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到“卢沟桥”

1937年7月8日凌晨5点54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接到了支那驻屯军的紧急电报。电报称：“因遭到射击，随即进入对敌状态，已开始要求谢罪等交涉工作。”当天早上，日本陆军省向首相近卫文?报告了此消息。当时近卫文?内阁刚刚成立一个月。听完内阁书记官风间章的汇报后，近卫文?的第一反应却是：“该不会是日本陆军的阴谋吧？”近卫之所以会怀疑此事是日本陆军方面的阴谋，自然是因为近六年前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所谓“满洲事变”。事变之初，日本陆军方面一度无视若?礼次郎内阁“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反而大举动员兵力甚至径自调动驻防朝鲜的日军驰援东北，在短短数月间几乎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在事变期间，时任陆军大臣南次郎就曾露骨地表示：“军部希望一举解决满蒙问题。万一政府不同意军部此案，那么军部为达此目的，不惜推翻政府。”

九一八事变当夜，时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报。

1931年12月，若?内阁倒台，接任首相的老牌政客犬养毅曾派遣秘使赴华讨论和谈事宜。然而，犬养毅内阁既无法掌控前线动向，也难以贯彻其政策。到头来，日本政府只能继续追认乃至纵容军方在东北的行动。1932年，在日本陆军的一手扶持下，伪“满洲国”正式成立。面对军方立下如此惊人的“战果”，日本政府自然不可能再予以追究，因为“胜利者是不应该被指责的”。事实上，“胜利者”非但没有被指责，更获得了举国上下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后走马上任的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对此情形有过生动的描述：日本在国联等国际外交场合因九一八事变遭遇指责后，百姓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外务省而非军方。在军国主义宣传下，日本百姓成了支持军方冒险的民意后盾。于是，这就形成恶性循环，军队的势力愈加膨胀。在国内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军方激进派除了对外军事冒险外，也开始采取近乎“恐怖主义”又或是武装政变的方式来刺杀政府高官。

例如，在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中，海军少壮派军人刺杀了包括首相犬养毅在内的多名政府高官。结果在审理此案时，却引发了全国范围内民众请愿求情的浪潮，数十万人写信乃至写血书、自斩手指来要求为凶手们减刑。在格鲁看来，“纵有胆大而孤立无援的自由主义者（如西园寺公望）在那里抨击军部，但结果对政府政策往往还是没有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