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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河间县一些耄耋之年的老人仍然记得1942年6月间，挂在县城城门楼上、用鸟笼盛放着的一颗头颅。那是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的头颅。

1940年冬，北岳区反扫荡战斗。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王思达，原题为：《反扫荡：跳出“囚笼”去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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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荡，原本只是一种军事行动，指当一方军事实力对另一方有压倒性优势时，采取封锁、围剿、隔离等军事手段来消灭另一方的残余兵力。

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它却成为烧光、杀光、抢光的代名词，是“囚笼”、是“蚕食”、是虐杀、是投毒，是一片片焦土瓦砾，是千里无人区……

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在全世界范围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的年代，面对日本侵略者使用的最先进而又最野蛮的战争手段，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在生与死的较量中，根据地军民始终没有畏缩、没有屈服，用自己的决心、勇气与智慧，用巨大的牺牲和代价，粉碎了日军数十次万人以上规模的扫荡，拖住了近半数的侵华日军兵力，为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当其冲的“扫荡”中心

1942年4月底的一天，定县（今定州市），两个披麻戴孝的孩子被日本鬼子拦住了去路。

“去哪儿？”敌人严厉地问道。

“到西关奔丧。”

这两个孩子，女孩叫杨喜銮，男孩叫杨喜银，是姐弟俩。实际上他们的亲人并没有去世，此行的目的是将一份关于敌人扫荡的紧急情报送往八路军定县西城情报总站。

此时，敌人蠢蠢欲动，各种新情报频繁传来，只靠交通员传送已力不从心。两个孩子的兄长、定县油味村情报交通员杨喜山动员全家男女老少一齐出动，男人晚上送，老人孩子白天送。

为了送出手头的这份情报，杨喜銮姐弟已是第二次上路了。前一次没能通过敌人盘查的他们，换上孝服谎称母亲去世，才惊险过关。

鬼子扫荡，对杨喜山一家，对整个华北根据地，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然而，他们不知道，在敌人这一番频繁兵力调动背后，是日军即将发动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这，就是著名的“五一大扫荡”。

“日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与根据地的创立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河北省政协文史委文史专家石玉新告诉记者，1937年11月18日，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迁至河北阜平，抗日战争中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就此建立。“仅仅几天后，11月24日，日军就调集了2万余兵力，对我晋察冀边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围攻。从此，反扫荡斗争便成为华北敌后战场坚持抗战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但随着侵华战争战线的延长，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已严重不足，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与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发展。因此，在占领武汉后，日军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而将主要注意力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组组长岳思平表示，由于华北一向被日军视为侵略中国的重要战略基地，河北境内各抗日根据地首当其冲，从1938年9月开始，进入了“扫荡与反扫荡时期”。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5781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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