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是不折不扣的大汉奸，同时又是个颇有文人气息的汉奸。早年是小有名气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后来又成为三民主义理论家，再后又是汪伪“和平运动”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一贯善于文墨、勤于写作，写的内容却经常见风使舵、变化多端。

与蒋介石一样，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从1937年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起开始，一日一页，一年一本。家中遭遇火灾，老婆首先抢救珠宝首饰，他则马上去抢救其日记，可见他对自己日记的重视。在回忆录方面，他陆陆续续写过一些文章，刊载在《古今》等杂志上，1943年由杂志的古今出版社结集出版为《往矣集》。

《往矣集》内收《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序》、《苦学记》、《扶桑影溯当年》、《盛衰阅尽话沧桑》、《走火记》、《自反录》等篇。《苦》篇所记，主要是家世和幼年从学经历。《扶》篇所记，主要是他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包括他发起组织共产党的经历。《盛》篇记述回国后到抗战爆发的从政历程。串联来看，可以周佛海的半生自传视之。这一点和陈公博的《苦笑录》差堪相似，都是“半截子工程”，都只记述成为汉奸之前的从政生涯，从题目“往矣”、“苦笑”来看，也都别有怀抱、充满悲情。

《古今》杂志主编朱朴所作序言中称，《往矣集》乃是《古今》杂志所推出的《古今丛书》的第一种，收入者多是周佛海为杂志所撰特稿，并称:“在过去十数期的《古今》中，虽名作如林，无篇不精，但是读者所最欢迎各方所最注意的，当推周佛海先生之作为第一。”

朱朴称:“他的文字之所以能博得大众之热烈欢迎，依我个人的分析，全在于一个‘真'字。一般人读了《三国志》及《水浒传》两部小说，没有不对于张飞李逵二人引起无上的敬爱者，无他，因为张飞李逵二人完完全全是一个‘真'字的表现而已。”“在我生平所交的朋友中，秉性之忠厚，情感之热烈，待人之真诚，行为之侠义，没有一个比得上周先生的。”虽是阿谀之辞，但周佛海在“气焰正盛”时的文字，除了以奉承汪精卫的《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序》作为开篇之外，的确没有太多“官场气”。这也是此书可堪一读的原因。

野心与革命

周佛海早年丧父，由寡母抚养长大，由于聪慧好学，成绩超拔，也素来“醉心”政治。家乡沅陵县城内有一座文昌阁，周佛海在《往矣集》中的《苦学记》一文中记述:“袁氏(袁世凯)死后，内阁常常更动，一下子某甲入阁，一下子某乙入阁，在看报之余，居然也想将来要入阁了。我们学校扩充，把附近的文昌阁，并入学校做宿舍。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主观上虽然有这种气概，客观上上进发展的机会，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顾茫茫!”这无疑是一个穷学子信心百倍渴望出人头地的真实写照。

机缘巧合，在老师和同学资助之下，他得以到日本留学。留学期间，还写了不少分析国际政治、推介新思潮的文章到国内杂志投稿。他的政治开篇，是回国省亲期间，结识陈独秀等，遂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并作为留学生代表参加“一大”，成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地位仅在陈独秀之下。

回忆自己参与发起共产党，周佛海坦言自己的目标是想成为“中国的列宁”。“我为什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性，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公的。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明人不做暗事，诚人不说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我决不说假话，说当时的动机，完全是为国为民。不过个人的动机，不是升官，不是发财，不是享乐。……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PoliticalAmbition。在一高(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风头。

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负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特路茨基(即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为这样的人物。虽然现在年将半百，一事无成，但是当时意气之豪，实可以上冲云霄!怀着这样野心的青年，又值中国政治腐败，世界革命怒潮高涨的时候，那得不本着创造的精神，去组织一个新兴的革命党!这便是我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一大”期间，周佛海和上海小姐杨淑慧的婚外恋被报纸曝光，他也受到党内批评。会后，由于总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后又被捕)，周佛海代理了总书记的职务，主持中央局的工作。他还参与发动了上海劳工运动等活动。陈独秀出狱后，他携杨淑慧返回日本。1922年，周佛海在完成了第七高等学校的学习之后，可在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中选择其一读书。“究竟进东京帝大或京都帝大，费了不少的考虑。当时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者河上肇先生任京大教授，我因为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便入了京大。”

3 of 9曾经以《经济学大纲》风靡国内学界的河上肇，后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思想当时仍未发展成熟，也有反对“早熟的社会革命”的论点。周佛海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走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与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颇为异曲同工，但陈是对共产党不满在先，论证马克思主义“并非真理”在后;周却是在研究中得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并以此为后来脱党的理由。与此成为对比的是同样留日的周恩来。

一篇研究论文指出:“周恩来与周佛海均留学日本，学习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但由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和态度差异很大，加上河上肇学说中混合着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他们进行了不同的取舍，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周恩来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并为之奋斗终生，周佛海则从信仰共产主义、参与中国共产党建党到抛弃共产主义运动，两人的不同人生道路留给后人许多思考。”

另一方面，当时日本政府虽不禁止对于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宣传，但却严禁共产党的一切活动，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及活动，周佛海参加中共“一大”及其后的活动，当时在日本鹿儿岛的其他中国留学生都不知道，但日本警方却完全掌握，并对周警告“敲打”。周佛海为学业和生活所迫，也只好“夹起尾巴”不敢擅动。虽与共产党活动渐行渐远，但也促进了他的专心学业。留学期间，周翻译了《互助论》、《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社会主义名著，也翻译了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概论》、翁特曼的《马克斯经济学原理》和野村兼太郎等的《各国经济史》等经济学著作，成果丰硕，他也成为“国内排得上号的老资格马列专家”，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理论思潮框架内的政治经济学有着独到的理解”。

1924年春，周佛海京都帝国大学毕业之时，正为找工作操心，理想是当北京大学教授或商务印书馆编辑，月薪有150大洋便“心满意足”。“到政府机关去运动一官半职，既然不是我的志愿，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为。”不料恰逢国共合作，机会从天外飞来，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以每月200大洋的高薪，邀请周佛海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以每月240大洋的高薪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面对高薪厚禄，周佛海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志向，欣然投向政坛。面对其后国共对立局面的不断显现，他又继续为戴季陶、邹鲁所笼络，投向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离心倾向日益加重，拒不参加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周恩来亲自上门做周佛海的思想工作，但他一意孤行，还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了一封长信，声明退出共产党。

4 of 9脱党之后，周佛海与广东大学几名教授一起创办了《社会评论》杂志。创刊伊始，周佛海便发表《中山先生思想概观》一文，提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物的条件和人的条件，都不具备，因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同年8月，周佛海将此文印成小册子，戴季陶特地写了《再版序言》，说:“我常说‘从社会进化史的见地，研究两先生(指马克思和孙中山———笔者)的思想，可以说，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是第一原则，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是第二原则。用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可以更证明中山先生民生史观的真确，而不能减少中山先生思想的价值'。佛海先生在这一点，和我所见，大概相同。他能看到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更深刻博大，这是特异于一般盲信马克思者的地方。”

周佛海还发表《反共产与反革命》、《再论反共产与反革命并答中国青年》等系列文章，辨析他的“反共产”观点与“反革命”的不同，意在证明自己的“革命”。他对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说:“共产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现在，并不需要农民对于地主，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共产党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以全力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这一观点，应该说是相当部分国民党员的主流看法(陈公博回忆他与鲍罗廷的论战，也大同小异)，也说明周佛海已经完全脱离了共产党员的立场。

1946年4月，国民党当局先后开始了对汉奸的公开审判。陈公博、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陈璧君、缪斌等首要汉奸一一受审，不少被判死刑。但罪行更大的周佛海却逍遥法外，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质问当局“独头等汉奸周佛海不知其何以久无消息”?迫于压力，国民党当局于1946年10月公审周佛海，并判处死刑。经其妻子多方奔走运动，甚至以公开蒋介石的亲笔信相威胁，加上不少国民党要员为其开脱，或许还有考虑周佛海还算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因素，1947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赦令，将周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在国民党逮捕和判刑的2万多名汉奸中，周佛海成为唯一得到特赦的汉奸要犯。但周长期恐惧，重病缠身，已是时日无多，不到一年即病死监房。

对不祥的命运，周佛海也早有预感。在《往矣集》中，他袒露纠缠自己多年的无奈与虚无:“我一生的遭遇，总觉得都是命运的支配。我现在能够有这样地位，负这样的责任，决不是我的聪敏才智说得到的结果，完全是侥幸。侥幸，就是命运。”“只要把从古到今的历史，翻阅一遍，任何人都会感觉世事无常、人生靡定，而有盛衰兴亡之感。”“自从国民革命以后，虽然只有十九年，却亲自经历过许多突起突灭、时分时合、忽盛忽衰的悲剧和喜剧，令人啼笑皆非，悲喜莫是。在这样起落不定的澎湃潮流中沉浮了十几年，焉得不令人感觉得个人的事，无一不是空的，而发生消极之思呢?成固不足喜，败亦何必忧。得固不足乐，失又何必悲。荣华富贵，权位利禄，转眼皆空，何必劳形苦心于这些身外之物追求和争夺呢!”个人立场转换仿佛和政治风云变幻一般无足轻重，宿命虚无之思在现实中便落脚为及时享乐的托辞，文人之笔固然高蹈，但联结的却是征名逐利的“文人无行”，未免令人失笑。

9 of 9三大汉奸中，汪精卫13岁丧母，14岁丧父;陈公博20岁丧父;周佛海也是父亲早故，由寡母抚养长大。周佛海和陈公博都以孝子著称。军统头子戴笠对周佛海的争取，也是从软禁和善待其母亲着手。“心伤慈母线，泪染旧征衣。回首风尘里，中原血正飞。”这是“孝子”周佛海早年离乡求学时写下的诗句。“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闾望子归?”这是军统特务以其母亲名义写给周佛海的“策反”书信中的诗句。怎奈母虽“倚闾”，子却“骑墙”，欲求“忠奸两全”、“忠孝两全”而不得，甚至“奸孝两全”也不得。他留给我们的，似乎只是一个背道者虚幻追求自我心理弥合的残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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