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越共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正式访华，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从而结束了长达13年之久的两国关系对立状态。应该说，为达到这一目标，双方都做出了巨大努力，其中两国领导人于1990年9月在成都举行的秘密会晤，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两国关系的转折点，不仅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而且继续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

政权更迭，中越关系出现一丝曙光

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越南当时的领导人黎笋等人没有及时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而是彻底背离了胡志明的路线，对内在南方强制推行过“左”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外依仗苏联的支持，大肆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妄图拼凑“印支联邦”。在这一错误路线指引下，越南一面公开反华，一面加紧对老挝的控制，直至对柬埔寨发动武装入侵。他们的所作所为，导致越南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际处境空前孤立。

1986年7月，越共总书记黎笋病逝。同年12月，阮文灵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60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时期，是越共南方局领导成员，曾多次秘密访华，对中国态度诚恳友好，深得毛主席、周总理的赏识，认为他是越南很有希望的接班人。但抗美战争结束后，阮文灵不赞成当时领导人错误的内外政策，曾一再遭到排挤。阮文灵出任总书记后，急于纠正前任的一整套错误做法，提出越南要“同所有国家成为朋友”的口号。他认为，对越南来说，当时最为急迫的两件事就是要从柬埔寨撤军和改善对华关系。但是，由前任总书记的亲信、越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阮基石把持的外交部，继续按照黎笋的一套思维行事，千方百计干扰和阻挠阮文灵的战略部署。而阮文灵作为新上台的领导人，在中央决策层中尚无深厚根基，他的一些设想也尚未得到更多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是极为棘手和头痛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凯山访华

三次求见邓小平一吐天机

1989年10月，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访华。我当时作为外交部亚洲司印支处处长，参加了接待工作。按照中央批准的接待计划，将由李鹏总理主持会谈和宴会，江泽民总书记会见和举行便宴。但老挝方面恳切希望邓小平同志能会见凯山。中方表示，邓小平年事已高，已不再会见任何外宾，请予谅解。尽管如此，凯山仍坚持要求见邓小平，我记得先后提了三次。在这种情况下，经反复研究、协调，最后商定请邓小平礼节性简短会见。因此，外交部也没有准备详细的谈话参考要点。没想到，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谈话，而且谈的都是十分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凯山诚恳承认，过去十多年来老挝同中国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是受了“外部的影响”，此次访华将标志着两党、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同时，凯山还转达了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对邓小平的亲切问候，说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还说阮文灵希望中国能邀请他访华。邓小平也请凯山转达他对阮文灵的问候，并说：“我早就认识阮文灵同志，我知道他思维灵活，很有理智，工作很能干，胡志明主席很器重他。我希望他当机立断，把柬埔寨问题一刀斩断。现在我年龄已大，快要退休，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这就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邓小平特别强调，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他请凯山将这些意见转告阮文灵。此外，邓小平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阮基石这个人爱搞小动作。”当时，我在现场作记录，感到这句话虽像是顺口说的，份量却很重。我的理解是，这句话是要告诉阮文灵，中国对阮基石已丧失信心，无论是解决柬埔寨问题，还是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都不能指望和依靠阮基石。

阮文灵接见中国大使以示友好

凯山在回国途中在越南短暂停留，及时、全面地向阮文灵转达了邓小平的传话。阮文灵听后十分重视，对阮基石的“小动作”更有切身体会。他意识到，要改善越中关系，必须首先解决柬埔寨问题，而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则必须同中国商量。他还意识到，邓小平虽传了话，但并未对他发出访华邀请。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实现访华，是他急于要解决的问题。1990年6月5日，在多方努力下，阮文灵总书记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阮文灵首先请张大使转达了他对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中国领导同志的问候。阮文灵说，在越南抗美战争时期，他曾多次去过中国，见过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等。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与胡主席是同辈人，阮则是他们的学生。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敌人的监狱里，他总是学习和研究毛主席论述民族民主革命的著作，受益匪浅。在越南抗法、抗美时期，中国给予了越南各方面的巨大援助，连大米、压缩饼干、咸菜等，都是中国援助的。而且中国在战略和指导思想上，也给了越南很多帮助，比如越南打人民战争，就是学习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把它运用到越南的实践中去。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援助，越南是不可能打败美帝国主义的。

阮文灵说，越南抗美胜利、全国统一后，本应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但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复杂情况，这十几年越南比抗战时期更艰苦，日子更难过，特别是越中关系出现了困难。应该说，越南对中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始终主张做错了就要改正。这方面的事情请中国同志谅解，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算了。当前更重要的是搞好现在和将来的两国关系。

阮文灵说，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剧变，东欧的形势演变很复杂，苏联的形势也很严峻。帝国主义极力插手，大搞和平演变，梦想一举消灭社会主义。过去人们说苏联是世界和平的堡垒，但现在这个堡垒正在动摇。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党是一个大党，又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特别重要。我们需要中国来举社会主义这面旗帜。越中两国是社会主义邻邦。越南是小国，越南党是小党，很需要中国这样的大国大党的支持和帮助。阮文灵说，这是他的心里话。

阮文灵说，柬埔寨问题总的是要和平解决，未来的柬埔寨不应是亲西方的，也不要让西方和联合国插手太深。为此，越中双方可以合作，内部推动波尔布特、英萨利与韩桑林、洪森和解，对外仍可按目前各方磋商的路子进行。排除红色高棉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阮文灵表示，他很想同中国最高领导同志见见面，进行深入的、兄弟般的交谈，可不拘外交礼节。他说，历史的经验表明，两国最高领导人直接谈，容易相互谅解和取得一致，许多重大问题也好解决。阮文灵还说，他年纪大了，想在退休前同中国领导人一起协商，把柬埔寨问题和恢复越中关系问题解决掉。

会见时，外交部长阮基石也在座，但谈话内容同阮基石的反华老调完全不同。估计安排阮基石陪见的用意，很可能是要让他当面听听总书记究竟讲了些什么，也许此时对他尚存有一线希望，给他一个改变做法的机会。当然，也正因为有阮基石在场，阮文灵没有把话说得更深、更透。

会见结束后，张大使立即把阮文灵的谈话内容详细报告了国内，请示国内有何指示。国内进行了认真研究，很快答复说，还是要越南尽快从柬埔寨撤军，并解决好撤军后柬埔寨对立双方，即金边政权和抵抗力量三派的联合问题，之后再按部就班和顺理成章地安排两国领导人高级会晤。就是说，中国领导人尚不准备很快同阮文灵见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打破僵局，实现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是需要阮文灵冥思苦想的问题。

神秘人士现身使馆出示密笺

1990年8月16日上午，越南社科院一名姓黄的干部来到中国大使馆门前。他对使馆接待人员说有事要见张大使，张大使在使馆大会客厅会见了他。由于张大使能讲一口流利的越语，所以两人谈话不需要翻译。黄说，他家住在阮文灵总书记家附近，8月13日晚，总书记派车把他接到家里，谈了一个小时。总书记说，他本想再次约张大使，但外交部从中阻拦，说没有必要。因此总书记托黄给张大使捎个口信。说着，黄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折叠得很小的信纸，解释说，这是他记录下来的总书记的谈话，已经总书记核对无误。其中一段说道：“凯山同志去年10月转达了邓小平同志对我的问候和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口信，我对此十分欢迎。我同样殷切希望在我主持的越共六届中央任期内能恢复越中关系，以便从即将召开的七大开始两国关系的新阶段。我办成了这件事，才对得起越南人民和越共党员对我的信任。”“柬埔寨问题这个障碍之所以长期扯皮未能解决，是因为阮基石常常把事情搞偏了。我认为，现在两国领导人有必要进行直接和深入的讨论，以便消除所有的误会，并排除越南外交部的干扰。我相信，两国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从捍卫社会主义和恢复纯真友谊的殷切希望出发进行会晤，柬埔寨问题一定能迅速得到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也有这种看法，请发出内部邀请，我将立即秘密前往中国。”“为了使讨论进行得扎实牢靠，我回国后能更有力地说服越共中央和政治局集体，最好有杜梅、范文同二人和我一起去。”“我要求内部访华的出发点，是为了亲自深入地听取江泽民、邓小平、李鹏等同志的意见，也使中国领导同志能亲自深入地了解我本人。双方共同诚恳地为一系列问题，首先是柬埔寨问题寻找出最佳解决方案。目前，对我来说还有一定的困难，但我有信心。”“倘若得到中国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我将能沿着胡主席的道路，在培育美好的越中友谊、捍卫社会主义和共同的革命利益方面，更加顺利地稳步达到目的。”阮文灵提到的杜梅是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总理)，范文同是越南前总理，当时任越共中央顾问。

黄解释说，他理解总书记的意思是，由于外长阮基石从中作梗，越中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两国关系的进程受阻，因此，总书记想绕过阮基石和他把持的外交部，由双方最高领导人直接会晤，问题谈定后，便可责令外交部贯彻执行。送走黄后，张大使急于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把阮文灵托黄转达的意见报告国内。但同时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大使馆要不要向国内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困难的地方在于，国内刚刚对阮文灵6月5日提出的内部访华的要求作了明确答复，即要越方先解决从柬埔寨撤军和促成柬埔寨对立双方的联合问题，再安排两国领导人会晤。在这种情况下，如重复国内的意见，则等于没提建议;但如提出与国内的答复意见不同的建议，会不会被误解为同国内唱反调?为此，下午一上班，张大使便召集我和两位一秘商议。经过讨论，张大使和我们一致认为，大使馆的职责就是要为国内站岗放哨，并当好参谋。国内前次的答复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阮文灵决计绕开阮基石，同我领导人进行坦诚的实质性讨论。为此，大使馆应该根据新情况，大胆地提出新建议，于是，使馆郑重建议国内对阮文灵再次提出的内部访华的要求给予积极考虑。

为了保证会晤的成功，四川省委和外办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据说会晤的两天，越南客人下榻的金牛宾馆中，所有其他房客均必须离开。同时，中越双方商定，对会晤绝对保密，对外不发任何消息。

中越关系“黄金十六字”

成都会晤一年后，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杜梅和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1999年2月，中越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了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框架，简要说来就是“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16个字。越南官员和学者说，这是“黄金般的16个字”。2005年7月和11月，中越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更加充实了“16字”内涵，把中越睦邻友好和全面合作关系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使两国和两国人民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标志着中越友好外交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里程。

当年参加过成都会晤的越南朋友都为自己有过这段经历而感到光荣和自豪。原越共中央对外部办公厅副主任的范光英(范文同的内侄)在成都会晤时，是越方的礼宾官。他对我说，他一直仍珍藏着在成都和江泽民总书记的二人合影。已退休的前越共中办主任红河告诉我说，成都会晤期间，当江泽民总书记举行的宴会结束后，他立即把宴会桌上的所有桌签一一收起，带回国内，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2000年2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访华期间，提出一定要到成都看看当年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的金牛宾馆，意思是表示越南领导人决心同中国领导人一道，沿着成都会晤开创的道路，谱写中越关系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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