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强调：“消肿”，三总部要带头

对裁军百万这样浩繁艰巨的工作，该从哪里下手呢?邓小平选择了以三总部为突破口。

从三总部入手，这是邓小平一贯的作风。1975年他在主持军队整顿时就提出：“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④1980年3月他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又说：“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大总部为什么机构这样大?过去，每提出一个新的任务都要增加机构，增加人员，从来没有说减少人员。”①1982年，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中央军委和各个总部，不简化看来不行，“领导太繁杂，不但下边不好办，就是我们处理问题画圈圈都难，都是些麻烦事情。”②1984年11月他在谈到百万裁军时说：怎么减法，请大家出主意，我只讲三总部带头。在不同的场合，邓小平还说宫总部机关要那么大干什么，机关大了部门多了，扯皮的事情增多，工作效率就低。三总部搞那么多副职干什么?好多事情依靠部门来做嘛。副职多了，就官僚主义泛滥。

不仅如此，1982年，邓小平在审批关于解放军三总部机关人员精简的方案时写道：这个方案不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方案。但可作为第一步进行，以后再进一步研究。后来，他在一次军委座谈会上又说，我们有些问题处理得不是完全令人满意。③

邓小平的讲话和批示对三总部的同志触动很大。后来在拟制1985年整编方案时，即强调了三总部要带头，并把精简三总部机关作为首要一条原则列出。

邓小平指出：“这次减人，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由于前几次精简整编，只是减人，体制变动不大，结果导致有些单位的精简整编出现了精简--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恶性循环。用一些人的比喻说，光拔毛不杀鸡，结果拔得到处哇哇叫，精简不能落实。这种状况，连负责落实精简工作的人也大伤脑筋。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了要搞体制改革的问题。早在1980年3月，他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指出：“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④1981年底，他又指出，解决上层建筑臃肿不堪、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等弊端，用简单的改良办法恐怕不行，“我们正准备着手采取比较有效的办法，甚至以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⑤事隔不到半日，邓小平进一步告诫全党：“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⑥因此，他在1984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到军队精简100万时明确指出，“这次减人，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①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1985年的精简整编，主要采取撤、并、降、交、改、理等办法。“撤”，就是成建制地撤部队，包括撤军、撤师等;“并”，主要是合并机构，像大军区合并、院校合并等;“降”，则是指降低有些单位的机构等级和压缩其规模，如兵团级、军级机构压为军级、师级等;“交”，即把部分属于政府职能的机关部队，如县市人民武装部和内卫部队等交给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政”，是对有些保障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部分干部职务改用士官或兵等;“理”，则是指调整理顺各方面的关系。上述改革体制办法，既可达到减人消“肿”的目的，又可革除旧体制的弊端，促进军队体制编制的科学合理。

从成昆之变看邓小平裁军的决心

1982年1月，邓小平在谈到精简机构时曾经说宫精简是涉及几百万大、中、小干部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但是，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再细，也难免有照顾不周到的地方，这个话要说到前面。”②发生在1985年裁军中的成昆之变，就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风格。

在精简整编方案正式下达之前，包括昆明军区司令员张秀将军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昆明军区不会撤销。按照军委的初步方案，昆明军区将与成都军区合并，定点昆明，以昆明军区机关为主，组成新的昆明军区。张司令员心情很坦然。这不仅因为昆明军区的班底是原二野的部队组成，而且当时昆明军区正担负着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任务，处于特殊时期。张司令员带着军区军务部长和干部部长到北京出席军委扩大会议时，公文包里甚至还带来了全套的接收成都军区方案，准备在会上与成都军区的领导具体协商。

出乎意料，军委扩大会议宣布的方案是：撤销昆明军区，其机关和部队与成都军区合并。的确，从国家建设长远利益和整体战略利益出发，保留成都军区要比保留昆明军区合理得多。

当主管整编的副总参谋长何正文将军采纳多数人的科学意见，主张“成昆合并，定点成都”时，他的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同意。

8月14日，邓小平亲自发布昆明与成都军区合并的命令。昆明军区于8月30日停止了办公。

此事在军内外震动极大。作为二野老政委的邓小平拿昆明军区开刀，人们从这里看到了邓小平裁军的巨大决心。

巨大的成效，深远的意义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这一年，中央军委所属的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机关人员分别精简了60%、、52%，处以上机构减少了近1/6。原先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军级以上单位减少31个，师、团级单位撤销4054个;几所军事院校合并。各县、市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干部和战士退出现役;各级领导班子都减少了副职干部;机关、部队的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官兵比例达到1：。从1985年起，3年内将有60万名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上述行动的结果，使人民解放军在精兵、装备、合成和效能上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当1986年“国际和平年”到来之际，中国区从总体上完成裁军百万的战略性行动。至1987年，这一浩繁的众口皆碑的“工程”胜利完成。

中国大军区变革：13大军区缩编为到7大军区

随着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国防任务的需要，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军区领导机构编制体制进行了重新调整和完善。为有利于我国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国防武装力量的建立，1955年，国务院决定，取消按一、二、三级的等级划分军区的做法，统一改称为军区、省军区。从此，全军由原来的3级军区体制，改为军区(大军区)、省军区体制。

1、13个大军区的组建

1955年2月11日，国务院和国防部根据中共中央局、中央分局的设置情况，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全国战略区的重新划分，决定将全国的6个大军区，即东北军区、华北军区、西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和西南军区，改划为12个大军区。这12个大军区大部分是以所在区的大城市命名的，计有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内蒙古军区、西藏军区。各军区于5月1日前按新的区划正式办公。1956年又增设福州军区。这样，全国共13个大军区。大军区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领导、指挥、管理本战区内的野战军、省军区及地方武装，并与海军、空军领率机关共同领导本战区内的海、空军部队。各大军区的成立情况是：

沈阳军区：1955年3月22日成立，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周桓，副政治委员杜平、甘渭汉，参谋长吴信泉，政治部主任杜平(兼);指挥所属陆、海、空军部队，下辖：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今分属河北、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省军区和防空军、公安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及陆军军等部队。军区机关驻沈阳市。7～8月，军区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防空部队部、公安部队部分别改为兵种司令部。11月，热河省军区随热河省同时撤销。1957年5月，撤销军区防空军司令部，所辖部队划归沈阳军区空军建制。6月，撤销军区防空军司令部，所辖部队划归沈阳军区空军建制。6月，撤销军区公安军司令部，所辖边防部队分别拨归所在省军区领导。1959年9月，第3兵团改为旅大警备区。1960年12月，组建外长山要塞区。

新疆军区：1955年5月1日成立，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恩茂，副司令员陶峙岳、赛福鼎·艾则孜、郭鹏、张希钦，副政治委员曾涤。下辖：南疆军区、伊犁军区以及陆军部队。1958年11月，组建新疆军区干部学校(1962年11月改称新疆军区步兵学校)。1969年12月，伊犁军区改称北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划归新疆军区建制(1975年其领导机构撤销)。1975年3月，新疆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成立(1978年1月改称新疆军区步兵学校)。1976年7月，组建新疆军区军医学校。1979年1月，成立南疆军区。1979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新疆军区改称乌鲁木齐军区。吴克华任司令员，郭林祥任第二政治委员。12月，新疆军区步兵学校改称乌鲁木齐陆军学校。1982年，新疆军区将担负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85年6月，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为兰州军区，同时成立新疆军区(兵团级)，归兰州军区领导。龙书金、杨勇、刘震、萧全夫先后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部员;萧思明、谭友林、谭善和先后任政治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赛福鼎·艾则孜、汪锋先后兼任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司马义·艾买提、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谷景生先后兼任政治委员。

西藏军区：1955年5月1日成立，由省军区升为二级军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副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朵噶·彭措绕杰、陈明义、李觉，副政治委员范明、王其梅，参谋长陈明义(兼)，政治部主任刘振国。下辖西藏地区的陆军师和骑兵、工兵、炮兵、公安部队以及驻四川办事处。军区机关驻拉萨市。1959～1960年间相继成立拉萨、塔工(今林芝)、江孜(今属日喀则)、那曲、山南、日喀则、昌都等军分区以及军区生产部、公路部和干部学校。1964年4月，军区机关各业务处改称部(局)。1958年11月，张经武兼任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8年7月，曾雍雅任军区司令员，任荣任政治委员。12月，西藏军区缩编为省级军区，划归成都军区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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