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前概况一般而言，武王讨伐商纣建立的周王朝，是中华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开端。殷灭周兴，中原地区从氏族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这一时期，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角度来讲，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于时代久远，大部分的历史都在各种光怪陆离的神话围簇之下，真相掩埋在传说之中。拨开迷雾看历史，才发现那个时代不仅盛产妖狐鬼魅，神魔怪道，而且滋养出了一批颇有雄才伟略的帝王将相，他们所创设的政治合军事理念，至今仍产生着影响。周王朝历时甚长，从武伐灭殷商建立王朝（时为周武王三十三年，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起，至周赧王五十五年（公元前二五六年）时止，共计八百六十六年。史学家按照政治沿革的不同时期，又将其划分为西周、春秋和战国三个时代。在西周开国之前，殷商王是中原的共主，其王朝统治已达六百多年，随着中原夏黎两族与殷人的日趋同化，逐渐拥有了较高水平的文化和军政实力。但自殷朝第二十二代帝王武丁死后（公元前1291年），国势日衰，至第二十八代帝王纣时期，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史载说：商之朝臣纷纷去商奔周，以及“诸侯多叛纣而归西伯”，即说明了当时的情势。周族原为夏族的一支，或可能还掺杂有氐羌族的血缘，主要分布于今山西渭河流域，至商纣末年，其势力已经抵达今山西南部及山东东部各地。周文王姬昌（曾受商纣王封为西伯）与其子武王姬发皆为雄才大略，长于权谋之人，史籍所载，文王“阴修德行善”，“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武王伐纣之后，又“封比干墓”，“表商容闾”，“散鹿台财”等等行为，均表现出一种卓越的政治权谋家的风范。文武二王尤能虚怀若谷，礼贤下士，识人善任，长于统御，故各方能人志士，多有归附，文王时期，即有姜尚、散宜生、辛甲等人皆委以重任；至武王时，以太公望（姜尚）为师，其弟周公旦为辅，并继续重用文王时代的僚属，于是周之势力，急速扩充。相较而言，殷商之帝王纣，虽有箕子、微子、比干等贤能之臣而不用，却信任费申、恶来等人，致使内部矛盾加剧，分裂日显。帝纣聪明自负，据史料记载：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臂力过人，手格猛兽”，又言其“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可见其人刚愎自用，持才傲慢，不能协君臣之力，尽国政之事。更因为商朝统治已久，防范之心淡漠，于是纣便纵情娱乐，高筑“沙丘鹿台”，广设“酒池肉林”，赏“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再玩点炸肉烹人的戏耍，想来有无妖狐作乱，其覆灭都为必然。 周族自季历时代，势力渐兴，已有四向扩张之态。但观史料，似自文王姬昌，始有取殷商而代之心。史籍所载，文王一面向纣王献地输诚，麻痹其意，一面阴修德行善，以得诸侯之心。史记周本纪有述：文王处断虞芮两氏族之讼后，诸夏归西伯昌者一时达四十余国，咸尊西伯为王云云。文王入主中原地企图在伐纣开国之前即显露无遗，西伯昌自从在?里当完政治犯获释之后，便紧锣密鼓的开展了一系列行动：兴兵讨伐西北犬戎（今陕西凤翔县）与密须（今甘肃灵台县），消除了后方的隐患，同时运用军事政治各种手段，或压迫或怀柔，积极向东方及南方发展。在文王逝世之前，虽未以武力对殷商王朝展开攻势，但周之势力范围，已达到江汉荆楚巴蜀之地，史称“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见其声势浩大。二、孟津观兵文王大业未竟而死，他的儿子武王继续发展开拓周的王业。以太公望为师，以周公旦为辅，初年以稳固势力，招贤纳隐为主，少有扩张。伐纣之前二年（公元前1124年），武王曾经兴兵东下，聚集军队于孟津（也称盟津，为今河南孟津县）。据史料记载，当时不期而遇的有八百诸侯，皆言“纣可伐矣”，但是武王却以诸侯未知天命为辞，乃又还师。孟津之会，武王已然兴兵，而各路诸侯也闻风而动，最后竟以天命之说，未曾即行举事兴讨商纣。究其原因，或因周之势力较殷商而言，尚有不足之故。从两年后的牧野之战来看，周之兵力不过四万五千人，殷商的七十万人对比，当不敢冒昧行事。然而这样兴师动众的大不敬举动，却没有引起商纣王的足够重视，亦未采取任何有效的防范措施，致使周之势力进一步扩展，可谓殷自取其亡矣。孟津观兵，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或可以说是伐纣前的一次大规模军事预演和探测。依照当时周的势力范围，进攻殷都应当有两条路线可循：一条是沿黄河经崤函度过孟津，再沿太行山南麓东进，直奔殷都朝歌；另一条是由晋南经安邑、黎城越太行而南行，攻击朝歌的侧背方向。后一条路线或许曾是周最初预定的行程，从文王当年首先灭掉黎（山西黎城县）来看，可能打算出其不意的攻击殷都侧背，当时纣臣祖伊“惧以告纣”，说明这条路线对于殷都的威胁是很大的。但是相较前一条路线而言，这条路线较为迂回，途中多山地，行动不便，后备补给运输也比较困难；而且由于中原诸夏氏族多在河南，南方各部族均位于江汉巴蜀方面，为了便于同他们会合联络，则前一条路线更为有利。因此在孟津观兵之后，武王等人根据实际情况，将日后伐纣的路线确定了下来。孟津观兵之后，武王等人见纣之势力尚强，军事讨伐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转而从政治谋略方面，对商纣张开另一种攻势。这些谋划，在太公《六韬》文伐篇有着详尽的记述(附文后）。所谓文伐，即是以智慧谋略伐人，而不是用甲兵进攻，这种思想为后世所继承，孙子兵法中上兵伐谋的思想，便是从此而来的。文伐十二节均为谋略要义，此外顺篇与三疑篇，都有很多宣传谋划的内容。六韬中还有王翼一篇，简述股肱羽翼的重要，其中设置权士、耳目、爪牙、羽翼、游士、术士等，其职权主要为作战谋划，情报收集，并有宣传、离间、分化等各项间谍工作。六韬之书，虽为后人所写，而其中精义，当为熟知内情之人所授，其中关于战略战术思想的论述，应有相当高的可信度。故太史公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写道：“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由是可观，武王与太公对殷商谋略作战的要领，首先在于收买内间（算是比较完备的间谍作战了吧），分化殷朝内部团结，并阴谋促使其加速腐化，以削弱其势力；其次，分化诸夏氏族与殷商之间的关系，煽动中原诸夏反殷向周，以孤立殷纣；再者，争取边远民族支持拥护周之势力，以扩大反殷的范围。从武王伐纣之前发生的种种事由，如商纣之沉迷酒色，殷朝亲族大臣纷纷投奔周族，中原诸夏普遍反殷，若干羌蛮氏族归附武王等等，都可证明太公的这些谋划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尚书中商书?微子篇，写道微子在奔周之前曾作诰告之箕子与比干，其中有“小民方兴，相为敌仇。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的言辞，可见当时殷商众叛亲离，濒于绝境。附：武韬?文伐文王问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二节：“一曰，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必衰。廷无忠臣，社稷必苊。“三曰，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曰，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卑辞委听，顺命而合。彼将不争，奸节乃定。“五曰，严其忠臣，而薄其赂，稽留其使，勿听其事。亟为置代，遗以诚事。亲而信之，其君将复合之，苟能严之，国乃可谋。“六曰，收其内，间其外，才臣外相，敌国内侵，国鲜不亡。“七曰，欲锢其心，必厚赂之；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利；令之轻业，而蓄积空虚。“八曰，赂以重宝，因与之谋，谋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谓重亲；重亲之积，必为我用，有国而外，其地大败。“九曰，尊之以名，无难其身；示以大势，从之必信，致其大尊；先为之荣，微饰圣人，国乃大偷。“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应事，如与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时及将至，若天丧之。“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无不重贵与富，恶死与咎。阴示大尊，而微输重宝，收其豪杰。内积甚厚，而外为乏。阴纳智士，使图其计；纳勇士，使高其气。富贵甚足，而常有繁滋。徒党已具，是谓塞之。有国而塞，安能有国。“十二曰：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上察而与天下图之。“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三、牧野之战孟津观兵后二年（公元前1122年），商纣荒淫无度，残酷暴虐，已成民之大忿，其杀比干，囚箕子，致使微子外逃奔周的行径，可谓毁尽臣心。于是武王问太公说：“仁者贤者亡矣，商可伐乎？”太公对曰：“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夏条可结，冬冰可折，时难得而易失。”告诉武王，时机已经成熟，应尽快采取攻势。于是武王将商纣的暴行通报中原诸侯，号召他们再次会师孟津，共同伐纣。据史记周本纪所载：当时武王所率的兵力计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及庸、蜀、羌等第部族。武王三十三年（公元前1122年）一月三日，周师东下，路线即为沿渭水循黄河自孟津前进，参与东征的西北西南个部族，亦先后来会合。一月二十八日，周的军队度过孟津，诸侯亦皆率师来会，于是武王发表“泰誓”三篇，昭告众人，痛述商纣罪状，既而率大军向殷都进发。由孟津至商都四百余里，周的军队于二月四日清晨便已抵达商都南郊牧野（据尚书记载牧野据商都三十里，一说七十里），各诸侯的军队也随即到达。武王在此时又发表“牧誓”一篇，激励三军奋勇作战，严守军纪，武王自己也左仗黄钺，右秉白旄（帅啊），亲自指挥作战。商纣这才发兵相迎，号称七十万（数字绝对是夸张了点，但是就殷周军队的数量而言，多寡立分）应战。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关于此次战役的详细情形，史籍中均无记载，但由各种相关记述佐照，亦有一些梗概踪迹可循。首先，这是一场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的战役。武王在“泰誓”中说：“受（纣名）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又说“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治理）臣十人，同心同德”，可兹说明商纣在兵力数量上仍占绝对优势。由六韬中豹韬所记载，武王频频以“以弱胜强”“以寡击众”的战法询问太公，亦可为证。但是殷商兵力虽众，但士气低落，而且训练有素的甲士战车极少，周军则已精锐之师攻击，战斗力强，且孤军远征，有进无退，故能一鼓作气，一举击溃商军。再者，此战役当为战车突破战。周的军队在当时大规模的使用战车，依靠武器装备的优势，在战略战术上均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史称武王拥有战车三百乘，而殷商并没有任何战车兵力的记载。想来，应是殷商承平日久，戎备不足，缺乏这种武器，或者纵然有却重视不够之故。史记所载，自作战开始，武王使尚父与百夫致师，既而“以大卒驰帝纣师”。所谓大卒，系指戎车，虎贲和甲士而言。又有“武王驰之，纣兵皆崩叛”，这些“驰”，均描述了战车冲击的情形。六韬中关于战车的类型、构造、作用等均有较为细致的陈述，其中武冲大扶胥作震骇之用，武翼大橹矛戟扶胥、提翼小橹扶胥以及所谓辎车骑寇，均为雷霆之击而用，是为“攻坚阵，败强敌”之利器。而对战车运用，由“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车骁骑，驰阵选锋，见则可击”和“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等等记述之言，可知太公对于战车运用，不仅有中央突破的思想，且有迂回突击的观念。再看朝歌以南的地形，平旷开阔，故有“牧野”之称，极便于战车的运用。周师“昧爽”（即清晨）抵达，随即“陈师牧野”以待，以此看来，当为太公事先选择好的最佳战场。史籍记载中似乎并没有剧烈的战斗，所谓“罔有殷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云云，均为纣军未作激烈抵抗便纷纷败降的证明。但是同时在尚书武成篇中还有“血流漂忤”的记述。既然没有剧烈战斗，何以惨烈至此呢？观此相互矛盾的记述，或许可以看作反映了当时由战车猛烈突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情形。从以上资料分析，可约略推出牧野之战是一次军车对步兵的突破战役，是一次因武器装备优先而奠定胜局的战役。由甲骨文中“王作三师左右中”的记载，以及西周与春秋初期作战，三军并列而王居于中军的部署来看，则此次作战殷周双方的主力应皆位于中央，故而，这次突破作战，当为中央突破的战法。牧野之战，双方皆投诸大量兵力，但是战事似乎极为短促，周一击而胜，而商遭袭而溃，全军大乱。纣见大势已去，归登鹿台自焚而死，于是战争迅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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