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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场口大惨案”后来与黄河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被并称为抗战时期三大惨案。

凤凰卫视10月27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城市，因为战争而引人注目，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巴黎、柏林，它们都有幸成为一国的战时首都，为政治领袖和官僚机构提供庇护长达数十

年，相比之下中国的抗战陪都重庆要逊色很多，它坐落在远离中原的西南省份四川，连个省会都算不上，秋冬时节它被雾气笼罩，虽然是躲避空袭的天然屏障，但是因为供电不足

显得抑郁而昏暗，对那些来自东部富裕省份被避战火迁到重庆的人们来说，很难想像这座不起眼的山城在数年之后，竟然能和世界上最伟大的都市并列，载入了人类不畏强暴不屈

不挠的光荣史册。

解说：1938年秋，武汉会战结束，中国第二大城市武汉失陷，仅仅一年多时间，平津沪宁粤汉先后失陷，中国东部富裕省份几乎不存，但此时日军也已是强弩之末，无力发动

大规模会战，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在东部沦陷区各地，人们在想尽一切办法逃亡，摆脱做亡国奴的命运，他们心中最理想的目的地都是重庆，中国抗战的陪都。王慧群是武汉人

，武汉沦陷时他刚刚加入了从南京逃亡而来的著名戏班厉家班，没想到一进剧社就要背井离乡踏上流亡之路。

王慧群（历史见证人）：进了科班没有很久，我们就逃难了，那个时候包船是很不容易，买不着票，他（厉彦芝）是通过私人关系我们的师傅花一部分钱，把所有的学生都弄

到江顺轮船，这个江顺轮船在当时来说，这个船是最大的一条船。

厉慧福（历史见证人）：那个老板就是一个小划子，给一条金子，半夜拿着灯一晃到了，打个信号就上船。

王慧群：搭什么船呢？就搭当时民生公司，什么民贵，民权，民生，它都由宜昌起点，这个船不靠岸，是停在江当中，我们这个师傅（厉彦芝）就通过哪一个大师兄带几个师

弟，跟着这个中介人，晚上撑个划子，就把我们领到江当中，上这个船，我和厉慧福师兄我们上了万县，我们都没有票，我们这些小鬼上了船都是东藏一个西藏一个，预计也会查

票，那船长都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厉慧福师兄就装傻。

解说：就在厉家班暗度陈仓时，陈琳一家也从北平踏上了逃亡路。

陈琳（历史见证人）：卢沟桥事变之后，准备要跑了，不能够做亡国奴，我母亲带着我跟我妹妹两个人，就什么都不要了，带着我们就从北平到了天津，换车再往南京走，可

是那时候的车站已经让日本人给占了，哪个车是往南京走也闹不清楚，到那儿没办法看着站着一个日本兵，我们还去问他去，说是往南京的车怎么走？那个日本兵看那个样子到现

在我还记得，戴着个眼镜，大概是学生出身的，当兵了，大概还能说两句中国话，南京那边的，那边的，可是到了南京也没多久，往重庆那边走，先是经过武汉到重庆，应当说我

们还是幸运的，就是没有等到南京大屠杀的这一场悲剧。

解说：与陈琳一家相比，杨麟是随父亲押运着三千件棉纱赴大后方的，他父亲杨管北曾是上海青帮老大杜月笙的门徒，掌管着青帮的生意，杨麟一行从上海向北穿越中原，进

入陕西，从西安坐卡车向西翻越秦岭，经成都来到重庆。

杨麟（历史见证人）：你知道坐在卡车顶上最危险的是什么？树枝，你车子在开，树枝打到你，这下下去就完蛋了，每一个地方都是《三国演义》里面你可以看到的，到汉中

，到剑阁，然后过了剑阁进来了，那就是去成都了，那个是平路，到绵阳。

解说：从1937年到1945年，由于大量机构及难民内迁，涌入西南大后方的人口达一千四百多万，其中七百万人进入四川，一百万人到了重庆，当时重庆本地人给这些流亡而来

的人们送了个独特的称呼“下江人”。

陈琳：“下江人”，所谓“下江”就是长江以下叫下江，这个四川，所以那时候全是外地人，都叫“下江人”。

解说：这里是著名的重庆十八梯，英国历史学家拉纳·米特这样描写当时的重庆，尽管在中国境内，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眼中，重庆这座屹立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城市

，是抵抗日寇侵略的中流砥柱，它敢于向侵略者公然发出最桀骜不驯的反抗之声，但事实上它徒有其表，由于难民的大量涌入，它被各式各样的棚屋所充斥，这些棚屋是用竹竿匆

匆搭建的。重庆当时是仅次于上海、北平、天津、南京及沈阳、武汉等的，中国第七大城市，尽管如此，在来自东部富庶之地的移民们眼中，陪都重庆仍旧千疮百孔。

市民们要步行数十里才能找到可供饮用的泉水，停电更是家常便饭，甚至连这里的烟草都让人难以适应，来自北平的作家老舍这样讽刺道，我吸了第一口呼出来的是黄色，我

还以为自己吸的是个炮仗呢，却没听见爆炸声，喷出四、五口之后，周围的蚊子都被熏跑了。

杨麟：你去大便没有草纸的，都是拿竹片刮，那个我从来没有来过，把我吓坏了，我们念书的书都是草纸，差不多跟草纸（一样），像这类硬的纸，哪里有草纸给你去揩屁股

，都是竹片刮，恐怖，那个简直是恐怖。

解说：当时的重庆依然鸦片横行，人们嗜赌成性，黑道势力更是盘根错节，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从武汉流亡而来的厉家班一到重庆就要先拜码头，厉家班老板厉彦芝久闯江

湖，深谙黑白二道。

厉慧福：这老板（厉彦芝）还是有本事，他结交了一些个朋友，范军长他认识，几个太太就经常来看戏，这样一来营业就特别好，小的那种特务他就不敢来捣乱，你假如说要

是没有地面这点关系，那小的特务就来麻烦你。

王慧群：解放前讲究结拜金兰，龙三就跟厉彦芝，镇江的大亨项春庭，还有一个叫李成斌，李三爷曾经教过宣统皇帝骑车，就跟这帮人可以说是土豪劣绅，结拜了盟兄盟弟，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师傅（厉彦芝）（这样做）为了保护这个班社存在。

解说：东部大面积沦陷，流亡到重庆的人们大都有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幻灭感，上海、南京的纸醉金迷也在这里生根发芽，舞场、酒肆生意兴隆。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片段：这叫龙虾，你们四川没有的。

用飞机运来的吗？

对，是从加尔各答飞来的。

还有一盘螃蟹。

这是上海最出名的阳澄湖大闸蟹。

大闸蟹也飞到重庆来了。

看起来抗战还可以多抗几年。

解说：1939年政府为整肃士气，在重庆发布禁舞令，一道禁令让年轻人去了溜冰，而达官名流们则纷纷进入戏院，当时厉家班上演的多为表现民族大义的剧目，蒋氏父子也成

了他们的座上宾。

厉慧福：抗日战争（时期）演的都是戚继光、班超、岳母刺字、精忠报国，都是抗战的戏，蒋介石跟宋美龄一道看戏，那时候看戏宋美龄围的毯子掉了，蒋介石一蹦哒（宋美

龄）让他把毯子捡起来，蒋介石起来把毯子捡起来，给她围在腿上，那时候。

王慧群：演完了过后每次我们演完了，都是我们大家坐着客车就拉回城里，但那一次完了戏过后，蒋经国倒好家伙，他就让慧敏、慧兰下来，跟他上这个车，送她们回一川（

剧社），我们大家都住在一川（剧社），我们随后就跟着大客车，等我们到了家，人家到家半天了。

厉慧福：我们演出完了吃饭，蒋纬国还是等于是当兵，吃饭就跟着我们一道，八个人蹲在地下吃。

陈晓楠：1939年春天，重庆隆冬的雾气已经散去，人们正在忙着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从远处突然传来了飞机低沉的轰鸣声，历时五年半的重庆无差别大轰炸开始了，

美国《时代》杂志驻重庆记者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当中写道，1937年到1941年，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

成为一个社会的是大轰炸。

刘明霞（重庆老市民）：热天，那个时候旧历里叫七月半，就是这样，我们在家里头吃了饭过后，正在休息，那个飞机没有发警报都叫了，把我们吓着了，我们就开始跑，我

妈妈就喊我们快点跑，但是我们还没跑出我们那个后门，炸弹都已经丢下来了。

王慧群：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39年，我们在重庆小什字道门口那地方，现在那儿是第一人民医院，解放前叫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当时我们（待在那儿）警报来了，这些老师们

，员工，都往这个中央银行躲警报，那高空炸弹下来，下到哪一方不知道，烟雾弥漫，到现在几十年我忘不掉，就因为那个烟，炸弹要是威力大，我恐怕就死了。

厉慧福：躲警报那时候王慧群我们都小，一个炸弹下来，硫黄味，挨着很近，这一下就乱了，大家都往地下室里跑，我们也往里头跑，后来我就被人踩在底下了，我们一个师

哥看见了，就把我?出来了，要不就踩死了。

陈琳：大轰炸就把我们住的那条街，旅馆的对面整个都给炸了，我们这半边玻璃都碎了，整个那半条街都烧起来了，而且重庆那个时候主要的还是木结构的房子，所以那一炸

，炸的时候就烧就着。

尹从华（历史见证人）：来了五年半，千百次，恐怕加起来有一千架，总起来（有）一千架飞机，重庆的“五三”“五四”大轰炸里面，重庆那些闹市区现在的渝中区的一些

地方，一片火海，一片废墟。

刘传勋（历史见证人）：“五三”“五四”（大轰炸）的时候，我才十五六岁，以前日本飞机要来轰炸，是疲劳轰炸，一批二三十架，这批走了那批又来，不解除警报。

陈琳：1938年底，我们家也被炸了，炸的时候我在农村，学校里头，家里就给我们来信，说是家里发生这个事儿了，就让我回去。我们那个学校离重庆我们的家大概是七八十

里，一大早我就出发了，等我走到的时候，怎么这地方不认得了，原来那房子都没了。

解说：那是重庆曾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飞机头，二两油，鹅公岭，挂红球，日本飞机丢炸弹，山城到处血长流，跑不完的警报，报不完的深仇，烟囱变成高射炮，膏药飞机

磕响头。

童谣中的“挂红球”指战时重庆一种防空预警手段，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仅有的战机在“淞沪会战”及“武汉会战”中已损失殆尽，国民政府对日军空袭只能采用消极防御，

当时因重庆经常停电，防空人员只好采用在高处悬挂红灯笼示警，这些红灯笼分设于市郊各制高点，重庆至今还留有红球坝地名。

王慧群：警报很频繁，白天一挂灯，挂几盏灯，当然老百姓看它有提示，挂三盏还是挂四盏，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们是每天跑警报，下午回城，晚上演出。

解说：那时重庆有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所谓“见机”指看到日本飞机，“入土”则是钻防空洞，据载抗战期间重庆共修建大小防空洞六百六十多个，加上防空壕、

避难室，掩体等可容纳二十二万人，堪称二战时世界各大城市之最，由于日机空袭频繁，跑警报成了重庆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刘明霞：（老师）带我们出去上课，上着上着课还没上完就拉警报了，就说有警报了，好的，马上就把书包背好，另外我们每个人有个木板，要跑警报，晚上跑警报，就把铺

盖带着走，有一次我们走拢了，要清点人，结果一查差一个人，我们的同学不晓得哪一个走到哪儿去了，就回去找，结果在路上睡着了，躺在土路上睡着了，还好，没有睡到水田

里头。

刘传勋：（日本飞机）一会儿就根本不来，说拉警报，没有来轰炸，就解除情报，刚刚一出洞又拉警报，又钻进钻出的，后来干脆大家不出来了，都把伙食带到那（防空洞）

里头去吃。

陈丽（重庆市民）：你们看到现在这个东西是一个洗脸架，以前大户人家的小姐用的就是这个，然后上面搁个盆，然后上面放镜子，放什么的这些，然后你们再看到这个东西

呢，它是米柜，以前的小的米柜，因为盖子有点坏，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它是这样的，上面就是有个这样子的（盖子），然后这个拉开就是这样子的。

杨钟岫（历史见证人）：防空洞有很多，有公家的，有私人的，公共的大家都进去嘛，私人的他要发那个券，我们那时候买很多那种券，走在哪里都可以进去。

厉慧福：那时候我还比较小，晚上说要加演一个《芦花荡》，《芦花荡》还没有完全学好，一听说垫这个戏我就心里紧张，那时候演错了要挨打，后来一边画脸一边哭，后来

画着画着警报响了，这一下把我救了。

解说：这是抗战时重庆留下的旧防空隧道，如今已成了市民们纳凉休闲及经商谋生之地，这条隧道修建于1938年，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拨款二十万元建成，但1941年6月5日，这

里却发生了一场大劫难，当时日机空袭重庆，人们纷纷躲进隧道避难，但隧道内既无通风设备，也无照明，加之人多堵住了隧道口，导致空气不流通，两千多人被闷死在隧道内，

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大惨案”。

刘传勋：几万人在里头，只有两个洞子，那里进口，那里出口，只有两道门，里头的空气就稀薄了，慢慢的人呼吸就困难了，那里头几万人恼火了，恼火怎么办呢？就去洞口

要跑出来，而洞子两边又是栅子门，两边都关着的，关得死死的，你到了门口（门）打不开，人都在门口挤起来，就把洞子口堵塞，塞到空气还是不能流通，人都在人身上爬，爬

来爬去把洞口封了半截，全体都在里头闷死完了。

杨钟岫：因为里面没有空气，人要想出来，也不让大家出来，越拥挤空气越稀少，就窒息死亡，那真惨，大隧道惨案我是进城来看了的，尸体真难看。

刘传勋：那时候我们去乡下躲，进城看到这个惨状，那时候虽然经济落后，一般的妇女喜欢戴一个金戒指，金手镯，好一点的都戴在身上，不留在家里，人一拖出来之后，那

些东西有人领就领去，没有人领，没有亲属领的话，就把它拿下来，登个记，手镯一个，手表一个，现金一万，三百，但总的来说（这些东西）的下落我们就不晓得了，（因为）

我们那时是中学生嘛。

解说：“较场口大惨案”后来与黄河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被并称为抗战时期三大惨案。

陈晓楠：1942年，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曾经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讲演，自日本开始进侵中国，迄今已有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之重庆乃

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早在1939年2月，国民政府为减少空袭造成的损失，曾经成立了紧急疏散委员会，大批重庆居民和机

关学校被陆续疏散到了重庆附近的乡下，平民教育工作者们和来自西方同情中国的人道主义者们，将这里当成了乡村建设的试验场，战时后方农村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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