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媒体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人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自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自修德说:“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饥饿的河南”
1942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24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人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先生,官家什么时候放粮呢?”一个小孩子问张高峰。“月内就放”,张高峰只能用谎言安慰他。这谎言让灾民们“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6000字的报道,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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