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占南京之后，第一件事是要成立一个政府，因为要是没有这个行政组织，那么对中国的老百姓，就没有一种统治力量；而且苏、浙、皖三省的治安，日军无暇顾及，所以酝酿着要组织一个政府，作为代替国民政府的一个行政机构。虽然“维新政府”已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但日本方面最高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还不满意，因为他早就拟了一个计划，北方请吴佩孚出山，南方则以唐绍仪作为对象，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这样就可以统治一切了。他们在北方对吴佩孚的笼络工作，做得很明显，而在南方拉拢唐绍仪的计划，却进行得很秘密，一点也没有消息走漏出来。

唐绍仪：爱好古玩斧下丧命

唐绍仪在民国史上，身世显赫，他虽然不是国民党的开国元勋，但是做过南北议和的清廷代表，和国民党有密切联系。国民政府成立之时，对他也相当器重，因为当时分驻各国的大使政要，都是他的亲戚故旧，只是对他本人，反而无法安置。

唐绍仪是广东中山县人，后来国民政府就请他做中山县县长，而且把中山县政府的组织，改变为直属于中央的“模范县”，县长是简任职。唐氏对这个职位未必满意，但因一时无事可为，只得勉强走马上任，他内心其实是很委屈的。

唐绍仪当了中山县模范县长之后，就引用中山石岐的许多同乡担任县府大小各职，又因为他是石岐唐家湾人，所以多数职员都是姓唐，他自己就住在唐家湾花园住宅中享清福，对政务极少过问。过了一个时期，这个模范县，不但没有什么模范的政绩做出来，反而当地人的控诉状如雪片一般递到中枢，大概有好几件事牵连甚多，胡汉民力主彻查，于是唐绍仪连小小的模范县长都做不成了。

此后，唐绍仪便移居上海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的旧宅中，韬光养晦，颐养天年。

唐绍仪的日常生活是很奢侈的，单单每个月的雪茄烟费用，已堪惊人，就因为开支浩繁，积蓄越吃越短，所以日方和他几度秘密接触之后，他就有点半推半就的意思，并且搬到一座很大的洋房中，草拟改组联合政府的计划，消息秘密得很，当时上海极少人知道。

那时节静安寺路上有一幢华安合群保险公司的大厦，巍然矗立于跑马厅前面，这是上海一座极著名的建筑物，这大厦除了下面三层作为公司之用外，其余的都租给西人居住，作为公寓。

八一三战争开始之后，小部分西人离开上海，但是大部分英美人还未撤退，这座大厦，就有若干房间空出来。我有几个朋友，把它租了下来，租约是长期的，以一年为一期。租金相当昂贵，因此这几个朋友，就想出一个办法，把它作为十个人共有的集合场所，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一早都跑到那边去谈生意、进早餐，我则每天午餐之后，总到那里去午睡，而且因为有热水设备，各人的家眷常来洗澡，晚间大家约点朋友来聚晤倾谈，那里有连着的四间房，所以有时也在这些房间中设席宴客，其中一间房间，常有人打麻将和玩扑克，所以租金的维持，可以应付裕如，尤其是那时上海很少高楼大厦，大家到了这个地方都兴致很好。

一天，华安公司当局极诚恳地来和我们商量，要求我们退租迁出，并且允诺给我们一些补贴。我们因为有合约在前，当然严词拒绝，华安当局显得很尴尬，次日又继续派员来讲，说是：“这不是我们公司爽约，而是日本人指定要这层楼的房间作为他们办公之用。”我们听了这些话，便觉得这个租约无法坚持，于是就在第三天默默无言地退了租。

初退租时，我们十个人纷纷通知亲友，再也不要到华安大厦来，免得遭到麻烦，但是百密一疏，有一位朋友的岳父，不知道这件事，他仍然闯到这个房间去，见到房间里的人很多，且都不相识。那位老人家气派很好，所以坐在一旁，有人敬茶递烟，待以上宾之礼。他坐了好久，不见熟人来到，心中正在奇怪，突然有一个书记模样的人来说：“唐先生现在有空了，请你到里面去谈谈。”那位老人家一时想不起哪位唐先生，施施然地跟了那人进去，看见房中坐着一位正是他的旧友唐绍仪，两人已十多年未见面，当然双方寒暄一会儿，后来唐绍仪问他：“你想担些什么职位，我可以代你设法。”那老翁一听此言，心知不妙，就说出：“我原是这个房间的常客，我是来看我女婿的。”唐氏才明白，这是一场误会，依然很客气地送他出门。

我们迁出华安大厦之后，本以为是日人借用，后来经这位老人家的说明，才知道原来这个房间已被唐绍仪租用，其中有一位朋友心中很不服气，竟然走到华安去交涉，华安当局吞吞吐吐不敢说明真相，只把新租约拿出来给他看，签约的果然是日本人，语气中还隐隐约约表示唐绍仪已经“落水”，那位朋友才无言而退。

不久，报纸上隐约透露出新的联合政府正在组织中，并且显示某元老将出任“总统”。我们朋友间就推测到这位总统的人选，必然是唐绍仪了。

时隔不久，也就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九月三十日，报纸上又爆出一件唐绍仪在自己住宅中，被人用利斧砍死的新闻。新闻中说，唐氏爱好古玩，有不少相熟古董商人，常在早晨带了大小不等的瓷器玉器等向唐氏求售，其中有一个最熟的掮客姓谢，那天早晨手捧着一只四五尺高的大花瓶，坐着汽车，伴同一个姓林的人，手中拿着一个楠木小盒，去见唐绍仪。当时守门的人，因为姓谢的是常客，所以叫他把汽车开进住宅内，即刻再把园门锁上。

谢、林两人进入内室等候，唐氏起身之后，只有一个女佣端茶奉烟，姓林的人就把楠木盒中的八件玉器一一取出，唐氏细加把玩，爱不释手，待女佣退出之后，姓谢的就在大花瓶中，突然抽出一把利斧向唐绍仪后脑劈去，伤痕深达二三寸，唐氏未出一声已经瞑目而逝。之后，姓谢的从从容容地还是捧着花瓶出来，由姓林的人将内室的门锁上，同时还作鞠躬道谢状退出。

守门人问姓谢的人：“你的花瓶怎么没卖掉?”姓谢的就说：“老爷看不中，也没有办法。”说完这句话，守门的人就开了铁闸让他们登车扬长而去。

唐绍仪总统没有做成，老命反而因之送掉。

唐绍仪做不成联合政府的总统，竟死于非命，无数人对他的不保晚节深为惋惜。而最感失望的就是日军当局，因为他们认为唐绍仪是组织联合政府的理想人选，现在唐绍仪一死，他们又要伤脑筋了!

唐绍仪惨毙之后，日方着令租界警方全力出动调查侦缉，认为谢、林二人隐伏租界之内，非拘捕归案不可，何况当时惨案现场，还遗留着一盒用楠木盒子装的古玩。

原来盒中的古玩，共有八件，其中一件还紧紧地握在唐绍仪手中，大约姓林的人见到唐氏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不免有些心慌，就匆匆离开现场，这盒东西，也就留在唐氏陈尸的室中。

这些古玩装在一个很精致的楠木盒中，盒盖上刻着四个大字，下款刻的是“莫席氏珍藏”。警方得到这件东西，就召集几个古董商人来研究，问这盒东西的原主是谁。几个古董商人一看见这件东西，都面有难色，不发一言。后经警方再三追问，才有一人说出，莫即洞庭山的别称，席姓是洞庭山的大族。警方得到这线索，就传讯一位曾经做过银行买办的席某，这位席某年事已高，一点受不起惊吓，很痛快地说出来：“看来这是席裕昌的东西。”于是警方接着就传讯席裕昌。

席裕昌以律师为业，家中十分富有，喜欢收藏古玩，他家中的一切家私设备都是用楠木制成的，而且在苏州自建花园，规模不小。

席大律师在上海本也有相当声誉，可是八一三战争之后，一因年事已高，二因业务清淡，所以就靠出售历年珍藏的古玩来度日。在唐氏命案的前几天，姓谢的古玩商人对他说：“你的那盒‘翠玉八骏’，我已经有了买主，现在我想拿去给他看看。”席裕昌认为谢某向来很有信用，所以就把这盒八骏交给他，后来报纸上一透露这件命案，席氏看到了，不但惊骇，而且大跳其脚，认为姓谢的定会带了这盒古玩逃逸无踪了。

一天，席裕昌正在愁眉不展之时，忽然警方来了四个人，传他到四马路总巡捕房去问话；他本来对捕房中人都很熟稔，但是这一天他也提心吊胆起来，怕牵涉自己头上。到了捕房，他承认这盒东西的确是他的，是由一位姓谢的古董掮客取去代为经销的，当时许多警探都很原谅他，唯有一个日籍警探不以为然，说：“这是珍贵的东西，何以会轻易地落在别人手上?”席裕昌迫得没有办法，推说：“这件古玩，并非上品，乃玻璃做的，价值不高，所以随便给姓谢的拿去。”日籍警官也看不出是真是假，竟被席裕昌这句话混过去了。后来席氏便把姓谢的店铺以及日常行踪一一告诉了警方，方才脱身。

警方得到了席氏的资料，便大事搜索，但是四处搜寻，都不得要领，大约隔了十五天光景，席裕昌收到一封由香港发出的谢姓来信，笔迹很工整，词句很婉转，向席氏道歉。席裕昌得到这封信，即向警方报案，同时向警方申请发还这件古玩，其中有一个华籍捕头对他说：“你申请发还，夜长梦多，不如另外仿制一盒，偷天换日，省事得多。”

事前，席裕昌为了销售这件古玩，早已摄成许多相片，于是连夜请人依照相片雕刻同样的八骏，以假换真，才收回他所失去的原物，只是一只楠木盒子还留在捕房。

后来，捕房得到席裕昌报案的一封信，与在谢姓人家中搜到的许多文件，核对笔迹完全相符，因此也在毫无办法之下销案了事。

那时节，租界捕房贪污成风，连日籍警官也同流合污，可是日籍警官，不知真的古玩已经换去，他提议将这盒古玩大家瓜分，他拿了四件和一只楠木盒子，其余四件由华籍捕头拿去。

这件案子，表面上好像已结束，但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姓谢的人在最初一个月，始终匿居白克路（今凤阳路）一位老中医马寿民家的一间斗室之中，未离上海一步。马寿民即已故名医丁济万的舅父，他原本不认识姓谢的，这个小房间是由当时在上海办小型报的毛子佩承租，姓谢的来居住，也是由毛氏领去。毛对马寿民说：“这人是写文章的，他预备在这里写一部书，你们每天只要供给一些茶水，吃的东西有人会按时送来。”马寿民年高龙钟，不以为意，就让他住下去。有一家包饭作（即定做递送客饭的。??编注）天天将饭菜送到，他闭门独食，马氏家人始终不曾同他谈过话。

住了一个多月之后，此人才一去无踪。隔了很久很久，连毛子佩也失踪了。直到抗战胜利后，毛子佩为了表示他的功绩，才把暗杀唐绍仪的经过透露出来，连香港发的那封信，也是预先布置好，由香港工作人员代为付邮的。

至于席裕昌掉换回的那八件古玩，原来是价值连城的翠玉雕刻的八骏，这种翡翠，叫做“玻璃翠”。雕刻之精不必说，单就翡翠而论，其价值已经无法估计。现在时势转移，翡翠涨得比一切都贵，如今这盒翠玉八骏，又不知落在谁家了。

吴佩孚：顾左右而言他

唐绍仪死了之后，日本人大为失望，因为这块老招牌的号召力，在华中地区真是不作第二人想，但唐绍仪在死之前，何以拖延着迟迟不到南京去取“维新政府”而代之呢?因为唐绍仪提出的名目，要把新的政府称做“联合政府”，他不愿当主席，要做总统，华北方面已经成立的一切组织，都要归联合政府管辖。这一点就受到华北方面的反对，因为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在先，认为新来的媳妇，何以竟要做起阿婆来?而且反对用总统名义，认为总统一定要人民投票选举才行。为了这点争执，时间便延宕下来，结果弄出这件惨案。

北方笼络吴佩孚的工作，因南方唐绍仪一死，做得更积极。本来吴佩孚住在北平东城什锦花园，门庭冷落，车马稀疏，但是吴氏的声望，名震全国，所以日本军人要演成这台戏，一定要利用这种大角色的名望来号召。可是，吴佩孚主意甚坚，尽管日本人百般诱惑，仍不为所动。

吴佩孚在那时对时局绝口不提，许多人去访问他，他总是作“王顾左右而言他”之状，满口儒学理教，一会儿说孔子，一会儿讲老子，有时候谈扶乩，有时候论鬼神，使去的人无法谈得入港。这时吴佩孚幕下还设立有八大处，这八大处就是参谋处、军事处、执法处、军械处、政务处、教育处、交际处、副官处，个个处长都穷得要命。追随吴的许多老部下，只有大锅饭可吃，有办法的人早已各奔前程。有关方面屡次拜访后，消息传出，不但若干穷苦的僚属心中跃跃欲试，而且许多多年不相来往的军人和政客，纷纷来拜谒和送礼，吴佩孚仍是高谈阔论，不着边际。吴的太太张夫人则不问什么人什么事，凡是送礼送钱来的，一律照单全收，而吴佩孚对时局的意见却一无表示。这样过了好多时间，始终不得要领，后来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十二月四日，吴佩孚患了牙疾，请日本医生诊治，得了败血症不治身亡，使得日本军方更为失望。

在“维新政府”成立之前，“华北临时政府”早已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北平成立，华北的首脑是王克敏，维新的首脑是梁鸿志，他们的顶头上司，同为日酋寺内寿一。至于华北政府，何以要冠上“临时”二字，据说就是要等唐绍仪主政、吴佩孚主军的联合政府上场，现在唐、吴相继死去，华北临时政府这“临时”二字，也就随之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