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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元勋中有些是因1969年“中央军委一号命令”实施一级战备、紧急战备疏散中客死他乡：1970年3月25日，病重被迫离京的徐海东大将因肺炎合并心力衰竭在郑州病逝；1976年7月1日，中共元老张闻天因心脏病突发而猝于无锡。

徐海东 资料图

本文摘自：《法制晚报》2015年4月17日A42版，作者：吴新生，原题为：《揭秘共和国领袖首席保健专家》

王稼祥最后的尸检证实有安眠药残留过量

父亲还有一种特殊的出诊，就是承担重要活动的医疗保健任务。在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主政时期，每当召开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参加的全国性重要会议和庆祝活动时，之前都要由中南海保健处负责组织成立由各级医护人员组成的专项医疗保健组，届时在现场值班“保驾”。这种为专项任务而成立的医疗保健组与前述的专病医疗小组有所不同，虽然都属临时性质，但前者主要是“备战”，多非直接医疗。因为关乎众多最高领导人的健康安全，为防意外，诸如心脏病突发事件，所以往往都受到高度重视。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样的医疗组多有父亲参加，父亲每次的任务，就是在现场随时待命，至于领导与组织，则是中南海保健机构的事。

开国元勋中有些是因1969年“中央军委一号命令”实施一级战备、紧急战备疏散中客死他乡：1970年3月25日，病重被迫离京的徐海东大将因肺炎合并心力衰竭在郑州病逝；1976年7月1日，中共元老张闻天因心脏病突发而猝于无锡。

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执行了“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因而遭受严重的迫害。他也是在1969年的“一号命令”后，于10月被下放至河南信阳。次年冬季，因患“急性中毒性肺炎”，被准予回京治病，于1974年1月25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父亲生前曾向相关人员透露，王稼祥最后的尸检证实有安眠药残留过量。他们中的多数，虽然称不上医疗迫害，但如果没有精神与肉体的摧残，疾病的发展过程可能就不会如此；如果不被打成“黑帮”和把“阶级斗争”的概念引入为什么人服务的医德范畴，就可能得到更及时、积极的治疗，或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条件，寿命也应该会更长。

虽然这些人的最后归宿，多不是在北京医院，但北京医院在当时的状况也并不如人意。据载，1968年3月3日，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因为收藏在鲁迅博物馆的鲁迅手稿去向不明，气急而致心绞痛发作，她被送到北京医院急诊室后无人值班接诊，又耽误了半个多小时，最终因错失了抢救良机而去世。这时，我们的父亲也正处在被造反派“追杀”的岌岌可危状态之中。当他接到通知赶到现场之时，许广平的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经一番抢救也无济于事。周恩来总理闻讯后赶到北京医院看望。据周海婴回忆：“总理问了发病经过，当时是否吃药？我一一作了回答。总理说：‘我也带着这种药。’随后从身上掏出药瓶来给我看。接着又说：‘医生告诉我这种药不能多吃，只能在胸口感到闷时再吃，你妈妈吃了多少？’我说，不多，含了两片。总理问在座的吴洁医生：‘如果当时不来医院，就地抢救行不行？’吴回答：‘病情发展得很快，医生赶去恐怕（也）来不及。’总理问掌握医院领导大权的造反派：‘你们那时为什么不值班，找不到人吗？’那个头头含糊地回答：‘因为没有明确规定……’总理提高音量说：‘今后必须值班！我要你们的电话号码，抽空就打，看你们有没有人在！’”

据北京医院原副院长郭普远回忆，在这之后的几年，因为连续发生领导干部发病致病故事件，周总理曾对军管会的负责人说过：“要抓革命促生产，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总不能老叫我参加追悼会嘛！”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5597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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