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英——
我在高台被俘，同时押解西宁的女同志有杜桂英、王兰英、李志真、冯有连、张文秀、张桂兰、张茶清，还有三个不知姓名的男同志。当时年龄都很小，一般在12-17岁之间。最小的张文秀只有12岁，因在路上走不动被杀害在民乐县的炒面庄。
赵文秀在山丹被俘，同时押送西宁陆军医院的还有陈明杰、姚才昌、薛秀英三个女同志。
先后送到陆军医院的有好几批女同志，大约40名。另外还有被俘红军医生三名男同志，一个姓黄，一个姓赵，一个姓刘。这三个男同志分配在医院做大夫，其他女同志分配做杂役，如倒屎尿，洗衣服，打扫卫生，护理伤病员等。我们40名左右的女同志编成三个班，由张福清、陈兰英、陈学书任班长，陈明杰任看护长管理着。
我们白天要全力劳动，稍有不对就挨耳光、脚踢和杖笞，晚上要被奸污，若不顺从，就随口加罪往死里打。一天，姓刘的医生对我们说：“姐妹们，要团结好，要互相照顾，要设法逃脱，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自那次后这个刘同志再没见过，可能被敌人杀害了。
一天下午，马匪把女同志集合起来，站成一个单行队伍，把匪军下级军官也排成一个单行队伍，并将男女相向而站，对准者即为夫妻，不许挑选，由马匪领走。最后因匪少而女同志多，还余下六名，不知去向。我当时对了个胡子长得很长、年龄很大、个子很高的一个河州回回。我坚决不从而逃跑了。
阎秀文——
我们被俘女战士惨遭马匪军奸污凌辱，押送西宁路上，鞭打刀砍不计其数。我们五六十人被送羊毛厂做苦工撕羊毛，撕不好就挨鞭打，年岁较大的女战士随时都被工头拉去奸污。我们做苦工，受凌辱，每天只能吃上两碗豆面糊糊。我们说：“你们杀就杀，这罪受不下!”
一周后，工头把我们召在一起问：“谁在红军当过护士?”我们20多个当过护士的被挑了出来送到中山医院。
生三名男同志，一个姓黄，一个姓赵，一个姓刘。这三个男同志分配在医院做大夫，其他女同志分配做杂役，如倒屎尿，洗衣服，打扫卫生，护理伤病员等。我们40名左右的女同志编成三个班，由张福清、陈兰英、陈学书任班长，陈明杰任看护长管理着。
我们白天要全力劳动，稍有不对就挨耳光、脚踢和杖笞，晚上要被奸污，若不顺从，就随口加罪往死里打。一天，姓刘的医生对我们说：“姐妹们，要团结好，要互相照顾，要设法逃脱，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自那次后这个刘同志再没见过，可能被敌人杀害了。
一天下午，马匪把女同志集合起来，站成一个单行队伍，把匪军下级军官也排成一个单行队伍，并将男女相向而站，对准者即为夫妻，不许挑选，由马匪领走。最后因匪少而女同志多，还余下六名，不知去向。我当时对了个胡子长得很长、年龄很大、个子很高的一个河州回回。我坚决不从而逃跑了。
阎秀文——
我们被俘女战士惨遭马匪军奸污凌辱，押送西宁路上，鞭打刀砍不计其数。我们五六十人被送羊毛厂做苦工撕羊毛，撕不好就挨鞭打，年岁较大的女战士随时都被工头拉去奸污。我们做苦工，受凌辱，每天只能吃上两碗豆面糊糊。我们说：“你们杀就杀，这罪受不下!”
一周后，工头把我们召在一起问：“谁在红军当过护士?”我们20多个当过护士的被挑了出来送到中山医院。
在中山医院，我们洗绷带，打扫卫生，还要到陆军医院侍候马家军伤员。天下乌鸦一般黑，奸污女战士的事时有发生。每天大约五两粮，没有菜没有盐，早晚两餐各两个小馍馍和糊糊，吃不饱。大家身上无衣，脚上无鞋，晚上睡在土炕上没有被子盖，又饿又冻，因之更加怀念红军大家庭的温暖，一想起离开部队所受的凌辱就啼哭。有时回忆起革命战斗岁月，大家就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和“鼓声咚咚红旗飘飘，战士们好英勇”……
一天早上，三个伪兵拿来一个红包袱，放在桌上要中山医院院长验收。他们把我们红军战士叫来，说：“这是你们军长的头，你们再闹就是这个样子。”大家非常气愤，说：“你们做啥，煮着吃嘛!”医院里有人说：“你们闹啥，里面还有哩!”我一看里面玻璃瓶里还泡得有一个吗两个，没看清。
此后，马匪军官背着枪来中山医院两次，叫红军战士排队出来，他们任意把女红军赏人做老婆，做佣人，最后，只剩下我和王海会、唐风安、邵桂英、阎秀珍五人。不久，又让我到中山医院内科主任金学道家当佣人两年多。金学道这衣冠禽兽，不仅奸污了我，还把生殖器放入我嘴里。他玩够了，把我赏给他的内亲米成德为妻。
何成新、杨明杰——
马步芳军乐队约120人，其中红军失散人员40多人。红军失散人员一进军乐队，每天的见面礼是有理无理要挨三大马棒，先挨了打再说;再是揪耳朵，狠扭一放手，头碰到墙上，一碰头上就是一个大包，还不准哭叫。马匪军官对待被俘人员要打就打要骂就骂，永无休止地体罚，还要给他们当牛做马，打扫清洁，洗衣服，干勤杂，吃的是豌豆面糊糊汤。有些人后来到了张掖韩起功的一百师军乐队。何成新曾经到张掖韩起功的军乐队干了几年又回到西宁的军乐队里。
军乐队中尉分队长马生武——
1933年左右我去军乐队学吹号，当时军乐队属省政府秘书处管，主要负责马匪军官来去的迎送，群众结婚丧葬的奏乐。1937年夏天，马匪从羊毛工厂、义源工厂给我们军乐队拨来30名红军，全是十五六岁的男孩，来了也是学吹号。当时每月给工资二至五块白洋，吃的是一半白面，一半杂面。大约是1943年左右有三四人被分去小桥开开山机，三四人去军队训练班受训，余下有10多人。当时有的已结婚，军乐队还拨给粮食、煤等让其生活。后来这10多人向马继援要求回四川，马说，要问个主席哩!后来马继援说，主席准了，给他们每人发给10块白洋，他们带着家属回四川了。马匪还雇了汽车把他们送到兰州后让他们自己走。现在记得起当时在军乐队的红军有龚山珍回四川，唐进才回四川，田顾农回四川。
我们西路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过了黄河以后，有干部战士八九十人，隶属总政治部宣传部领导。那时的宣传部长是刘瑞龙。
我们接受总部命令，至二十里铺的红九军军部驻地慰问演出。我记得是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后不久，上级发给我们每人两块铜板。我们都舍不得花，全体人员将自己的铜板凑起来，买了些物品，准备慰问红九军在古浪战斗中负伤的伤病员。
12月5日清晨5点钟，全团人员和九军派来的几名保卫人员一行从县城出发，冒着隆冬早晨的严寒徒步行走，到达目的地时已经8点钟左右。不巧，因敌情变化军部已经转移。我们正在犯难踌躇，忽发现数里外大道上尘土飞扬，是敌人的骑兵赶来。大家调头朝西跑了一华里路，有一个大土围子就闯了进去。这个围子是郭家下磨庄，进去以后发现老百姓已外出躲避了。我们一部分人用杂物堵塞门洞，一部分人爬上房顶，占据庄门门墩，控制碉楼和庄墙，在庄墙顶部四周的围裙墙上整理了射击垛口。马步芳一百师之马步銮骑兵团(黑马队)向我们据守的围子涌来。
敌人不停地用步、机枪朝庄墙垛口射击，还有一门炮也向庄内打。两架敌机飞来周旋了几圈朝西飞走了。大家解下裹腿带连起来，七手八脚拧搓成一根绳子，从10多米高的围子上吊下去一个男同志。他爬过外围子墙，穿过围子南边的一块树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时近黄昏，凶恶的敌人用密集火力朝庄内扫射。七八个敌人爬上了围子东面的一棵十五六米高的大杨树，居高临下朝庄内射击。正在屋顶指挥战斗的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廖赤健同志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中弹壮烈牺牲。战士们以满腔仇恨，奋起反击，把树上的敌人统统打了下去。敌人再不敢上树了，但火力更加凶猛，发起一次次进攻。剧团政委易维精，团长周汝功，副团长汪贤巨，导演任弼璜(任弼时的哥哥)等十多名干部战士相继英勇牺牲，还有不少战友负了伤。
整整一天，干部战士滴水没进口，粒米未沾牙。饥饿严寒胁迫着每一个红军战士，但大家一鼓作气，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活着的每个人都滚打成土人儿，只有两只眼睛滚动。
陈秀英分给韩起功手下的人，不到一个月就喝大烟水死掉了。李玉珍也给了韩手下的人，到青海去了。我们“新剧团”那个男的李汉炳，被编到敌人的补充营，跑掉了，在张掖住过，1952年回了四川老家。韩起功把我分给手枪队的传令兵，叫刘根强，是河南洛阳县人。1943年韩起功调青海，刘根强带我逃了回来。我们无法共同生活，他常骂我是“老共产”，又找了个小老婆，我骂他是马匪。我们1956年离婚，他1958年被法办，去了新疆再没有音信。他那个小老婆也改嫁到新疆了。离婚时，我最小的孩子还没生。离婚后，我给人家洗衣裳，纳鞋底，挖大粪，后来又到搬运社。
一百师三百旅副官长赵述——
1937年夏，马步芳将“新剧团”的一部分约有十七八人送到张掖，交给三百旅旅长韩起功。其中有个女战士孙桂英，思想进步，意志坚强，对敌斗争激烈，所以马步芳对她很不高兴，暗示韩起功寻找机会将孙杀害。当时韩起功对我说：“武威骑五师师长来电报要孙桂英，你给马步青写一封信派副官韩世昌送到武威去。”
实际上韩起功对我说的完全是一套假话，暗中又给韩世昌另有指示：“你将孙桂英送往凉州，路经张掖东二十里铺时，在沙窝给枪杀掉。我早已派人在二十里铺沙窝里挖好坑了，枪杀后就埋在那里。”
据韩世昌说：“我在沙窝准备掏手枪时，孙桂英猛地一下把我的手腕握住了，争持了半天才击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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