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对东三省的财政问题，十分关注。张作霖以前的东三省各届掌权者，虽然也整理财政，但收效各有不同。1905年赵尔巽继增祺之后，任盛京将军，着意整理财政。开始设立财政局，铸造银元，创办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纸币。因其措施得当，为人清廉，在任两年，使奉天省的财政大有改观。

1907年4月，赵尔巽调入中央，徐世昌任奉天省总督之时，省金库贮藏现金达六百余万两。徐世昌当政以后，滥设官厅，增添冗员，贪污中饱，贿赂公行，将库存积蓄挥霍一空。1909年4月，锡良任东三省总督。他采取了节约经费、裁汰冗员等措施，但入不敷出，年欠360余万两。锡良乏术，辞职而去。1911年6月，赵尔巽任清朝最后一任东三省总督，省库空空如也。以后奉天省都督张锡銮、段芝贵对财政亏空，也毫无办法。

1916年4月22日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奉天将军兼巡阅使，掌握了奉天省的军政实权。6月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命令各省军政首脑改变称呼。张作霖遂改称奉天督军兼省长。当时奉天省的财政金融面临崩溃的边缘。除欠外债一千余万元外，每年尚亏累二百余万元。起初，张作霖任用王树翰为财政厅长。但他也回天乏术，亏欠继续增加，任职一年后即去职。

1917年5月22日，张作霖任命当时的省警察厅长王永江为财政厅长。第二年，又让王永江兼任东三省官银号督办。这才使奉天省的财政金融走上正轨。当时，张作霖曾对王永江不解地问道：“东北这么大，为什么穷得没钱花？你去接财政厅长，看看毛病在哪？”王永江犹豫地答道：“我接财政厅长可以，只要巡阅使信任我，二三年内便可自给自足，外债亦可还清。但怕有人说闲话。”张作霖果断地说：“你只管干，我什么也不听。”给王永江吃了一颗定心丸。其实，王永江要的就是这句话。

王永江长期在基层，了解官吏贪污腐败的内幕，也懂得应该如何加以治理。这次得到尚方宝剑，他便大动干戈了。

第一，撤换贪官污吏。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县知事和税捐局长逐一考察，凡是贪官污吏的，都一律加以撤换。情节严重者，还绳之以法。杀一儆百，人人自危。这就严厉地打击了贪官污吏的嚣张气焰，为整顿税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第二，推行几项政策。大体是：关闭亏损的官营企业；开垦荒地，奖励移民；收回省内矿山的开采权，变为官营；官有企业，经营不善者，尽快卖给民营。这几项措施的实行，做到了开源节流。

第三，大力整顿税收。调整税收人员，厘定税收项目，清丈土地面积，定出税收额度，确立赏罚章程。定职定责，赏罚分明，调动了各级税收人员的积极性。各地的实际税收定额，是以各税捐局辖区的耕地面积和生产状况来制定的。对贪污偷漏者，按章严惩。因此，清丈土地人员，不敢徇私舞弊，工作认真负责。

被清丈的民户，牵涉实际利益，过去瞒报的地亩数，这次被查出，都满腹牢骚。王永江，字岷源。人们谐音骂他为“万民怨”。清丈局局长曾有翼，字子敬。人们也谐音骂他“整之净”。王永江顶住压力，坚决推行他的政策。

由于措施得力，经三年多的努力，终获成效。1920年末，除还清4000万元外债，省库尚存1100万元的结余金。本来张作霖应该利用丰盈的财源，做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但这时，他的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欲问鼎中原。于是，在1922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战败，退回关内。

对于王永江整顿奉天省财政，史学家金毓黻评论道：“永江不然，其理财上法刘宴，先之以剔除中饱，涓滴归公；决定税收比额，严督责之法，有犯必惩，不避权势。一时榷税之吏，皆股栗听命，税收倍于树翰时，作霖为之大乐，而侈心亦因之日增。不数年，听杨雨霆之计，日以扩展军备开疆辟土为事。永江谏之不肯听。”这个记叙是准确的，评价是中肯的。

虽然张作霖在政治上失掉了热河、察哈尔二特区，但在经济上却没有任何损失。因为东北宣布独立，截留了东三省的盐税收入和奉榆铁路的运费收入。这样，奉天省的收入反而有很大的增长。1923年奉天省的税收总额高达三千余万元，扣除支出，当年的盈余约有八百二十万元。王永江的意见是，利用这些充沛的资金，兴办实业、教育、交通、城建、屯垦等大事，闭关自守，保境安民，以固根本，而图发展。张作霖听不进这个有益的谏言，图谋全国的野心再度膨胀，于1924年又挑起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的财政状况就每况愈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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