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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女营

太平军还只是一支穿得跟乞丐仿佛的山村造反队伍时，关于“太平女军”的传说就不胫而走，直到今天，几乎还没有哪一部跟太平军有关的文艺作品里没有女营、女兵，太平天国提倡妇女解放，讲究男女平等的说法，也一度成为这段历史相关领域的“标准答案”。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女兵文艺由来久

目前所能见到、描写“太平女军”英勇战斗最早的文艺作品，是广西桂平新墟人钟岱云所写的一首七律，其中有两句“促进旌旗看妇女，频呼羯鼓看儿童”，应写于1851年7-9月，这时不过是太平天国辛开元年；第二年太平军曾围攻桂林城，据说创作于当时的30首《独秀峰题壁诗》七律，有“疑阵纵横参妇女，战声远近杂儿童”的词句。这两首诗都是时人耳闻目睹所记所感，属于“新闻通讯”类型的文艺创作。

太平军失败以后，关于“太平女军”的事迹，仍然是茶余饭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盛极一时的《点石斋画报》上，就有“长毛女贼”戎装持刀的造型，而倾向清方的《清史演义》和同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演义》中，也都有洪宣娇率领女兵上阵搏杀、杀死清朝将领的生动描写，要说差别，无非前者认为女兵们是凭“妖术”取胜，而后者则咬定那是洪宣娇等能征惯战的结果。

但总得来说，建国以前关于女兵的传说，只是零星碎片，当年轰动全国的阳翰笙两部天国话剧，《天国春秋》里只提到洪宣娇“带领女兵”、“能征惯战”，但剧中的洪宣娇却一直忙着跟其他美女争风吃醋，纠缠不清，“女将军”的头衔更像今天某些“绿色食品”、“省优部优”的广告词；《忠王李秀成》里干脆就没有一个拿刀动枪的女角。

建国后随着太平天国被树为“妇女解放先驱”，五花八门的女兵女将也就层出不穷了。单田芳先生的长篇评书《百年风云》里，洪宣娇手舞双刀，与当年著名的狠角色张国梁大战100多回合（不过打输了），还一脚踢翻了悍匪大头羊张钊，而另一个女将苏三娘不但可以斗败太平军大将李开芳，还善使一杆洋枪，连张国梁都惧怕三分；60年代末的电影文学剧本《陈玉成》里，坚守安庆炮台的是太平军女营，苦大仇深的苦姐在《天朝田亩制度》的感召下与湘军水师大将杨载福浴血苦战，最终击退敌军，自己却壮烈牺牲，而陈玉成的战友中，也有个和名将吴如孝、吴定规平起平坐的女将洪三娘；凌力的小说《星星草》，西北太平军有女营，还有个“女二师”的副师帅卜寡妇，后来成了赖文光同生共死的亲密战友，书中说卜寡妇是副职，且是西北太平军女营的“一个首领”，言下之意，这首领肯定不止一个，女营的规模也决小不了。

此外，香港TVB的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大陆广西电视台的《石达开》、中央电视台的《太平天国》，以及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宋景诗》、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大凉山传奇》等，一言以蔽之，但有太平旗帜处，便有女兵出没痕，只不过有些片子里她们只是点缀、龙套，有些则是重要角色，甚至主角。

女兵女将中除去那些“无名英雄”，最受青睐的是洪宣娇，其次大约要算石达开各种版本的干女儿，后者不但广泛出现在大陆、港台甚至日本野史小说的战争场面中，甚至可以在川剧、湘剧等地方戏中看到她们红装跨刀的飒爽英姿。

文艺创作当然允许夸大甚至虚构，但对历史真相感兴趣的人，就更希望知道，这些“文学想象”的背后，究竟有几分“靠谱因素”。

女营与女军

太平天国的确有女营，而且从金田起义时就有了。

据广西通志馆的调查资料，金田起义之初，女营设在金田右面山边的平山、淋窦、甘皇、陈义四个村，而且“有女头目督带”；太平军前出至大湟江口，洪秀全驻兵江口墟，牛排、油榨两村据说都有女营驻扎。定都天京后，清方著名间谍张继庚、在天京城居住多时的文人胡恩燮、涤浮道人等，都在记载中称，太平天国编有女军，而素称翔实的湘军情报汇编《贼情汇纂》不但言之凿凿盖棺定论，称“贼素有女军”，且详细罗列了太平军女军的编制情况。

根据这些记载，定都天京后，女军最初编为中、前、后、右、左5个军，后来逐步扩大，最多时从中一至左八，共编了40个军。每个军设总制、监军、军帅各一人（都是女性），巡查一人（男性），军以下设25个卒，每个卒辖4个两，每个两辖5个伍，每伍5人，一个军除军官外，应有2500名“女兵”，40个军应有10万人。

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里提到，1853年天京城中有妇女14万人，1854年初约13万，到了夏天只有大约11万人，鉴于天京城中所有男女都“入营”，这些妇女当然都是“组织上的人”，而当时太平军中只有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六大家子人可以全家团聚，“家属”往多了说不会超过500，除“女军”外最大的女性组织“女绣锦营”只有8000人，女官数量充其量万把人（估计没这么多），由此可见，天京城内的女军编制十分充实，“齐装满员”，甚至可能超编，这和同时期男军“2500作10000”，甚至编制13125人的一个军，只有官兵100多人的情况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了。

问题是，这支“女军”根本就不是战斗部队，甚至可以说根本不是部队。

进入天京前的女营其实也不是什么战斗部队。太平军自金田起义起就实行全家随营、男女分营、禁止家庭团聚的措施，这样一来，就必须将随行的大量妇女组织起来以便管理，所谓“女营”，就是这样的组织；进入天京后，太平天国起初仍然坚持全民入营、男女隔绝的制度，这样一来，全城居民都被拆散，“男归男行女归女行”，自然要分别加以组织，而“女军”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至于使用军队番号、编制体制，这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中太平军同样用这套编制去建立城、乡秩序，可以说，太平天国辖区的任何一个人，都必然在某个“军”或者“营”里，但真正打仗的“军”却只占极少比例。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中提到，天京城里的女军“不分老少”，而张继庚在写给已故清江宁布政司祁宿藻之子的信中称，祁宿藻的妻子在后二军、自己的母亲则在右七军当“伍卒”，这两位妇女都是老年缠足女性，她们显然不可能上阵搏杀，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

这些“女战士”既然被组织起来，当然不会无所事事。

她们通常所从事的，是军需生产。

太平军守城最注重工事，天京城里城外遍挖壕沟，沟中栽满竹签，这些竹签还要定期检查更换，以免日久失效，挖壕沟、削竹签的工作，基本由女军担负；修工事需要砖，洪秀全等大兴土木，修建宫殿、王府、官衙，也需要砖，搬砖的工作也由女军担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天京城里好几十万人要吃饭，但城里只有些菜园子，并没有粮田，只有去江边、河边码头上搬运从湖北、安徽、江西运来的粮食，或去城南稻田里抢割，城里人才能填饱肚子，搬米、割稻的光荣使命，自然也归于编制庞大的太平女军。

据时人记载，“女战士们”的工作十分辛苦，每天早上不到四更（1-3点）就起床开工，天黑才能休息。有时工作较清闲，上级领导还会“没事找事”，如杨秀清曾让女军每个馆（两司马）都要上缴一斗臭虫，或若干只小老鼠，好事者分析认为，这是怕“女战士”们闲极生事，影响安定团结。

此外，运盐、舂米、搓麻绳、埋死尸，这些体力活也多由女军担负。

“选秀”也是女营必须承担的义务。据《金陵癸甲纪事略》、《金陵癸甲新乐府》等记载，长期在女军担任领导工作的洪秀全亲信大臣、后期一度主掌朝政的蒙得恩，在前期负责“选秀”，每逢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四人生日，各女馆都要进行一次“海选”，获胜者由蒙得恩复选，最终挑出15名入围者，按照6：6：2：1的比例送进四人府第做娘娘、王娘（也有说谁的生日就给谁送，每人每年就送一回的），其中除石达开经常推辞不受外，其他几位都照单全收，称为“天父赐来美女”。

当然，选秀不一定是选“娘娘”，各王府内需要许多工作人员，但女眷众多，太平军男性又“实质性鳏居”太久，男女混杂显然很不保险，因此早期太平天国主持过多次选拔女簿书——就是女秘书的测试，被讹舛为“中国第一个女状元”的伏善祥，就是在这样的测试后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在杨秀清身边工作的重要人物。

有作战性质的工作有没有呢？有。

《金陵癸甲纪事略》中称，在1853-1854年期间，太平军从天京城出击，进攻清江南大营阵地时，有时让女军派人挑着装满糠的大箩筐远远跟着，一旦得手，太平军乘胜追击，女军就用糠填埋废弃营地的壕沟，同时用空箩筐把战利品挑回去。

此外，许多记载都说1853-1854年间杨秀清曾安排女兵上城守城，据《金陵癸甲纪事略》称守城的都是“大脚蛮婆”即广西、湖南客家和少数民族女子，这未必确切，因为守城又称“守铺”，是带有放哨性质的“防守”，职责是发现敌人进攻时呼叫主力上城，当时和太平军作战的清方，在被长围久困时也会动员妇女“守铺”，如怀庆、六合都如此，而太平军又素有“守险不守陴”，即只在城墙上留少量兵力，将主力用于把守隘口和充作预备队的传统，所谓“女兵守城”，实在既不特别、也不重要。

女军不打仗 打仗非女军

那么，有没有真正上阵杀敌的女兵女将？其实也还是有的。

《百年风雨》里提到洪宣娇、苏三娘两位女将，洪宣娇的事迹是杜撰，但苏三娘可是如假包换的女英雄。

她是广西灵山人，丈夫参加天地会被团练害死，愤而起兵替夫报仇，后投入太平军中，从广西一直转战到天京。灵山籍的清朝状元龙启瑞写过一首《苏三娘行》，说她“猩红当众受官绯，缟素为夫断仇首。两臂曾经百战余，一枪不落千人后”，这固然是借渲染苏三娘的“舍生忘死”讽刺清廷同僚的贪生怕死，但对这位女同乡的惋惜敬佩溢于辞表。她后来和同为天地会出身的罗大纲合队，并在罗妻死后改嫁给他，但并没有记载表明她和罗大纲一起战死，电视剧中让她殉情，还让曾国藩给他们二人合葬，实属荒诞不羁，因为罗大纲本人并非战死沙场，而是负重伤撤回后因疼痛难忍、吞金自毙的，而苏三娘的事迹就此泯灭，并无记载称她也一并死去，即使死去，也是太平天国方面给予安葬——这两人的人头十分值钱，“曾剃头”要是真拿到，不管自杀他杀，那是绝不会浪费的。

记载中她曾经“聚众二千”，但这二千并非女军，而是以男兵为主，当时广西、湖南天地会中同样有一些女首领，如邱二嫂等，她们同样也是“女将男兵”。

在广西、湖南、湖北，太平军女眷都曾“妆牌刀手出战”，永安州突围时，洪秀全还亲自下达了“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的诏旨，这常常被人引用，以证明太平军有所谓“男女平等并肩杀敌”的制度；在定都天京之初的1853、1854年，太平军也曾派“女队”出战过。

但在定都天京前，太平军时刻处于围剿、转移过程中，并无稳定后方，经常要打遭遇战，同为“贼党”的女营在遇险时必须殊死作战，否则只能玉石俱焚；永安突围时太平军已濒临山穷水尽，为了生存，只要能拿起刀枪的都得充当“战士”，这只是特例，且这样的特例清方更多：南京陷落后守卫明故宫“满城”的八旗妇女大多战死、累死，扫北军逼近沧州时，当地驻防八旗城守营的妇女先是出城送饭送军需，继而闭城死守，最后也几乎无一幸免。

太平军早期多客家人，女眷中也大多为客家和少数民族妇女，她们都是天足，且耐奔波劳作，让她们行军、打仗，都不难做到；进入中原地区后，大多数妇女都是缠足，平时走路尚且不能疾行、不能及远，打仗更是勉为其难。一直坚决主张全家随营的太平军，在离开客家地区之后，在桂北、湖南转战时就改以招募壮丁为主，直到攻克岳州，获得大量可以容纳老弱、女眷的船只，才重新改为全家随营，并非没有原因。

因此到了天京，尽管由于主力四出征战，城中兵力仍然空虚，但太平天国并未让编制多达10万的“女军”出城作战，只偶尔派遣少数女性助战，这些女性，《金陵癸甲纪事略》和张继庚等人都说是“广西女人”、“大脚蛮婆”，而据前书记载，到1854年夏秋，总数10万以上的天京女性中，广西女人总数最多不过2400人，刨去无法作战的老妇、“娘娘”等，剩下的人数不过千余，仅为女兵比例的1-2%。

许多记载都指出，到了天京后，广西妇女全部出任女官，有的甚至称没有一名广西妇女的职位低于女军帅的，这也许有些夸张，但足以表明，定都天京后的确还有女性出战，但出战的却不是号称10万的40个女军，而是太平军领袖最可信赖的广西“女军官”们。

这些女军官也和男性一样，封有从军师直到两司马的各级官衔，但她们的提拔往往不是因为自己的功劳，而是因为丈夫、儿子的功劳，据记载，如果一名男性总制战死，他的遗孀就可以封为女总制，以此类推。《天父下凡诏书三》中记载，官拜女军师的杨长妹、石汀兰长期在天王府上班，连探亲权都需要杨秀清玩天父下凡“特批”，这二位已经是太平天国最高职位的女官，她们尚且要依附男性，无权独立开府办公，那些女丞相、女将军们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造成一个怪现象，女军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派出去打仗的女人又往往不是女军的。

甲寅四年（1854年）八月二十四日，杨秀清托天父下凡，宣布废除男女隔绝的禁令，在天京城内恢复家庭，40个女军就此解散，此后再未成立。

故事并未结束

女军解体了，但故事并未结束。

后期仍然有“女营”的纪录。太平军攻占常熟、无锡、丹阳、苏州，都一度设立过女馆、女营，但最长的常熟不过半年，最短的据说只有半天，从李秀成给儿子李容发、侄子李荣椿，和石达开在攻打四川涪州前的准备部署看，此时的“女营”，是破城后保护妇女免遭乱兵伤害的一种临时性措施，一旦社会恢复安定，“女营”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因此苏南一些迅速安定的城市，女营只存在一天或半天，而常熟因主将黄文金不注重军纪，秩序恢复缓慢，女营存在的时间就要长一些。

这时太平军中女眷数量仍然不少，但大多成为军官眷属，在一些时候，这些眷属也会集中居住，如1863-1864年，太平军李秀成、李世贤部大部开往江西作战，军中几十个王的眷属就都留在广德，由黄文英照料，因为“王娘”实在太多，黄文英不得不向负责天京粮食供应的林绍璋借粮，方才避免饿死几口。

到了中后期，太平军随军女性中，广西籍的已经不多（有记载后期广西男女总共只有700多人的，似乎失之过少），她们大多已经是王爵家属，年纪渐长，出战的频率也变得更低了；“新姐妹”中固然也有大脚的（如秦日纲的妻子就是安庆大脚姑娘），但绝大多数是缠足，从保留下的兵册、家册看，她们要么不在编制，要么就在牌尾行列中，而不再单独编组成军。

正因为此，后期太平军女性出战的记载更少，1860年江南大营围城最急时，清军幕僚萧盛远还从望远镜中看到，一群大脚妇女打着蓝旗出城，对着大营的方向摇旗呐喊，充作疑兵；而此后湘军围城，直至破城，就只有天王宫殿女官坚守岗位，不放洪天贵福乱跑，和大批女眷投池、赴火殉国的纪录，而并无“男将女将尽持刀”，与敌人作最后搏战的记载了。

那些渲染太平军推崇“男女平等”、废除缠足，解放妇女的自然是过誉：太平天国任何官书里都不曾说男女平等，相反，《幼学诗》里多处提到“妇言慎勿听”、“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明确主张男女不平等；太平军废除缠足，首先是因为起自广西，骨干多为客家，而客家女子不缠足（同样，八旗妇女也没有缠足的，这不意味着八旗也“解放妇女”），其次，缠足妇女不便劳作、更无法出战，行军速度迟缓，容易妨碍军情。同样，如果说太平军组织了一支女军（尽管根本不是打仗的军队），也有女性参战的纪录，如果说他们允许（或干脆说强迫）女性参加劳动、参加社会工作，那是因为需要：1854年秋，天京城里男性只有两三万，而女性尚有10多万，在敌情紧迫，粮食又不充足时，让女性“解放”，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也正因为“解放”是权宜之计，一旦觉得这样做得不偿失，就会立即废止。1854年后，太平军首脑发现，江南女性的确不适合做大规模重体力劳动，而十多万劳动效率低下的妇女集中在城里，反倒造成供应紧张，便立即采取各种办法（把女营移到城外、派女营去远郊捡柴、割稻，然后关闭城门），纵容、甚至强迫“女战士们”逃走。等敌情减缓，供应逐渐充实后，许多妇女又自然而然地回归家庭，重新变成“全职太太”和“全职二奶”。

认为太平天国设立女军是苛待、虐待妇女，也未必客观。大多数太平军领袖见识不高，习惯于用客家妇女的“吃苦耐劳”衡量所有妇女，结果造成大批江南妇女“不堪虐待”；对于太平军而言，供应始终是个大问题，除去个别领袖，大多数官兵的供应定量，是和其担负职责挂钩的：不打仗的喝稀粥，打仗的喝稠粥，去城外打仗的吃干饭，当敢死队的吃大块肉。同样，当他们觉得女营“工作效率低下”时，待遇自然也层层降格，最后弄到每天每人六两（还是1斤18两的“六两”）带壳糙米的“菲薄待遇”。

天京陷落后，几支余部中，只有赖文光的一路有较多妇女活动的痕迹，但这些“女眷”似乎主要是丢失了皖北老家、不得不全家随军流动的捻军家属。这些皖北女性中也有“大脚婆”，偶尔也能看到她们呐喊助威、甚至上阵搏杀的记载，但似乎与太平天国“嫡系”关系不大，时人记载中，赖文光倒是有“女人”，但根据那个未必可靠的记载，这女人是“裹挟”的，且正是她的指认，淮军才在一片混乱中盯住并最终捕获了赖文光。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军“女军”存在了约一年半时间，这支并非战斗部队、甚至并非部队的“部队”虽然编制基本模仿男军，但在细节上有变化，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没有师，也没有旅的编制，而由军帅直辖卒长，一个军的编制人数，只相当于男军一个师。明白这个道理，就该知道《星星草》错在哪儿了——就算把那支混杂老太婆和幼女的“女军”算作“女子部队”，也不可能有什么“女二师”、什么“女副师帅卜寡妇”——因为太平天国从来就没有“女师帅”、“女旅帅”。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5876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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