事中，崔子玉所提的那个问题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一个信息。其中，“杀兄弟于前殿”遍见正史记载，而且李世民本人对此也直言不讳，所以并不稀奇；真正让李世民感到难以启齿、同时也让我们感到非同小可的是后面的六个字——“囚慈父于后宫”。

　　很显然，这是一个被所有官修正史一律遮蔽掉的信息。

　　要解开被正史隐瞒的玄武门之变的另一半真相，这六个字就是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

　　虽然《唐太宗入冥记》的内容出于虚构，但是其题材和寓意在当时肯定是有所本的，不可能毫无依据。据卞孝萱先生分析，该作品很可能成书于武周初期。在唐人张（约生活于武周至玄宗前期）的笔记史《朝野佥载》中，我们也发现了有关“唐太宗入冥”和“冥官问六月四日事”的记载（见《朝野佥载》卷六）。而王国维先生在相关的研究著作中，也曾引述《朝野佥载》、《梁溪漫志》、《崔府君祠录》、《显应观碑记》等多种史料，考订了唐太宗和崔子玉故事的源流，发现崔府君的故事在蒲州一带流传甚广，山西省现存的碑刻中也保存了有关他的一些传说。由此可见，《唐太宗入冥记》中所提到的“囚慈父于后宫”的说法，很可能在唐朝初期已经广泛流传于民间。

　　然而，就算这样的说法渊源有自，可毕竟属于民间传闻，何况《唐太宗入冥记》也只有这语焉不详的六个字，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看不到。既然如此，那我们又凭什么知道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对李渊都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又凭什么断定“囚慈父于后宫”就是李世民向我们隐瞒的真相呢？

　　在相关史实已经被官修正史全部篡改或删除的情况下，要破解这个真相确实难度很大，但是并非不可能。

　　因为我们相信，常识和逻辑的力量始终是强大的；况且，无论贞观史臣如何竭力隐瞒真相，正史中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凭借这些弥足珍贵的线索，再辅以合乎常识的分析、以及合乎逻辑的推断，我们就有可能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真相。

　　在前文，我们已经对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渊“泛舟海池”的一幕提出了诸多质疑，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就算李渊和近臣真的在海池上泛舟，可宫中有那么多的侍卫、嫔妃、太监、宫女，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察觉到玄武门前的激烈战斗，也没有一个人赶来通报这骇人听闻的政变消息？

　　在此我们不妨先做一个假设：假如在玄武门战斗爆发时，有一个人（或侍卫、或嫔妃、或太监、或宫女，或随便宫里什么人），他（她）的眼睛、耳朵、手脚功能都还正常，没有被施以迷魂术和定身术，及时向皇帝通报了政变消息，那么李渊会作何反应？

　　如果此刻的李渊还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还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他会继续悠然自得地泛舟，等着尉迟敬德或随便哪个政变将领前来逼宫吗？

　　显然不会。这个时候，一个正常的皇帝只可能做三件事：一，第一时间离开海池，进入太极宫中某个最隐蔽且最易于防守的地方，命近卫禁军刀出鞘、箭上弦，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二，火速下诏，由身边的宰执重臣到玄武门宣旨，命令所有人放下武器，听候裁决；三，立刻调集皇城中所有未参与政变的禁军，逮捕兵变各方的首脑和主要将领，随后调查事变真相，严惩政变者。

　　所以，只要整座太极宫中有一个人的视觉、听觉和行动功能正常，及时向皇帝报警，那皇帝肯定会采取上述举措。而一旦皇帝采取上述举措，李世民的这场政变还有几分胜算？就算李世民不会马上溃败，但是他必然要与皇帝开战。而我们知道，在玄武门事变前夕，李渊对皇权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并未出现大权旁落的情况，所以，秦王斗胆与皇帝开战的结果，恐怕不会令人乐观。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所见的正史记载是真实的，也就是尉迟敬德是直到前方战斗接近尾声时才入宫去找高祖的，那么李世民就等于是在打一个天大的赌。

　　赌什么呢？

　　赌好几支军队在玄武门前乒乒乓乓地打仗，而整座太极宫中的所有人在那一刻全都丧失了正常的视觉、听觉和行动功能！

　　这可能吗？

　　这当然不可能！

　　既然不可能，那么李世民要如何保证玄武门前开战的同时，太极宫中的所有侍卫、嫔妃、太监、宫女都不会去向皇帝报信呢？

　　答案只有一个——控制他（她）们。

　　如何控制呢？

　　不言而喻——派兵入宫，用武力控制他（她）们的人身自由。这才是真正可行、真正有效的“定身术”！

　　到这里，一个被李世民和贞观史臣刻意隐瞒的重大真相就浮出水面了。

　　那就是——事实上玄武门之变有两个战场：一个在玄武门前，一个在太极宫中。

　　前者是我们熟知的，是公开的第一战场；而后者是我们完全陌生的，是被遮蔽的第二战场。

　　那么，这个战场的范围有多大？是整个太极宫吗？最需要控制的目标是谁？是所有侍卫、嫔妃、太监、宫女吗？

　　这是不可能的。李世民绝不会笨到把有限的兵力放到整个太极宫中去漫天撒网。而且就算你控制了九十九个，只要有一个漏网，跑去跟皇帝报信，整个行动照样是前功尽弃。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直接派兵进入皇帝所在的地方，直接控制皇帝！

　　由此可见，即便只是从常识和逻辑的角度来分析，《入冥记》中提到的“囚慈父于后宫”的说法也完全可以成立。也就是说，李世民要想确保整个政变行动万无一失，就必须在袭杀太子和齐王之后，第一时间入宫控制高祖。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作为一个精神正常、大权在握的皇帝，高祖李渊如果不是在第一时间被李世民控制，那他绝对会采取应变措施，也绝对有能力进行镇压，而玄武门之变最终也可能功败垂成。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史书中记载的高祖“泛舟海池”的一幕肯定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而事实很可能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前袭杀太子和齐王后，立刻派兵入宫，把高祖和一帮近臣囚禁了起来，而囚禁的地点有可能就是海池。

　　这应该就是李世民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

　　尽管这个真相被贞观史臣极力掩盖，但是在现有史料中，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线索和疑点。从这些线索和疑点入手，我们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首先，在《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中，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段话：“俄而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结阵驰攻玄武门，守门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战，流矢及于内殿。”此外，在《唐文续拾·卷二》李俨所撰的《杜君绰碑》中，我们也发现了“矢及宸闱”这样的说法（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杜君绰是进入玄武门埋伏的九人之一）。

　　“流矢及于内殿”、“矢及宸闱”……这样的表述意味着什么呢？

　　所谓“内殿”和“宸闱”都是指皇帝所住的地方。既然连箭都射到了皇帝面前，那么李渊还怎么可能安心地“泛舟海池”呢？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所谓“流矢及于内殿”和“矢及宸闱”应该都是关于“第二战场”的一种较为隐讳的说法。也就是说，在李世民派兵入宫控制高祖的过程中，肯定与皇帝身边的禁军侍卫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武装冲突。因为皇帝身边的侍卫不可能全被李世民收买，而一旦看见秦王带着士兵杀气腾腾地闯进宫中，那些侍卫也断不会束手就擒或者坐以待毙，可见一定范围内的战斗是不可避免的。而发生战斗的时间，应该是与第一战场、也就是玄武门前的混战同步，也就是东宫齐王兵正猛攻玄武门的那个时候。

　　要进一步证实我们的上述推断，下面这些疑点和线索也是绝不容忽视的：

　　第一，回顾玄武门之变的整个经过（参见两《唐书》、《资治通鉴》中相关记载），有一个现象令人满腹狐疑，那就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前射杀李建成并意外坠马之后，忽然就从史料的记载中“消失”了，直到尉迟敬德迫使高祖发出敕令，交战各方全部放下武器，一切都已尘埃落定，李世民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演出了“跪而吮上乳”的一幕。

　　在此我们不禁要问：在无端“消失”的这段时间里，李世民上哪里去了？他都干了一些什么？如果说李世民是因为坠马受伤，被扶到什么地方休息去了，史书中为何只字不提？此外，身经百战、英勇过人的秦王李世民，会仅仅因为“坠马”而丧失作战能力吗？在战场上一向身先士卒、不顾枪林箭雨而冲锋陷阵的秦王李世民，会仅仅因为受了一点轻伤就下火线吗？他会放心大胆地把入宫控制高祖的关键行动交给手下，然后躲到安全的地方静观事态演变吗？

　　答案只有三个字：不可能。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战斗”，所以他必然会全力以赴，也必然会拿出百倍的勇气、决心和力量来进行这场战斗，直到政变成功的那一刻。而当李世民袭杀建成和元吉后，能否迅速开辟太极宫中的第二战场、能否在第二战场取得成功，最终将决定玄武门之变的成败！

　　在此情况下，即便坠马受了一点轻伤，李世民也绝对不可能躲起来休息。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消失”的这段时间里，李世民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率兵入宫开辟第二战场，控制高祖和那些宰执重臣。正因为此，贞观史臣才会把李世民的这段去向全盘删除，以致在现存史籍中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空白。

　　第二，在《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中，我们发现秦王麾下的“八百勇士”在政变过程中同样出现了令人百思不解的异动。在我们前面引述的“俄而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结阵驰攻玄武门，守门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战，流矢及于内殿”这句话之后，史书接着写到：“太宗左右数百骑来赴难，建成等兵遂败散。”

　　这里所说的“左右数百骑”，很可能就是李世民“素所蓄养的八百勇士”之全部或大部。令人极为不解的是，当东宫和齐府兵猛攻玄武门、并且与守门禁军“良久接战”的时候，秦王麾下最亲信的这支精锐上哪儿溜达去了？为什么直到“玄武门守卫战”已经接近尾声，秦王左右数百骑才姗姗来迟地加入到玄武门前的战斗，从而扭转了之前的不利形势，致使东宫和齐府兵最终“败散”？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们跟随秦王奔赴更重要的地方了。而这个地方当然就是第二战场、也就是李世民“囚慈父于后宫”的地方。

　　因此，从秦王麾下这支精锐部队的异动中，我们足以解读出三个方面的信息：一，它进一步向我们证实了第二战场的存在；二，它让我们看清了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大致的兵力部署；三，它向我们解释了第一战场、亦即“玄武门守卫战”为何险象环生的主要原因。

　　关于兵力部署：在李世民及其幕僚所制订的政变计划中，袭杀太子和齐王后，负责防御玄武门的只能是原本驻防在此的常何、敬君弘、吕世衡等部；而最精锐的秦王府八百勇士，则与李世民一同进入太极宫，负责消灭皇帝身边敢于顽抗的禁军侍卫，进而控制皇帝和重臣；同时，秦王的麾下骁将，如秦叔宝、程知节、侯君集、段志玄等人很可能也跟随李世民进入了第二战场。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第一战场一再遭遇险情的原因。诸如：东宫和齐府兵“驰趋玄武门”时，为何只有一个张公瑾 “独闭关以拒之”？那是因为：多数骁将和秦王府精锐当时都不在玄武门。还有，敬君弘、吕世衡为何会战死？这只能证明：留在玄武门进行防御的兵力实在是很薄弱。此外，当东宫齐府将士鼓噪着要转攻秦王府时，秦王阵营为何“将士大惧”、束手无策？那是因为所有的兵力都被配置在第一战场和第二战场了，至于秦王府这个“第三战场”，肯定只留下了一部分老弱残兵，显然是不堪一击的。估计在李世民及其幕僚的计划中，秦王府是无力也无意保全的，很可能早已做好了被攻破的打算。

　　第三，讨论至此，我们就要引出又一个足以证明第二战场存在的有力证据，那就是秦王妃长孙氏在玄武门之变中的动向、及其所发挥的相关作用。

　　按《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当李世民“方引将士入宫授甲”时，长孙氏“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新唐书·文德长孙皇后传》称：“及帝授甲宫中，后亲慰勉，士皆感奋。”两《唐书》都记载了长孙氏跟随李世民一起进入了太极宫，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她的任务仅仅是去慰勉将士的吗？

　　我们认为，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长孙氏之所以出现在太极宫中，至少可以证明以下三点：一，秦王府的精锐确实已经倾巢而出，府中防守空虚，早就做好失守的打算，所以李世民才会把长孙氏带在身边，以免遇害；二，既然两《唐书》都明确记载，李世民和长孙氏不但一起带着将士进入太极宫，而且还在宫中“授甲”，那么李世民在宫中开辟第二战场的事实就更是毋庸置疑了；三，在李世民“囚慈父于后宫”的过程中，他们夫妇肯定是有所分工的，长孙氏所充当的很可能是“安抚使”的角色。

　　也就是说，李世民及其将士负责对付皇帝身边有可能顽抗的侍卫，手段是采用武力；而长孙氏则负责对付余下那些嫔妃、太监和宫女，手段则是尽力安抚。道理很简单，李世民入宫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皇帝，而不是无端杀戮，所以他会尽量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佳的结果，只要是能够安抚的人，李世民绝不会轻易诉诸武力。

　　因此，长孙氏此时所起到的，就是秦王府的任何人（包括李世民）都难以发挥的作用。凭着女性亲切温婉的先天优势，加之秦王妃的尊贵身份，以及平素与后宫嫔妃的交情，还有谁比她更适合担任“安抚使”的角色呢？

　　关于长孙氏在玄武门之变中的重要作用，《旧唐书·房玄龄传》中还有一处记载可资佐证：“玄龄尝因微谴归第，黄门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及九年之际，机临事迫，身被斥逐，阙于谟谋，犹服道士之衣，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于臣节，自无所负。’”

　　众所周知，房玄龄在玄武门之变的功臣榜上名列第一（《旧唐书·房玄龄传》：“贞观元年，……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假如长孙氏没有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褚遂良又怎么可能把她和第一功臣房玄龄相提并论呢？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确实曾经“囚慈父于后宫”，而有关这个“囚父行动”的具体过程，虽然现有史料均不可考，但我们仍然可以依据常识和逻辑来作出进一步推断。

　　首先我们可以提一个问题：李世民囚父的目的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当然是逼迫父亲交出政权。

　　接着我们还可以问：假如李渊坚决反抗，誓死也不交权，那李世民该怎么办？

　　答案只能是一个字——杀！

　　至此，我们已经逼近了李世民竭力向我们隐瞒的那个真相的核心。

　　也就是说，在李世民的计划中，他入宫控制高祖的行动必然会分成三步：第一步是“囚父”，亦即消灭有可能顽抗的禁军侍卫，将高祖和近臣们彻底控制起来；第二步就是“逼父”,亦即让某个将领出面，逼迫高祖下诏，把军政大权移交秦王；最后一步，也是李世民最不希望走到的一步，那就是——假如高祖誓死不从，李世民就不得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弑父”！

　　这样的“三步走”是任何一场逼宫行动都不可避免的内在逻辑。因为对于高祖李渊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来说，假如他始终不肯屈服于李世民的意志，坚决不肯以他的名义发布诏书，将军政大权移交给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杀了他。

　　或许有人会说，采用软禁手段、然后矫诏夺权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是如此一来，李世民无疑要承担一个很大的政治风险——只要高祖不死，那么即便秦王要矫诏夺权，那些仍然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们也有可能会识破秦王的阴谋，因而拒不奉诏，发兵与李世民对抗。到时候不光京师会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整个帝国也完全有可能陷入内战。所以，在李世民率兵入宫的时候，他心里肯定已经做好了“弑父”思想准备，因为这是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最能够避免上述政治后遗症的唯一办法。

　　当然，谁都希望事情在第二步结束，谁都希望最后的结局是高祖妥协，与秦王达成政治和解，双方相安无事。可是，谁敢保证事情不会发展到第三步呢？在尚未知悉高祖的反应之前，李世民又怎敢保证自己不会走到第三步呢？

　　可见，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所面临的一个最可怕的道德困境和最艰难的人生抉择，恰恰不是应不应该在玄武门前袭杀兄弟，而是如果形势逼不得已，他应不应该痛下杀手、弑父弑君？

　　对于一个以“爱敬君亲”为最高行为规范的社会而言，对于一个以恪守“忠孝之道”为人生准则的古代臣子而言，还有什么行为比“弑父弑君”更加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呢？还有什么比这种行为产生的道德和舆论压力更让人难以承受的呢？

　　虽然后来事实的发展让李世民有幸避免了这样的罪恶，但是对于李世民本人来讲，这样的罪恶只要在他的心中预演过一次，就很可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永远无法抹除的阴影。

　　退一步说，就算“弑父弑君”这种未及实施的恶并未对李世民造成道德困扰，但是单纯就“囚父”和“逼父”而言，李世民也注定要承受非同小可的道德压力。更何况，“囚慈父于后宫”的过程必然不是一场温文尔雅的谈判。因为对于秦王的逼宫，高祖李渊肯定会尽一切力量抵抗，而忠于皇帝的禁军也必定会与秦王部队开战，只有到了所有的武力对抗宣告失败，而李渊的一切努力也均被秦王瓦解，他才可能无可奈何地举手投降。至于像正史所载，尉迟敬德一进入海池高祖就乖乖交权的事情，基本上是不足采信的，这就算不是贞观史臣的虚构，至少也是一种高度简单化的曲笔。

　　根据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以及此后的种种表现来看，几乎对一切事情都无能为力，完全丧失了一个皇帝应有的尊严和权力，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就算李世民没有做出“弑父”的举动，但最起码也是把高祖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否则李渊不会是一副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模样。诚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矣！”（《二十二史札记》卷十九）

　　既然如此，那么在李世民用尽一切手段迫使父亲就范的过程中，有多少行为是可以在道义上站住脚的？又有多少行为是可以在后来改史时原封不动、公之于世的呢？

　　恐怕很少。

　　也许正因为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尽管可以大胆地把弑兄、杀弟、屠侄的真相昭示于天下，但唯独不敢公开他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

　　对李世民和贞观史臣而言，当年那场逼宫行动确实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因而只能尽力掩盖。但是考虑到事件的完整性，有关高祖的情况在史书的编纂中又不能只字不提，所以贞观史臣最后只好挖空心思地编造了高祖和近臣“泛舟海池”的荒诞一幕，之后又大而化之地抛出了“尉迟敬德入宫宿卫，请降手敕”的粗糙情节，试图以此掩人耳目，把整个玄武门之变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幕和真相含糊其辞地敷衍过去。

　　然而，经由残留在史书中的蛛丝马迹，借助常识和逻辑的力量，我们最终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窥破了李世民极力向世人隐瞒的真相。

　　对于李世民篡改历史的行为，今天有一部分读者很不愿意承认。这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伟人情结”，没有人愿意看到千古一帝李世民的光辉形象因此受到玷污。但是，我们在崇拜伟人的同时，更需要尊重事实。时至今日，关于贞观君臣改史之事在学界几乎已成定论，所以我们也不必再“为尊者讳”。更何况，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世民身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污点，丝毫改变不了他作为一代明君的事实，也丝毫不会影响他所创造的历史功绩。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故作惊人之语，把李世民改史的行为贬得一无是处，甚至指责他“腰斩”了中国几千年来宝贵的“信史”传统，言下之意是李世民开了篡改历史的先河，“罪莫大焉”！

　　其实这样的指责又未免矫枉过正了。中国的信史传统和史官精神固然有不阿权贵、秉笔直书的一面，但是早在孔子时代，删削历史的行为就已经大行其道了。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其实就是在某种主观目的的驱使下，对史实进行删削、涂饰和修改。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只能作经读，不能作史读。”（《中国历史研究法》）可见，李世民并非“改史”的始作俑者。而且，在李世民身后，喜欢用权力摆弄历史的统治者也代不乏人。

　　诸如宋太宗时期，官修的《起居注》和《时政记》就要时时送交皇帝“御览”，而有关宋太祖赵匡胤之死的历史记载，正是在太宗赵光义的直接干预和授意篡改之下，变成了又一桩千古悬案。到了清代，皇帝对历史和文化的“热衷”程度更是盛况空前，不但大兴文字狱，而且发展到了借修书之名大规模消灭“异端”文化的地步，此亦众所周知之事实。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胡适才会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由此可见，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李世民绝不是第一个对“小姑娘”动过手脚的人，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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