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乡知青通过各种途径大规模回城，一时间形成一股大潮，这对知青个人、农村、城市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尤有回响。我也曾是到贵州插队的一名上海知青，由于写作《蹉跎岁月》、《孽债》等知青小说，接触和采访了大量的下乡知青，对知青回城的整个过程比较熟悉。下面，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大家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

响应号召下农村

要讲知青回城，就得先说一下知青是怎么到农村去的。1968年12月21日晚上，新闻广播中播出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他们高中、初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第二天，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发表了毛主席这段最新最高指示。

当时有一些青年热血沸腾，十分积极，咬破了手指，写了血书，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从种种渠道感觉到了城乡差别很大，不是很想去。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代，寻找各种理由不去农村的，还是少数。我的态度既不十分积极也没有推脱，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随大流，这是我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高潮是在1969年的春天，我就是在1969年3月31日到贵州农村去插队的，当时去插队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天还是蛮凉的，我记得坐上火车时，外面还穿着一件棉袄。

当时我们举着红旗、戴着大红花，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我们是一腔热情去接受再教育，觉得应该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那时我们年轻，非常虔诚，也很狂热，当然现在看来也有点盲目。“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好儿女志在四方”，这是我们当时的口号。现在我脑海中还回响着当时的这些声音。除了豪迈，我的声音中还有些许的悲凉，当时我想：到农村去扎根一辈子，我们是不会再回来了。

当时的青年上山下乡，是分层次的，最差的是到外地农村插队落户，国家基本不管，知青参加劳动，拿工分养活自己;第二个层次是到外地的国营农场，每个月32元钱;比外地的国营农场层次更高一点的是军垦农场，每个月有36元钱生活费，发一件7元钱的军大衣，这在当时很有诱惑力，这些数字都是历史的记忆，很珍贵;第四个层次是到上海市郊的农场，比如崇明、奉贤、芦潮港、东海、大丰，尽管劳动也很艰苦，月工资只有24元钱，但是离上海近，回家很方便;还有一个层次叫自行投

亲插队。整个20世纪，移民来上海最多的是江苏人和浙江人，只要原籍有亲戚收留，知青就可以过去，在上海111万知青中有5。1万人到江苏去插队，还有3。2万人到浙江去插队。

从现代大都市上海来到偏远、闭塞、贫穷的贵州，路程很遥远，一路上我们的热情在疲劳打击下慢慢地冷却了。我们坐火车到一个小型城市贵定下车，在那里铺稻草直接在地上睡了一晚，这对我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第二天我们坐着卡车，颠

簸了整整一天，才到达修文县久长那个插队的地方。

疲劳倒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真正踏进山区、踏进山寨，面临和我们的想象完全不一样的农村时，内心的巨大落差。当我们到达修文县久长时，一些知青，尤其是女知青，不愿意下卡车，她们就在卡车上跺着脚叫：我们是听毛主席话来的，是来建设新农村的，怎么跑到这些寸草不生的山区来了。现实从一开始就残酷地颠覆了我们以前的一切美好想法。

当时我们6个年轻人插队落户的地方是砂锅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住的泥墙茅草屋。那个茅草屋从外面看就很阴暗潮湿，没有窗户，门是用牛屎敷的。但是生活还得继续下去，走进茅草屋，我们开始了插队落户的生活。生活关、劳动关、和贫下中农结合的思想关，命运早就为我们安排了种种的障碍，除了克服，我们别无选择。

初到贵州，我是用城市人的眼光来看这里的一切，山乡是闭塞的、遥远的、僻静的，山乡里风土人情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天天在庄稼地里刨粮食，指望老天爷风调雨顺，把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下去。然而当10年下乡结束，我要回归都市时，我已经和很多农民一样了。

千方百计回城市

10年中，我们是身在农村，心向都市。我们想家，想知道家里的事情，想知道城市里不一样的事情。当时唯一的渠道就是给家里写信，我们一起有6个人，每个人的来信都能激起我们的兴趣，信里总是会有一些上海的情况：夏天了，天气多么酷热;冬天了，上海今年怎么冷呀，甚至黄埔剧场前的流氓行为也会提一笔。都市是跟这些知青的心联系在一起的。

到了农村插队几年后，无论是当初写了血书积极要去的知青，还是很无奈地被动员而去的知青，他们共同的心愿是上调，是回到都市。是因为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感受到如果不回去，天天劳动，不能养活自己。我插队的那个砂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从早干到黑，要爬山涉水、挑粪、挑灰、耙田、犁田、进煤洞挖煤，一天的收入还不到6毛钱。我身边有一个革命的典型大队，叫白窑大队，每天的收入只有8分钱，是有名的“邮票队”。为什么叫

“邮票队”呢?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所有的邮票都是8分钱。在插队后期，我们所有知青的共同心愿，就是我们要活下去完成一个人该完成的事——谈恋爱找对象。

这10年我回上海探亲3次，当时国家规定知青一辈子只能探亲2次，我为什么有3次呢?实际上我这3次都不是用知青探亲的钱，而是出版社要我改稿子回去的。一旦回到都市，我会感觉到上海的马路特别洁净，上海的阳光特别灿烂，上海的人民广场特别宽阔和亲切。我想所有知青的心情和我都是一样的，他们思念城市，特别是在农村的生活不能养活自己时，更加思念都市，更加思念回归。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之所以得到解决，这和1700万知青的心愿是有关系的。

后来，思想慢慢松动，知青开始以各种方式回归城市。1973年，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下乡中的诸多问题。毛主席作了指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虽然这仅仅是一句话，但是已经认识到知青问题将来要酿成社会问题。其实，1975年贵州省已开始解决到贵州的10600个上海知青的出路问题。当时，你可以去读6大中专，即地区的师范、林校、卫校、财校、农校、水电学校，去读一到两年，到时候把你分到县里或者是地区部门，很多知青就是通过上6大中专学校解决

问题的。我当初是在耕读小学教书，师范院校来招生，有三大招生优待政策：优待知青，优待上海知青，特别优待上海知青中当了民办教师的人。我的条件都符合，但我没有报名。安顺师范的教导主任很奇怪，他说你的条件都符合，你的文化程度我们也不考核了，只要你报名，我们就收。但因为我当时在小学教书，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写小说，所以我留下来了。

后来，政策进一步放宽。当时党和国家的政策是：留在农村的知青可以回城，但有两条具体政策的限制：已婚知青不能回城，另外国家安排过的，上过6大中专的，无论是安排你在地方公社，乡里的农配站，还是县城的农机厂，或是某某山乡小学，只要国家给你一份工作，给你工资，算是国家给你解决了，你就不能回来了。

根据政策，知青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回归城市，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考取大学，我有个朋友在当时考取了上海师范大学，读完书后留校任教，从助教做起，一直做到教授;二是在外地参军，转业后回上海;其他大量的普通知青，只要户口还没有离开农村，只要还没有

结婚，只要没有在当地安排过工作，都可以回归。1978年、1979年，每个区知青办门口都排着长队，大量知青还都在农村，下乡已经七八年了，都在办手续想把户口迁回来。实事求是地说，只是把户口迁回来，不落实工

作。我只举一个我妹妹的例子，1973年，毛主席对李庆霖的信作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批示之后，政策变得人性化了。独生子女、革命烈士子女、革命伤残军人子女可以回来，还有父母有多子女却没有一个在身边的，有一个子女可以回来，我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我和妹妹又都去插队了，她是根据这个政策回上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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