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曾劝白崇禧不要去台湾

李宗仁和白崇禧人称“李白”，是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地方军事势力“桂系”的中心，多年来一直合作无间。蒋介石自1927年入主南京以来，桂系李、白两人与蒋介石发生多次冲突，积怨颇深，尤以二人曾3次对蒋氏“逼宫”，迫蒋下野为最。蒋介石一直对李、白耿耿于怀。

白崇禧

李宗仁深知蒋的为人，自知不能见谅于蒋氏，在蒋家王朝败落时，不肯赴台湾。他还这样劝白：“健生，如果大陆实在待不下了，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但就是不能去台湾。切记!切记!”

1949年11月19日，李宗仁致电“行政院长”阎锡山，要其以责任内阁全权处理国政。自己则于次日凌晨乘专机“天雄号”从南宁起飞，赴香港就医。蒋的说客朱家骅和洪兰友尾随而至，向李作最后的摊牌：要么“迅速中枢、力疾视事”，要么“自请总裁复行‘总统’职务”。李宗仁两者都没答应，反而偕夫人郭德洁及两个儿子去了美国。

1954年2月，台湾“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务。自此，“有家难回有国难归”的李宗仁在美退隐，过起了异国“寓公”生活。晚年，受中国共产党“爱国不分先后”政策的感召，于1965年7月间偕夫人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在生活上也得到很好的关怀照顾。文革时，受到周恩来总理保护，未受冲击。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寿终正寝，终年78岁。

然而，白崇禧却没有李宗仁那么明智，他作出了错误的选择，去了台湾。

李宗仁回北京，蒋介石迁怒于白崇禧

李的回国，对于在台湾的白崇禧来说，真可谓是致命的一击。李宗仁一回大陆，蒋介石利用白崇禧牵制李宗仁的价值顿时消失，白也就自身难保了。据说，白崇禧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曾经很痛苦地对身边的人说：“德邻(李宗仁字)投匪，我今后在台湾，更没有脸见人了。”李宗仁回大陆后，蒋介石迁怒于白崇禧，命令军统头子毛人凤对白直接采取制裁行动。毛人凤将这一任务交给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办理。

谷正文奉命后，积极策划对白崇禧的暗杀行动，他收买了白身边一个姓杨的副官，以便随时掌握白的行踪。白崇禧戎马一生，闲得无聊，爱上了打猎。姓杨的副官向谷正文密报：“某日，白先生去花莲县寿丰半山打猎。”于是谷正文决定在白崇禧出外打猎时将其杀死。

经过周密细致勘查，侦防组发现狩猎区有小型山间铁轨，可使用人力轨道台车登山。他们料定，年近七十、年老体弱的白崇禧，不会徒步上下山，一定会乘坐轨道台车，于是精心制造了一起白“意外”死亡的事故。

谷正文布置了两次暗杀均未成功

事发当天清早，白崇禧一行人通过预定的谋杀地点后，侦防组的行动人员迅速爬到桥下，将支撑桥面木墩的螺丝钉一一松开，然后躲入不远处的树丛里，静候白崇禧等人下山。下午3时许，寂静的山中传来轨道台车的响声，两辆车从高山背面滑出，相距约30米。

前面一辆车上坐着花莲县林意双乡长父子与一名助理;白崇禧与两名副官坐在后面一辆车上。当第一辆车滑到已经被去掉了螺丝钉的桥中央时，连人带车坠入深谷。紧跟在后面的白崇禧的座车眼看也要坠入深渊，千钧一发之际，同车的一名副官拼命用力将白崇禧推出车外，自己则随车跌入深谷，白崇禧大难不死。

不久后的一天，白崇禧身边的杨副官又密报谷正文，说寂寞难耐的白先生似乎对上次的危险有点健忘了，想去阿里山打猎，打算来回乘坐煤矿的火车。谷正文觉得对白崇禧再次下手的机会来了。他知道这段铁路是一条单行线，来来往往的火车要事先经过周密安排才能通过，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发生两列火车“碰头”的惨剧。

那天，自崇禧与陪同人员一起坐上去阿里山的火车，可万没想到的是，他们乘坐的火车开出还没多远，忽然另一列火车从山上高速驶来，眼看就要迎头相撞。紧要关头，白崇禧在陪同人员的帮助下急忙跳下火车，又一次幸免于难。

遭遇了两次谋杀事件后，白崇禧再也不敢轻易外出了。这让谷正文的暗杀行动很难下手。但特务们对白崇禧的监视并没有丝毫放松，白公馆进出的客人常常受到便衣的跟踪。

晚年沉迷女色，命丧黄泉

在妻子马氏去世后，白崇禧孤独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不久，他与身边的年轻护士张小姐热恋起来。此时的白崇禧已是古稀之人，自然在“房事”方面难以满足年轻护士的需要，为了讨得情人的欢心，也为了打发苦闷压抑的时日，白崇禧经常派下人到中医协会理事长赖少魂处去买“补药”。侦防组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喜出望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人不知、鬼不觉地置白崇禧于死地的好机会。

谷正文暗示赖少魂，在药的剂量上动手脚，使衰老的白崇禧不胜药力，一“补”不起，做到杀人不见血。赖不敢抗拒，只得点头遵命。他给白崇禧开了一个药力很强的药方。白崇禧照方到天生堂中药店买了两大包药回家泡酒喝。

1966年12月1日晚，特务们期盼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张小姐与往常一样到白崇禧的住处夜宿，当夜便发生了悲剧。第二天早晨发现白崇禧死亡时，张小姐早已离开，不知去向。有人怀疑，照顾白的张姓女护士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收买或者本身就是特务，故意让白纵欲过度而死。

否则，在白死后，她为何不马上报告，而偷偷溜走呢?这种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白崇禧在国民党主要将领中，以能征善战、机智过人而闻名;然而在决定他晚年命运的关键时候，这位“小诸葛”却走错一步。最终，他在失意中做了风流的花下鬼，落了个可悲的结局。

白崇禧是中华民国的陆军一级上将，首任国防部部长，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军事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早在1935年的时候，广西就出版有《白副总司令演讲集》，抗战爆发后又陆续出版有五卷本的《白崇禧言论集》。1938年3月，第一本关于白崇禧的传记《白崇禧将军传》由新中国出版社出版。两个月后，建国书店又出版了《李宗仁与白崇禧》一书。此后数十年中，陆续有白崇禧的传记问世，尤属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白崇禧先生访纪录》和华艺出版社的《白崇禧传》（程思远着）两书最具代表性。时至今日，由白崇禧将军之子——白先勇先生编着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也终于问世了。

笔者对后代写先辈的传记始终不抱太大希望，往往会受到个人感情因素的影响去夸大传主，对于部分不利于传主的事件也会予以回避。白先勇也难以免俗，如对白崇禧几次反蒋的原因大都避而不谈，对白崇禧在抗战期间的经历“只褒不贬”，内战时期更是“重政略军”。

书中的部分说法也值得商榷。如该书上卷第114页有言“父亲抵京次日（指1937年8月5日），日本各大报头条登出——战神莅临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这里的“日本各大报”、“头条”、“战神”，直接将白崇禧捧上了“战神”的地位。可是这个说法有没有可靠的原始材料来证实呢？

据笔者调查，此说始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出版的数本白崇禧传记，但对于这一“报道”分8月5日和8月6日两说，又都没有提供原始依据。无奈中，笔者只得自行查阅日文报纸，遗憾的是，前后查询五份，都没有只字提及。这个说法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笔者认为仍需寻找有力证据。

不过，白先勇的这本着作仍然为读者提供了不少新的说辞，也讲述了不少传主的家事。

那么白崇禧究竟是不是“战神”呢？

白崇禧一开始的戎马生涯是和黄绍?一起度过的。他们一起参加学生军，一起进入武昌陆军中学，又一起考进保定军校三期，而且还都学步兵科，毕业后又一起分配到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三团当见习官。

白崇禧生来就有带兵打仗的天性，也在军旅初期生涯中习惯了担当部队主官。之后机缘巧合的是，军校同学陈雄带着白崇禧一同觐见孙中山，并且要到了广西讨贼军第五师的番号。两人兴冲冲地带着这个名义回到梧州后，黄绍?却嫌这个番号不响亮，三人一合计，干脆就叫广西讨贼军，黄任总指挥，白任参谋长，广西讨贼军的名号就这么打出来了。不过这事在黄、白、陈的回忆录中都打了马虎眼，他们将孙中山授予的名义统一改了口径，坚称孙给的番号就是“广西讨贼军”，没有师的番号。好在《陆海军大元帅府公报》有明确记载，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一阅。

不管这个部队的名义叫什么吧，黄绍?走向独立自主的时代来临了，白崇禧也开心地返回到部队，只是他觉得自己当参谋长不如带兵，就借负责制订部队编制的机会，提议由自己兼任第一团团长。

黄绍?和白崇禧虽然是老搭档，但是他明白，两人从广西学生军开始地位就完全一样，如果在这个时候让白当了团长，让他有了兵权，那么在部队中亲近白崇禧的人，就会在无形中抱成一团，万一他们拥白取而代之，后果不堪设想。

与其埋下祸根，不如扼杀在萌芽中。黄绍?就找来白崇禧，好说歹说让白打消了这个念头。此后讨贼军与李宗仁的自治军合流，并统一广西，新桂系三巨头就这样出现了。按照座次，李第一、黄第二、白第三，但在实际上，黄、白之间早就由于兵权而产生裂痕，这就使白逐渐向李靠拢了。

白崇禧今后就只能当一个参谋长了吗？当然不是。北伐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广西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白崇禧自然成为该军参谋长的不二人选。他利用部队重编的机会，再次提出兼部队主官的要求，这个提议照样被黄绍?否决。不过此时已不是黄一个人说了算，因为上面还有一个上级，那就是支持白的军长李宗仁。

李对白的态度和黄绍?截然相反。他知道白能打，且一直想带兵，就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兼任第一旅旅长。可是白的这个旅长当得并不长，就当了四个月不到的部队主官，且得时常照顾全军的参谋业务，这真正带兵的时间就更少了。那么他去哪了？

内战中的桂军，虽散布在华东、华中两个战场上，但鲜见硬仗，基本在打酱油。白崇禧有自己的算盘，他依然想保存实力。唯一的莱芜战役，还是因为部队主官的异动，而未战即败。桂军在基本没有受到较大损失的情况下，度过了三年，而白也在1948年由国防部长调任华中“剿匪”总司令。

现在有不少人说白崇禧在担任国防部长前夕曾前往东北指挥作战，并在四平大败林彪，白先勇《战后国共东北之争》一文中也指称由于蒋没有采信白崇禧乘胜追击的建议，片面下停战令，给了林彪喘息之机，方导致日后东北惨败。笔者认为，此二说有待商榷。

我们知道，白崇禧前往东北之前的实际指挥者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前线指挥由副司令长官郑洞国负责。根据史料记载，白崇禧是在5月17日奉命前往督战的。这里的“督战”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亲临前线监督作战，那么作为督战官的白崇禧有权直接干涉指挥吗。

笔者目前还无法给出结论，不过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一书对白在东北有相当长篇幅的记述5月17日特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将军到沈阳视察。白氏在当晚与杜聿明将军详细分析、研究了北满军事情势后，又于次日在杜将军陪同下亲临我设在开原的前进指挥所视察。白、杜二位将军都认为攻下四平街是不成问题的。但白将军对于我们下一步攻占长春、永吉的作战计划却有些忧心忡忡。

莫若打下四平街后不再向长春北进，这样一则可以缓和国内外舆论的非难，二则可以获得整训部队的时间，假如与中共和谈失败再发动进攻不迟。杜将军则力争一举攻下长春、永吉……这时，我们闻报右翼兵团……并未遇到解放军的有力抵抗。

这个消息使白将军非常高兴，他也预感到解放军可能不会固守长春，遂又拉着杜将军一同到红庙前方视察。据说在火车上二人继续研究进攻长春、永吉的问题……最后白氏总算放下心来，对杜说：“如果确有把握的话，我也同意一举收复长春、永吉。那么你就照原计划打，我马上回去同委员长讲，收复长春、永吉后再与共产党谈判下停战令。”白、杜二将军当日即同返沈阳。次日，白氏便飞回南京。

可见，“停止北进”是白崇禧的本意，又何来主张乘胜追击被否之说。据台湾编写的《戡乱战史》记载，国军总攻四平发生在5月16日，也就是白崇禧抵达东北的前一天。此时国军已占据绝对优势，而白抵东北的次日，即18日，林彪就经过中央的同意而放弃四平，同一天白也返回南京。试问，白仅在17日这一天，即便亲自干涉指挥，对于整个战局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

国民党在徐蚌会战之后，精锐基本丧失。此后蒋介石被迫下台，使新桂系登上了政治舞台巅峰，李宗仁也成为代总统。但是白和李所期待的划江而治却没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白就只能与中共正面交锋了。

奇怪的是，白崇禧虽然信心十足，但却没能掌握住那些被他部署在两湖的军队。白崇禧重蹈了1929年的覆辙，他对局势太乐观了。当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湖北的张轸和湖南的陈明仁先后起义，这使新桂系的根据地广西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面前。直到此时，白崇禧仍然困兽犹斗，他集中桂军主力于衡阳、宝庆地区实施反击。“小诸葛”的名头虽然在青树坪捞回一票，但是还不到一个月，他的主力就反遭解放军的重创。这一次，他是重蹈1930年的覆辙了。

桂军主力一战即败，其他各路桂残军自然也挡住不住解放军的进攻了。很快，各路桂军或灭或降，只有少量部队逃到越南。尽管白崇禧要在广西实行总体战，尽管还有人愿卖命，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很快，白崇禧不得不放弃苦心经营了数十年的根据地——广西，黯然南渡台湾。

综观白崇禧一生，历经阵战无数，可谓一员杰出将领。但在实战指挥上，白崇禧的优势则更多地表现在参谋业务上。用当年军中流传的话来说，白崇禧能入列“民国三大参谋长”而不是“三大指挥官”，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说，“小诸葛”之名名副其实，但“战神”之誉就姑妄听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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