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常州。（1937年11月）29日上午10点。

　　我们出发前去扫荡常州的敌人。中午时分，我们的队伍开进常州城。我们接到命令，要求我们杀掉常州城里的居民。大约80名手无寸铁的平民，不分男女老幼，被赶到一块儿，黄昏时分统统被我们开枪打死。我希望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看到这样的惨景。即将被杀死的这些人簇拥在一起，都在祈祷、哭喊并哀求饶命。对如此凄惨的场面，我简直都没有勇气看下去。很快，重机枪就开火了，人们都纷纷发出惨叫声，栽倒在地上。即使我已经有了魔鬼的心肠，我也觉得惨不忍睹。战争真是太悲惨了！

　　日本军医日记说明南京大屠杀绝非孤立事件

　　上面一段读来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来自于一位日本军医的侵华日记。这位下级军医名叫保坂晃，隶属于侵华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第3步兵大队，曾参加了1937年从上海向南京方向的作战。日记中如实记载了南京大屠杀发生一周前，该部队在常州根据上级命令，集体屠杀80余名中国平民的事实。

　　这本日记是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被发现的，最先发现这本日记的是一位华裔学者，他就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历史系教授、美国纳粹战争罪行和日本帝国政府档案机构间工作小组（以下均简称IWG）学术顾问杨大庆博士。“这本日记并没有引起IWG其他研究人员的重视，但当我看到这本日记时，我有点震惊。”在放满书籍、狭小拥挤的办公室里，书卷气息颇浓的杨大庆如此对人民网驻美国记者唐勇说。

　　杨大庆对记者说，出于自己的研究兴趣，他对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资料一直非常关心。据他所知，在现存的有关日本二战罪行的资料当中，还没有发现任何其他资料像这本军医日记那样，如此明确详细地记录了日军在常州“有命令地”集体屠杀中国平民。这就再次雄辩地证实：“南京大屠杀绝非某些日本右翼人士声称的那样是孤立事件和偶发事件，而是上海战役以来日军对中国平民进行大规模、有计划屠杀的一部分”。其实早在2005年底，在南京由南京大学主办的“南京大屠杀与历史资料”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杨大庆就首次向外界介绍了这份难得的史料。

　　日本军医日记是怎么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杨大庆解释说，战争结束后，保坂晃回到日本。1945年底他把这本日记用挂号信的形式，邮寄给了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下属的法律事务部负责人阿尔瓦．卡彭特。“保坂晃这样做，显然是要向驻日盟军告发日军的二战罪行。像他这样自我告发的日本军人，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充分说明他还是有良知的！”

　　卡彭特后来被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派到中国，专门调查和搜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的东京审判并没有提这本日记。最后这封信随其他档案一起被美国政府运到美国保存。

　　杨大庆还向记者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日记的主人对日记本身进行了精心的处理。由于有关常州屠杀的这页日记涉及到敏感内容，很可能是为了躲避日本军方的检查，保坂晃把这页日记撕下来藏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当要邮寄时，他才把这页日记取出来，重新放到原来的位置。“直到现在，人们还能看到这页日记跟日记本之间有用尖锐物体切割的痕迹”。由于当初写日记时字迹很潦草，保坂晃又在另外一张纸上将这页日记用更加工整清晰的笔迹抄写了一遍，然后将这张纸贴到日记里，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这充分说明，当时保坂晃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IWG觉得这本日本军医日记“有特殊意义”，就把它作为了日前推出的《研究日本战争罪行档案》一书的封面。

　　“731部队”头目装死并与美国用文件换性命

　　据记者了解，IWG日前解密了10万页涉及日本在二战期间战争罪行的文件。根据IWG发表的声明，这些解密文件是几个美国政府部门根据《纳粹战争罪行和日本帝国政府档案披露法》对各自所存的保密文件档案进行全面调查后获得的，所涉及的部门包括司法部、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国防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等。

　　据报道，所有最新解密的文件均形成于1934至1948年期间，内容包括太平洋战争以及战后美国与日本的关系等。除了上面提到的日本军医日记之外，解密文件大部分内容都与“731部队”的研究活动有关。

　　此次公开的文件证实，石井四郎是日本“731部队”生物武器计划主要负责人，从事该领域的工作约20年。文件还披露说，二战结束后，石井四郎回到日本，在其家乡千叶县伪装死亡并举行葬礼，以逃避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事情败露之后，石井又想到了一个高招，那就是主动撰写生物战研究成果报告，提供给美方，以此来换取自身的安全。一份美军最高机密文件也证实，1947年8月，约200名石井四郎部队的人员向美国专家移交了800份被隐藏在日本南部山区的解剖标本。

不过杨大庆博士认为，石井四郎和美军做交易这件事情，“日本学者早就知道了，不是什么新闻。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细菌战问题研究专家谢尔顿．哈里斯写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下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也提到这件事情。该书中文版已于2000年在中国出版。国内对这个问题可能还不是太了解。”

　　杨大庆告诉记者，一般来说，日本在二战中的战争罪行可以分为7个方面，包括常规战争罪行（如南京大屠杀）、虐待盟军战俘和平民、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强迫妇女当军中慰安妇、毒品走私、财产劫掠，此外还有日本军队迫害日本人（包括冲绳居民）。关于日本战争罪行，IWG目前得出的结论是：在已经解密的档案里面，挖出了一些过去没有人重视的新东西，比如前面提到的日本军医日记，但在尚未解密的档案里面，“没有捞出大鱼来，或者说，没有挖出特别富有爆炸性的东西”。

　　IWG最早并没有针对日本

　　杨大庆介绍说，1999年1月11日，克林顿政府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纳粹战争罪行披露法》成立了IWG这个机构，其职责是寻找美国目前持有的与纳粹德国罪行有关的档案，对其进行识别、编制目录并提出是否解密的建议。有意思的是，IWG最早的工作，只针对纳粹德国，并不包括日本。2000年年底，克林顿政府通过《日本帝国政府文件披露法》，根据这个法律，IWG才把日本纳入研究视野。该小组至今已经解密了约800万页有关文件。IWG到期后曾几次延长，最近一次被延长到2007年3月。

　　杨大庆说，IWG由美国国家档案馆牵头，下属成员有数十人，分别来自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国务院、司法部、国家档案馆等政府机构，都是各个部门负责文书档案管理的官员。另据此间消息灵通人士向人民网驻美记者提供的消息，美国各大政府部门，包括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包括陆军、空军、海军、国防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家安全局）、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国务院等，都向IWG作了大量投入，投入的研究经费从数十万至数百万美元不等，投入的研究人力少则一两人，多则二三十人。

　　除了正式研究成员，IWG还有不少工作人员和学术顾问。杨大庆就是IWG的学术顾问之一。他是在IWG另外一位资深顾问、哥伦比亚大学着名日本史专家卡罗．格拉克的推荐下于2004年加入的。杨大庆说，IWG主要的工作方式，就是大家几个月定期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华盛顿的旧馆开一次会，讨论研究的进展，同时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解密文件的建议。

　　杨大庆告诉记者，美国政府之所以后来把日本战争罪行也纳入IWG的研究范围，跟美国国内多种力量的呼吁密切相关。首先，美国西海岸许多华裔人士对二战期间日本战争犯罪问题都非常关注。1997年着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用英文写作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在欧美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其次，在美韩裔人士对慰安妇问题也非常关心。第三，出于正义感或竞选政治的需要，一些日裔人士也强烈要求美国政府调查日本二战罪行。第四，一些曾经在太平洋战场当过日军战俘的美国退伍军人也要求政府对日本二战罪行进行调查。受上述多种民间力量的推动，美国政界人士也开始改变以前不冷不热的态度。1999年，来自加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黛安娜．范恩斯坦就明确提出，美国不能只关注纳粹德国的问题，还得把二战期间的日本也纳入研究范围。

　　研究过程中困难重重

　　据杨大庆介绍，在研究过程中，IWG遇到了许多困难，主要有：

　　第一，大量有关日本战争罪行的资料已经永远消失了。二战中盟军的炮火摧毁了许多有价值的文件。二战即将结束时，就在盟国军队登陆日本岛的两周前，日本帝国政府下令藏匿和销毁了大量关于日军战争罪行的文件，对敏感文件销毁之彻底堪称绝无仅有。日本防卫大学教授田中宏己就认为，被日本帝国政府下令销毁的文件中，幸存下来的还不到0.1％。

第二，保密等级和解密范围都有问题。按照美国政府规定，在IWG成员中，只有级别比较高的才有资格接触那些尚未解密的材料，而级别较低的，比如杨大庆，就看不到尚未解密的文件。美国政府解密的文件，很多都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东西，对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的很多材料都没有解密，这使得研究人员很难找到真正反映二战后美国政府对日立场的东西。更有意思的是，有些文件即使解密了，由于公开的都是复印件而非原件，很多关键性的地方都被涂抹掉了，研究人员看到的都是“开了大天窗”的东西。

　　第三，美国政府官僚机构相互扯皮，在工作中与IWG不是很配合，也影响了工作的进度。比如IWG的研究人员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跑到某个政府部门去要二战档案，对方工作人员往往会抱怨说：“我们现在反恐忙得一塌糊涂，你要的这个是几十年前的东西，催我们那么紧干嘛？”

　　第四，美国政府在控诉日本战争罪行问题上的做法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几年前，一些亚裔社会活动家试图邀请二战日本老兵到美国来做报告，控诉日本战争罪行，公开表示愿意反省谢罪的原侵华日军十六师团士兵的东史郎也在被邀请之列，但美国司法部却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说这些被邀请的日本老兵已经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不能入境。有一个日本老兵甚至已经飞到美国机场，但最后却不得不打道回府。美国一般民众因此失去了跟这些二战“活材料”见面并接受教育的大好机会。

　　日本学者的研究走在最前面

　　采访中，杨大庆博士提出，在全世界关于日本二战罪行的研究中，在许多地方是日本学者走在最前面，“做得最早，也最系统”。他举例说，最早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系统性学术研究的是日本已故历史学家洞富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日本大报《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再次奔赴中国，对当年侵华日军从上海到南京之间的暴行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据此写了一本书《通往南京之路》，在书中他提出一个后来被多次证实的观点：南京大屠杀绝非孤立事件和偶然事件，日军屠杀中国战俘和平民的行为早在南京大屠杀之前就已广泛存在；日本普通工人小野贤二自己每天都吃方便面，却把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用于搜集整理二战日军侵华日记，对日本学者的学术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吉田裕写过很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成就斐然；日本关东学院教授林博史在“慰安妇”研究方面成绩卓着；还有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南京大屠杀。

　　杨大庆强调说，其实日本有不少这样有良知的进步学者，他们的研究走在了全世界对日本战争罪行研究的最前列。但遗憾的是，对于他们的研究，中国主流媒体却有意无意地很少给予报道，“这是不对的”。相比之下，虽然日本社会近年来日趋右翼化，但日本媒体在中日历史问题上的声音还是比较多元的。比如，《产经新闻》比较反华，《朝日新闻》则比较进步，日本最大的报纸、也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虽然比较保守，但最近在某些问题上也有新的做法。该报总编辑兼会长渡边恒雄是个80多岁的老人，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他在一篇社论中提出，老一辈日本人有义务把当年战争的真实情况告知日本的下一代。渡边恒雄还反对日本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明确支持修建国立追悼设施来代替靖国神社。前不久，该报还组织大批记者进行调查，写出《检证战争责任》一书，并在报纸上连载。这对一份保守派的日本报纸来说确实难能可贵。说到这里，杨大庆强调，“无论是学者，还是新闻媒体，都要把握好自己的责任”。

　　妖魔化日本不是出路

　　对于中日之间的历史积怨，杨大庆有着自己的理解。这位出生于南京、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在哈佛大学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中年学者虽然在学术研究中长期接触一些有关日本二战罪行的负面材料，但他对日本民族的看法却透着少有的冷静和理性。他说，不能把二战日军暴行完全归结于日本文化，而是既要看到特殊性，也要看到普遍性，既要看到人性的丑恶，也要看到人性的善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日本军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研究日本战争罪行，不是为了妖魔化日本，而是要澄清历史真相，吸取历史教训，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基于这一点，杨大庆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研究方向定位在“记忆与和解”这个主题上。也就是说，既要研究那些负面的记忆，也要研究如何和解的问题。“中日和解，其难度远远超过法德和解，但正因为如此，就得从现在做起，即使收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也得坚定不移地做下去”，把中日之间良性的东西充分利用起来，把历史遗留的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绝不能让它绑架中日关系发展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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