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战国后期,一个叫李斯的,眼看秦国业已成为超级大国,就想到秦国去应聘。李斯的老师是荀子,有名的儒者,当时的职务大概相当于齐国的社科院院长。对这个学生的选择,荀子却不以为然。“秦国倒是个强国,”他摇着头说,“可惜一点也不文化。”不过李斯还是去秦国了,或许心想:“秦国缺少文化正好是我的机会。”凭他的一笔好字就能在那儿吃香的、喝辣的。李斯有个同学,从小是个结巴,但文采极佳。他叫韩非,写了一部书叫《韩非子》,被秦始皇看上了。没想到刚到秦国不久就被李斯害死了。
荀子另有一个学生叫张苍,还是一个数学家和科学家。此人也为秦朝服务过,当过御史,但混了一阵就逃跑了。后来参与了汉朝的体制创立和文化复兴,还当过汉朝的丞相。荀子的学生很多,还有一位一直跟着他研习儒家经典的,叫浮丘伯,也称鲍丘或包丘子。浮丘伯跟着荀子从齐国退休后迁往楚国兰陵,而后就留在鲁南一带,“饭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乐其志,安之于广厦刍豢,无赫赫之势,亦无戚戚之忧”。以上几个人,都知道秦国战胜六国,已是大势所趋。但荀子不愿跟那种没有文化的强大和效率发生任何瓜葛;他宁愿退守寂寞,为后人著书立说。
张苍年轻,又是科学家,倘若不做高级公务员,恐怕一点儿也实现不了自我。当秦国是唯一选择时,他只好就去了秦国,不过从他私藏《春秋左氏传》一事来看,大概对秦政难久有所预见,暗自在为取而代之做准备了——而且好像也并没有人通知他这样做。而浮丘伯的生涯选择最为简单,仅收徒传经而已。一旦全国起义,秦法不行,浮丘伯随即继续教书生涯,据说当刘邦垓下取胜后举兵围鲁(即曲阜)时,浮丘伯等鲁中诸儒已在城中讲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以致刘邦感叹不已,遂对鲁采取了招降政策。汉朝建立后,浮丘伯一直在长安讲学。汉儒中的“鲁学”,就是由他开创的。
荀子的弟子中,除了倒霉的韩非之外,只有李斯从不怀疑秦国的强大,一门心思靠为它服务换取功名利禄。相比之下,浮丘伯和张苍这两个人,貌似“患得患失”,论个人修养、社会责任,却要高尚得多。秦国没有能够博得他们的认同,偏偏叫李斯赖着不走,结果成为宫廷政治的牺牲品,先于那两位同学而惨死,并不足为怪。
现代社会的人才,当然比起战国来有广阔得多的选择。但基本规律不会改变:一个组织,如果本身存在邪恶,那么愿意向它靠拢过来的人,一定都是图谋私利;如果本质就是保守,那么在它周围聚集起来的人,也一定都是反对革新。像这样的组织,在它土崩瓦解之前,也只能靠笼络像赵高、李斯那样一批道德低下的马仔来运行。即便有人天真烂漫,被它优厚的招聘条件所诱惑,用不了多久,肯定会吃尽苦头,理想破灭,要么像乐毅一样被挤走,要么像韩非一样被陷害。
同样道理,坚持“清白”、“节义”标准,志向高远的人,在求职应聘的时候,也会反过来考察招聘者自己修的是什么礼,行的是什么道。这就像经典兵法《黄石公三略》讲的:“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得;节义之士,不可以威刑胁。故明君求贤,必观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节义之士,修其道。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所以,别说后来没有人会像燕昭王那样千金买士了,即使有,真正杰出的人才更未必用黄金即可招来。这一点,后世的士大夫算是相信了:昭王当日有高台,陛级原因郭隗开。千载黄金留士价,多年骏骨不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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