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作品有《西塘集》。原20卷，后为明叶向高所删，凡10卷。有明万历本及《四库全书》本。另有《西塘先生文集》 9卷，今存《洪氏公善堂丛书》本；《西塘诗集》1卷，有《宋代五十六家诗集》本。
生平
宋代福清市有个郑侠，论其官职仅是京城安上门的监门。可是《宋史》却为他立传，名满天下的苏轼视他为生死之交，甚至于“魂梦之间，未尝或忘”；后代的人民为纪念他，把他的别号“一拂居士”做为街道的名称“一拂街”。究其原因，就因为“天理公道，自在人心”，老百姓的心目中有杆秤，正如清人所言“俸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
郑侠，字介夫，号“一拂居士”、“大庆居士”，生于北宋庆历元年(1041年)，家住福清海口镇覆釜山下(今为牛宅村)，后迁至县城西塘，因而人们又称之为“西塘先生”。郑侠所处的北宋王朝已处于积贫积弱之中，由于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后，害怕军官们起而仿效，因而一方面采用赎买政策，给军官们以重金厚禄，让他们“多买田宅以遗子孙，多畜歌儿舞女以乐天年”，另一方面又处处防范、实行“兵无常将，将无常兵”，弄得冗官冗员充斥、军队战斗力低下，在与辽、西夏的战斗中，可谓屡战屡败，对于少数民族军阀，始则“待之如骄子”，继则“接之如弟兄”，后则“侍之如父母”。每每以白银，丝绢求得一时之苟安。所以改革变法已成为朝野之共识，先有范仲淹等人的“庆历新政”，继有王安石变法，这无疑是合乎历史潮流的。但是，改革变法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贪官污吏，奸?小人总是蝇营狗苟，千方百计地猬集在王安石身边，无耻地为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谋取最大限度的利益。请如吕惠卿、舒?、李定、章敦、蔡京、蔡卞、莫不如此。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要实现富国强兵，那就要打击豪强，防止兼并。可是由于这些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所有的新法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因为新法的执行者总是把灾难转嫁到小商小贩小民头上，弄得民不聊生。例如施行青苗法，在青黄不接时借贷粮谷与民渡荒，这本是好的，但一般利息高达20%，有些地区竞高达50%，甚至还到了“实不出本，勒民出息”的地步。“保甲法目的是强兵”，结果，有些地方片面增加兵员和训练，“民二丁抽一，教以战阵”，每五天练兵一次，农民被“困其财力，夺其农时”，自然是民更贫、国更弱了。因此，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保证社会的安定和稳定，从而清除积弊，变法图强，就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苏轼、郑侠等人与王安石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北宋嘉?四年(1059年)，郑侠的父亲郑?任江宁(今南京市)酒税监。由于父亲官卑职小，清廉正直，郑侠的弟妹又多，家庭生活是十分清贫的。郑侠的惟一出路就是矢志攻读，苦学成名。他曾赋诗道：“漏随书卷尽，春逐酒瓶开。”这正是他勤学生涯的写照。至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郑侠到父亲任所，读书于清凉寺。是时王安石为江宁知府，素闻其才华出众，对他十分重视。不但邀请他相见，给予嘉勉慰藉，勉励他成为良材国士，还派学生杨骥到清凉寺陪伴郑侠读书。治平四年(1067年)郑侠在27岁时高中进士，授将作郎，秘书省校书郎。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得到宋神宗重视，担任参知政事(即宰相)，实行变法。他立即提升郑侠为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司法参军，主管光州的民、刑案件，凡是光州所有疑案，一经郑侠审讯清楚上报。王安石全部按照郑侠的要求给予批复，郑侠感激地把王安石当作知己，一心要竭智尽忠，为国为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报答王安石的知遇之恩。熙宁五年(1072年)，郑侠任期满，入京述职时拜见王安石。当时，朝廷颁布用考试新法的办法选举人才，考中者可以越级升为京官。王安石让郑侠通过这个途径得到进用。郑侠目睹新法的弊端，不同意施行新法，就以不熟悉新法为借口婉辞拒绝。他曾多次谒见王安石，王安石向他查询所见所闻，他直陈王安石的青莆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以及在边境发动战争诸事在各州县施行过程中给人民造成扰害的弊端。王安石没有回答，语不投机半句多，郑侠离开后就不再去见他，但是依然屡次寄书信给王安石，陈述新法给人民造成的危害，希望他改弦更张。政见的歧异使得王安石对郑侠由青眼变成了白眼。郑侠不仅没得到应有的提升，反而被贬为京城安上门的监门小吏。王安石虽说不喜欢郑侠，但还是认为郑侠是个于国忠心耿耿的人才。还是想用他，他先是让其子王?来告诉郑侠：国家为考选人才设置了修经局，王安石希望郑侠担任修经局检讨之职，后又让门客黎东美再次劝谕他。郑侠说，“我读书不多，不可能担任修经局检讨的要职。我是为增长才识，才执经求教于相君门下，但是相君讲话持论，莫不是以当官任职为先，这说明相君用来对街国士的礼法也太浅陋了。相君如果当真要提拔郑侠成就素志，那就请您取出郑侠所献的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让我无愧地得到进用，这不是更好吗？”当时市易法公布，小民商贩皆以为苦，那些挑水、理发，卖粥、卖茶的小商小贩，不交税钱就不能营业。税收层层加码，有的货物税钱超过了本钱，小商贩甚至于以死抗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郑侠通过黎东美一一陈述，得到王安石的部分采纳，如小商小贩免征税，商人征税太重的，减税十分之七，其他则不予理会。郑侠不以自己官职低微为意，同样忠于职守、亲临城门巡查。从熙宁六年(1073年)至翌年三月一直没下雨，赤地千里，人民无以为生，常常是风起沙飞，天昏地暗，百姓扶老携幼，疲夫羸老塞道，忧愁困苦，身无完衣。各地地方官吏催逼灾民交还青苗法所贷本息，饥民情况好的买麦麦夫吃，差的只能以草根木实充饥，还要被加上锁械刑具负瓦揭木，卖产以偿还官钱，饥民离乡逃走的，不绝于道。郑侠知道王安石已经听不进逆耳忠言，于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画成《流民图》，写成《论新法进流民图疏》，请求朝廷罢除新法。奏疏送到阁门，不被接纳，只好假称秘密紧急边报，发马递直送银台司，呈给神宗皇帝，疏称：“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复览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翌日，下令开封府发放免行钱，三司使查察市易法，司农发放常平仓粮，三卫上报熙河用兵之事，诸路上报人民流散原因，青苗、免役法暂停追索，方田，保甲法一起罢除，共采取了十八条措施。民间欢呼相贺，神宗又下《责躬诏》，求直言。恰巧，三日后大雨，“远近沾洽”。辅政大臣入内祝贺，神宗皇帝把郑侠所进的流民图及奏疏拿给他们看，同时责备他们的错误作法，他们都“再拜谢罪”。王安石只好上表请求去职。外边才知道神宗罢除新法根由，结果“群奸切齿”，就把郑侠交给御史台，“治其擅发马递罪”。吕惠卿、邓绾对皇帝说：“陛下数年以来，忘寐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群奸包围着神宗痛哭流涕，神宗被蛊惑，新法全部恢复。郑侠见王安石离职后又推荐吕惠卿窃据相位，再次上疏抨击，他选了唐朝的魏征、姚崇、宋?、李林甫、卢杞的传记，画成两幅，名为“正直君子社稷之臣图”、“邪曲小人容悦之臣图”，认为当政的吕惠卿之流暗合林甫之流而反于崇、?之辈；吕惠卿大怒，奏为“谤讪”之罪，编管汀州。郑侠行至太康，吕惠卿又罗织罪名，将其追回，“惠卿议致之死”，神宗皇帝说：“侠所言非为身也，忠诚亦可嘉，岂宜深罪。”乃移徙英州。
人民没有忘记郑侠，他到贬所之后，住在一所将倒塌的僧屋中，英州人不分贫富贵贱都十分钦敬他，让子弟跟随他读书，为他建房居住。北宋元?元年(1086年)哲宗皇帝赵煦登基，大赦天下，郑侠遇赦才得以回到福清。经苏轼、孙觉的联名推荐，被起用为泉州教授。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章敦等罗织文彦博等33人罪状，目为“元?党人”，在政治上给予打击。这些人全部被贬斥放逐，郑侠再次被贬往英州，直至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崩，徽宗继位，追复33人被贬的官阶，郑侠始官复原职。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入朝为相，立元佑党人碑在政治上予以禁锢，郑侠名列第十五名，被罢职还乡，家居十二年，于宣和元年(1119年)八月去世，终年79岁，埋葬于福清新丰里水南山(今福清城关南门外)，有遣著《西塘先生集》传世。至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被追封为朝奉郎，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朝廷赐其谥号为“介”。
纵观郑侠一生，确实是耿介绝俗，名高天下。他情系生民，以民为本，关心弱体群体利益，为小民奔走呼号，不诱于利禄，不动于私情，虽屡遭打击，而矢志不移。虽官卑职小，而能以俭素清廉自持。自言“无功于国，无德于民，若华衣美食，与盗无异”。罢官回乡时，行装中惟有一拂。邑人仰慕其廉洁，将县城主要街道名为“一拂街”以示纪念，还在利桥街建“郑公坊”以颂德，又将其故居改为“一拂先生祠”，邑人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为他撰写了一幅对联：
谏草累千言，终信丹青能悟主；
归装惟一拂，始知琴鹤也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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