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查实那个连长果然挪用饷银一个月，陈诚命令师军法处审查。按军法条文，军法处顶多判那个连长撤职或判刑，但陈诚却批示了两个字：“枪决”。

陈诚治军有一套独特的办法。

他一直推崇老上级严重的治军之道，将严重在二十一师提出的“人事公开、财务公开”，还加上一条“意见分开”，合称“三公开”，先后在十一师、十四师以及后来十八军所有的5个师里全面推行。

陈诚在十八军制定了一套有别于其他部队的人事制度，规定没有特殊情况，一般职员哪怕是财务人员，不得随长官离任。有一次，一个军需官要随长官离任，陈诚就是不放他走。那个军需官还要坚持，陈诚火了，叫来军法处的军官，把他关了几天禁闭。出来后，此人再也不敢提调走的事了，老老实实呆在十八军。

陈诚历来痛恨军官吃空额、克扣军饷的现象。据他本人的自述，早在他任东征军炮兵营营长的时候，营里一名军官诬陷他侵吞军饷。上司把他找去，拿告状信给他看，说：“一个营长亏公款数百元不算什么!”陈诚大受委屈，当即抗议说：“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如有分文出路不明或是浪费，愿受严厉处分。”

上司还想做和事佬：“我知道你没有贪污，可回营去安心工作。”陈诚哪里肯依，坚决要求调查处理：“革命者遇事含糊，将与反革命者何异?现在我无以见信于所部，恕不能奉命回营。”后来事情查明，对他的控告实属诬告，上峰才让那个告状的军官回家“休息”。

以后，陈诚在二十一师、警卫司令部任职期间，在财务管理上更加谨慎小心，不敢有半点差池。1927年10月离开二十一师时，他将手里的公积金全部移交给了下任师长陈继承。1928年6月，警卫司令部遣散，他又该部结余全部交给了蒋介石。这使蒋对他大为赞赏。后来抗战初期陈诚任政治部主任时，向军政部申请增加活动费用，军政部压着不办，蒋知道后，对时任军政部主任的何应钦说：“陈诚是干事的人，不会贪污。你要给他多批点钱。”

十一师驻防襄阳期间，有一天，陈诚在洗澡堂里听几个士兵说他们的连长拖欠军饷两个月没发，他便马上下令调查。后来查实那个连长果然挪用饷银一个月，陈诚命令师军法处审查。按军法条文，军法处顶多判那个连长撤职或判刑，但陈诚却批示了两个字：“枪决”。由于陈诚对挪用军饷、贪污公款、吃空额等行为制裁十分严厉，十一师以及他后来的十八军的军官几乎没人敢触犯。

陈诚所谓的“意见公开”，就是官兵如果对部队的人事、经济、训练、作战有意见，可以逐级反映，上级军官解决不了，可以向师部反映。“只要不是诬告，我们都欢迎，决不打击报复。”

有一次，师部开军事讨论会，一向敢于说话的六十二团团长萧乾发言，对师部多有批评意见，陈诚没听清楚，对萧说：“你站起来讲!”萧觉得陈诚是让他难堪，便不再讲话。

回到团部，他闹情绪躺在床上称病，连陈诚打来的电话也不接，对副团长方靖发牢骚：“师长宣称‘三大公开’，他不想让我讲话，不是自食其言吗?”陈诚意识到萧可能是误会了，当天晚上亲自到六十二团团部，找萧促膝谈心，解开了他心里的疙瘩。陈鼓励他说：“我还是很欣赏你这样敢对上官提意见的人。对上官意旨唯唯诺诺，对上官的好恶揣摩逢迎，这样的干部没什么好处。不过你唯一的缺点就有点骄傲，有些话说过了头，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前辈可能会嫉恨……”

萧乾连连点头：“师长请放心，我以后会管住我这张嘴的。”以后，在旅部或师部会议上，萧有什么意见，照样站出来当“大炮”，只是更注意说话的分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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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主政台湾的政策：人民至上 民生第一

陈履安说，那时的台湾，有近200万人来自大陆的大江南北。他们当中，有军人、学生、国民党官员和眷属，这些人漂洋过海，跑到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上安身立命。

陈履安：来了很多军人、政府的官员、公务员。医界的人就是协和医院，我父亲派了两条船，把医生跟设备接过来，建立了台湾的一个医疗基础。商人来得很少，工业家来了那么几位，不多。教授来了一群，这些教授有的还把传承带来了，这个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在中学读书，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珍惜那个阶段。我在初中的地理老师，居然是浙江大学的教授。我在中学读历史，历史老师是熊公哲教授，那时候大学不够，位置不够，他们都到中学来教书。所以我们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不照课本教，上来就跟我们说王安石变法。

还有北大的一些高才生，也教我们课程，在课堂里面教着教着就哭起来了。为什么?忧国忧民，国家怎么办?民族怎么办?我回去也会讲给父亲听，因为我父亲就忧国忧民，他在台湾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人民至上，民生第一。

秉持着“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观念，陈诚以“行政院长”的身份继续推行土地改革，并且在1952年年底，正式发表“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主要内容，将地主的田地以合理补偿的方式，分配到农民的手中。

陈履安：“中央政府”来了，意见就多了嘛。当时有些人认为应该用一个兵农政策，几十万阿兵哥到了台湾，如果把田分给他，他就可以安居下来。打仗的时候就用他打仗，平常就耕田。为这个事情，引起很多争执。老先生(蒋介石)对兵农政策也不反对的，因为他觉得让这些兵有个出路嘛。我父亲讲，那就不叫耕者有其田，他不会耕田嘛，你这样子搞，粮食生产也是问题，很多问题都出来了，你对台湾老百姓怎么交代?

我父亲非常坚持的，就是一定要让农民有田。兵归兵，农归农，我们来照顾老兵，所以就坚持“耕者有其田”这个政策，把田分给这些实际耕田的农民。这造成了全世界后来都在学习的土地改革的一种方式，我父亲这个土地改革的书，也翻译成很多种文字到了世界各国。但是能不能学到?学不到。我们也是在那个特殊环境之下进行的，台湾刚刚光复不太久，手上有筹码，才能够完成这个“耕者有其田”政策。

陈履安说，就是在那时，陈诚在台湾的施政开始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认同，陈诚也因此结交了一批学界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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