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报道把河南大灾的真相呈现给世界，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让蒋介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对灾民加以救助。
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梅根神父从洛阳寄出的信：“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无数生命得到了挽救，不过灾荒并没有因之结束，实际上，到了1944年，河南有更多的县城遭遇了蝗灾，但是抗战也在这一年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候，随着媒体不再报道河南的灾荒，它也就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接下来，抗战的胜利又使得举国上下进入了一种狂欢的状态中，河南大灾作为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也就永远地成为了过去。
略写的纪年
70年后的今天，电影《温故1942》的拍摄激活了人们对那场大灾的记忆，当《看历史》记者来到河南，许多老人仍可以回忆起他们在当时所遭受的苦楚。
在郑州北郊的花园口，一位叫做陈百铭的老人说，他们家原本住在黄河大堤旁的胡屯，1938年，黄河大堤被炸开后，他家的祖宅被大水冲毁，一家人避难西逃，寄寓在郑州郊区惠济桥的一户亲戚家里。他出生在黄河决堤的第二年，当他逐渐长大，记得事情，饥饿便成了他幼小的记忆里最清晰的画面，“母亲要把我送给别人，父亲不愿意，说死也要一家人死在一起。街面上粮食行的人用簸箩筛粮食，偶尔会有一些粮食粒掉在地上，我就守在旁边，指望着捡一些粮食粒吃。”
其他老人们的回忆也大多和陈百铭的类似，一些老太太说到“难处”，还会忍不住落泪。
但是，如果不是有人问起，老人们平时便很少有机会诉说这些往事，年轻人难以想象那些惨痛的画面，对这些陈年往事也提不起多大的兴趣。
70年的光阴不算太久，但已足以磨灭那场灾难留在这片土地上的痕迹。虽然近年来不时有人呼吁要为那些死难的灾民建一座纪念馆，但这个纪念馆至今仍没有出现。人们所能看到的有关这场灾难的唯一的纪念物，是立于黄河大堤花园口段的“1938年扒口处”纪念碑——从灾难的成因而言，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可谓是1942年至1943大灾荒的起点，大片的黄泛区不仅改变了华北的生态，也使得大批难民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大后方，在大后方的粮食负担加重的同时，黄泛区撂荒的土地又成为蝗蝻迅速滋生的温床，它们在大旱之后铺天盖地地啃光了河南民众赖以为生的最后一点庄稼。
这场大灾荒所缺乏的不仅仅是实物纪念，在各种版本的中国近现代史书籍中，人们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看不到它的踪影，就是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南通史》（共四卷，两千多页）中，这场大灾荒所占据的篇幅也只有5页多一些，在体例上则仅仅是第4卷第42章第4节中的一个小节。
也就是说，这场大灾荒很少有机会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主题，即便是在少数以这场灾荒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中，作者们所关注的重点也往往不是灾难本身，而是救灾措施或者灾难导致的社会秩序变动等主题。对此，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有礼坦陈：“几十年来，学术界对这场灾荒不是没有关注，而是关注范围比较小，比如说我们郑州大学历史系有一门课，讲河南近代史，其中讲到了这场灾荒。”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徐有礼是少数对这场灾荒做研究的学者之一，曾发表过《略论花园口决堤与泛区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相关论文，他指导的研究生也写过涉及这场灾荒的论文，但即便是他也不知道“有谁在专门研究1942”。
徐有礼觉得，以学术界的标准来看，对灾荒过程进行呈现，只是对历史的简单描述，“这是基础，但基础的东西写出来，它难以形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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