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定都长安。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以洛阳为东都。此后高宗频繁往返于两都之间，以住洛阳为主，直至在洛阳病死。武则天称制后，于光宅元年(684年)迁都洛阳。她掌权期间，除了长安元年(701年)十月至长安三年(703年)十月住在长安外，一直居住在洛阳。武则天为何选择洛阳作为武周的政治中心。

　　梁冠华主演的《神探狄仁杰》中《蛇灵》一段，其中关于“河神献碑”一事，确实是神来之笔。剧中袁天罡利用日全食洛河水涨潮之机，想谋杀掉武则天和满朝文武大臣，以达到夺取天下的目的。为此袁天罡利用“河神献碑”“天降祥瑞”来劝诱武则天迁都洛阳，观此剧的观众，大都相信这一说法。

　　武则天真的是信了袁天罡的诱骗才迁都洛阳的吗?如果不是，武则天迁都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武则天迁都洛阳，原因是多方面的

　　武则天为定都洛阳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准备。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提高洛阳的地位，改东都为神都。批准武承嗣的请求，追封武氏祖先为王。垂拱四年(688年)二月，武则天以僧怀义为使，毁乾元殿作明堂。武则天还为定都洛阳大造舆论。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五月，武氏受“宝图”，事南郊，告谢昊天，御明堂，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七月，更命“宝图”为“天授神图”，封洛水为显圣，加特进，并立庙。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以“　”字为名。七月，颁《大云经》于天下。九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众所周知，建立七庙是古代天子的特权;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典、赏赐等各种大型活动的场所;徙民实都也是古代帝王的一贯做法。这一切都表明武则天欲定都洛阳。

　　第一是政治上的原因

　　洛阳在政治上对武则天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徐敬业起兵时魏思温的言论中窥见一斑。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徐敬业等以匡复庐陵王为借口，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时，魏思温建议徐敬业：“明公以匡复为辞，宜率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响应矣。”[1]遗憾的是，徐敬业没有采纳魏氏的建议，结果兵败身死。陈岳论及此事，叹息道：“敬业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专以匡复为事，纵军败身戮，亦忠义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气，是真为叛逆，不败何待!”[1]由此可见，洛阳对于武则天之重要，它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政治大本营。

　　其次，就地理位置而言，洛阳适宜作国都。唐朝建立后，历经太宗、高宗两朝，疆土得到不断扩大。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朝的疆土达到极限：“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5]此后直到武则天时期，疆土虽时有变化，但都大于唐朝建国初期。长安在版图上的位置偏西，失去了居中而摄天下的作用。而洛阳西接关中盆地，东连华北平原，自古就被称为“天下之中”。若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来说，从洛阳出发，北通幽、燕，西接秦、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因此，以洛阳为都可以居中而摄天下。

　　第二是地理上的原因

　　另一方面，洛阳的地理形势也适宜作国都。洛阳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等山，又有北面的邙山作天然屏障;南有险峻的伊阙，再南遥峙熊耳、少室诸山;西控崤、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关;中有土壤肥沃的伊、洛平原，粮食足以自给。故洛阳是一个“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势要地。这种险要的地理位置使洛阳具有制内御外的优越军事条件，也成为洛阳适宜作首都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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