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作者：朱鸿召，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确实，面对这样的情况，女青年们很难再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和可能。红军干部黄克功枪杀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的事件，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参见朱鸿召：《恋爱中的枪声》，《上海文学》（上海）2000年第5期。一时的众怒可以平复，但革命婚姻中深刻的问题却一直残留着。

　　1938年8月来到延安采访的陈学昭，注意到了革命婚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当初，她不爱他，他常常来看她。在晚上，他有时半是玩笑半是真的赖在她的床上不肯走：“今夜我睡在这里，不回去了……”这让她手足无措，左右为难。

　　经过组织出面，她不得不接受革命婚姻。

　　不久后的一天，一个特务员（红小鬼，勤务员），背着铺盖，她跟在后面走。“怎么？你搬家了？”

　　“不！”

　　“那你到什么地方去呢？”陈学昭问她。

　　她不好意思地回答：“为了工作的需要，我搬到……”

　　其实，她就这样地与他结婚了。

　　7个月后，陈学昭又遇见了她。依然是前面一个特务员背着铺盖，后面，她眼睛哭得红红的，垂头丧气地走着。

　　“你搬家了？”

　　她没有回答……原来他们离婚了。她肚子大大的，怀着已经5个月的身孕。

　　据说，他已经厌倦了她：“妈的……滚出去！看你这个大肚子！我不要你了，我要讨个比你更洋气的洋包子！”他命令特务员把她的铺盖拿出去，叫她快快跟了特务员滚蛋。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9页。

　　如果男女知识青年在革命队伍里相互爱恋了，那么，一定要及时报告组织，取得上级领导的认可，才可以有保障。1938年11月，罗工柳报名参加“鲁艺木刻工作团”上前线，女友杨?却留在延安，他感到这样情况不妙，机智地让女友通过在鲁艺任教的李伯钊，找到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就说罗工柳是自己的爱人，她要和爱人一起上前线。这样，得到同意后，一起维持了他们的爱情。刘骁纯整理：《罗工柳艺术对话录》，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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