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宴风波】　　沸沸扬扬的焚书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最终的原因都很清楚，当然是秦的决策人秦始皇颁布了焚书令；原因的原因也很清楚，那是因为丞相李斯的上书建议。　　李斯上书是专长，在对他的历史记载里，有过好几次上书的记录。最出名的是《谏逐客书》，文采飞扬，妙喻连珠，是秦之难得的好文；最糟糕的当是关于焚书的上书，是秦之不该得的坏文。　　李斯上书并非来自作文的冲动，他是文人不错，同时他更是立志当官并果真当上了大官。曾经为士和已经入仕的双重经历，对观察他的上书尤为重要。　　上书的原因来自咸阳宫的一次争议，这是发生盛大宴会上的偶发事件，可把它称作“国宴风波”。而国宴风波则因为制度之争，制度之争说白了就是“古今之争”，即过去的分封制与秦推行的郡县制之间的争论——二者的分歧是一个老问题，同时也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场斗争迟早要来。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场存在已久的斗争，虽说它的到来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但它真的爆发时，我们仍然可以研判，爆发的时间、地点是否合适。而这一点，可能影响到斗争的最终走向。　　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设置酒宴，举办招待酒会。这次官方的正式聚会，估计参加者众，文武百官想必尽数出席，连七十位博士也都受邀到场。一场气氛热烈的招待会，在进行中有些不愉快，恐怕秦始皇本人也无法意料。　　没有确切的史料解答，秦始皇为什么安排此次大聚会。我们能够掌握的信息是，此时秦一统天下已经八年，北方和南方的形势进一步稳定，秦版图空前广大。北方攻防结合，蒙恬的三十万大军北逐匈奴，收复今内蒙古一带的大片土地，设三十四个县(一说四十四县)，并在一条漫长的防御带上开始修筑长城；南方战事与安抚并举，随着南越平定，岭南一带收入版图，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秦以迁徙的策略，让汉人同越人杂处。　　南北边地基本安定，当是招待酒会一年前的事，估计不是举办此次宴会的主因。有观点认为，此次宴会当是一年一度的“国庆”招待会，或可聊备一说。以我看，秦始皇设宴招待群臣，很可能关乎都城建设的庆典，比如位于渭水北岸咸阳宫殿群的落成。　　此前一百三十多年前，孝公和商鞅决定移都咸阳，拉开了都城建设的序幕。其中的咸阳宫，当是所有宫殿建设中最为浩大的工程，它在昭王时代建成启用。伴随秦统一天下的进程，气魄过人的嬴政，早有把国都建成天下之都的谋划。据说，秦军每征服一国，便安排专业人员绘其宫殿，依样在咸阳附近仿造重建。渭水北岸，高高的坂原，各具特色的六国宫殿由此平地拔起，应该是众星捧月地围绕着先前的咸阳宫，形成蔚为大观的渭北咸阳王宫区。　　而举办招待会的公元前213年，恐怕是咸阳都城建设的一个转折点。从建设的时间表上分析，渭北的建设大功告成，渭南宫殿和皇室园林新一轮规划建设即将全面铺开。都城向渭南拓展，昭王是先行者，一座横桥飞架南北，更是一个帝都气度非凡的象征；秦始皇的规划手笔则更大，一北一南双城对峙的空间布局，被后人推崇为“象天”的构造，显示出千古一帝不可一世的霸气。　　以一场盛宴作为建设的庆典，只是我的猜度，相比不能确定的原因，完全能够确定的结果则是，由秦始皇名义摆开的这场宴会并不愉快，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争议。　　一般的争议都来自意见不合，它的背后是人的价值观的差异和性情气质的冲突，一比高低的辩论，各不相让的是非之争，在酒桌上是常事。而这事发生在“国宴”上，就可能会让情况变得略为复杂。　　没有先兆的事件，突发于酒宴进行之际。　　秦朝国宴是何种礼仪，我没有看到史书上的记录，估计要比周朝的规范简略，属于周天子举办宴会缩水改造版。但进酒的程序一般不会变，总会从公卿开始为皇帝祝酒，以下类推。轮到参与议政的博士官团队进酒时，气氛想必十分热烈。因为这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群体，能说会道，再加上共有七十名之多，即便厅堂再大，队列也会显示出一定的规模。　　此时，管博士的官是仆射(读“夜”)周青臣，他领头趋前颂扬说，从前“秦地不过千里”，完全仰仗“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把诸侯国改置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您的威德，自古到今谁人能比呢？　　话说得很马屁，但是在酒宴的特殊场合，借酒表忠，话说大些，也属于礼多人不怪。嬴政很受用，史书上说“始皇悦”是实情，不高兴才怪呢。　　没想到，关键时刻杀出了一个淳于越。当然这个关键时刻不是议程设定，而是淳于越的发言带来的，他当面向秦始皇表示不同意见：　　一是，殷朝、周朝统治天下达一千多年，靠的是分封子弟功臣，来给自己当作辅佐。如今陛下虽然拥有天下，但自己的子弟却是平民百姓，一旦出现像齐国田常、晋国六卿之类谋杀君主的臣子，没有辅佐，靠谁来救援呢？凡事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还没有听说过。　　二是，周青臣当面阿谀，只能加重陛下的过失，这人不是忠臣。　　嬴政闻言后什么反应，书里没有记载，但宴会厅里总免不了些许尴尬。此时，唯一的记录是“始皇下其议”，嬴政可能不高兴，却不便发作，打破僵局的最好办法是———面对群臣征求意见：你们同意他的意见吗？　　历史，又一次把发言权交给了李斯。　　此时的李斯位至丞相，居三公之首，他是在嬴政即位那一年进关入秦的，来到秦国已经长达三十四年。长期在嬴政身边工作，加上位高权重，再加上有雄辩之才，李斯在皇帝尴尬时分不可能袖手旁观。　　果然，李斯一言，岂止满座皆惊。　　【焚书建议】　　李斯的焚书提议，是直陈于宴席之间，还是事后上书所为，同一本《史记》上，《李斯列传》和《秦始皇本纪》给出了两种答案。　　笼而统之，李斯的观点主张大体如下——　　首先是阐述自己的认识论，即对历史时势的认识，突出“与时俱进”的史观。　　“时变异也”，是他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五帝的制度并非一代重复一代，夏、商、周的制度也不是一代因袭一代，可是为什么都能治理天下？李斯解释说，并不是他们故意要彼此相反，而是由于时代变了，情况不同了。 class=’page’>上一页1 　　其次，强调制度和政策的现实必要性，通过对时局的分析，批判复古派。　　“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李斯的话说得有些重，“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李斯直接点名批驳了，但还在讲道理，况且淳于越所说的是夏、商、周三代的事，哪里值得效法呢？从前诸侯并起纷争，才大量招揽游说之士。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法令统一，百姓在家就应该致力于农工生产，读书人就应该学习法令刑禁。　　接着，李斯上纲上线了，话锋一转，开始咄咄逼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这番话就等于定性了，意思是儒生之所以要效法古代，目的是以此来诽谤当世，惑乱民心。　　分析、评价、定性，李斯在铺垫之后，提出了“惊世骇俗”的焚书建议——　　丞相臣斯昧死言：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李斯的这个建议来得不寻常。　　先看首句，所谓丞相李斯冒死进言的表达，并非是为表示决心与忠心，也不是客套话，而是臣子对皇帝说话和行文的一种惯例，其本质就是为了突出“君尊臣卑”不同地位的定位。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大臣之所谓“臣”，意味着要从思想和行动上臣服于一国之君的“尊位”；至于一般官吏和老百姓，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君——臣——民”的尊卑，不仅是政治规范，而且还是行为准则。　　第二个自然段针对现实的议论，交代古代因为“天下散乱”、“诸侯并作”，引出过去私学泛滥的话题；联系“皇帝并有天下”的现实，认为在是非分明、黑白清晰的时代，私学的害处早已暴露无遗：　　一是，会引发民间聚集一起来非议法令；　　二是，会助长一种歪风，就是根据自己所学，对朝廷出台的政策指令乱发议论；　　三是，会带来政坛上的邪气，入朝不入心，出朝乱议论，在君前夸耀自己以求取名利，追求奇异说法以抬高自己，在民众当中带头制造谤言。　　像这样的坏风气坏现象如果不禁止，会出现什么结果？李斯从上和下两个层面分析说，在上面，君主威势就会下降，意思是人家就不买你皇帝的账了；而在下面，朋党的势力就会形成，那就会形成像吕不韦一党的政治势力了。所以，一定要禁止。　　第三段才是关键，怎么来禁？李斯长期担任司法长官，主持过秦律修订，列出几条法令对他来说是本职工作、小菜一碟——　　规定一，要求史官除保留秦国史记之外，将所有史书烧毁，可谓“内外有别”。　　规定二，焚书的具体法条，一是要求集中焚书，除博士官以“职务行为”藏书外，个人收藏的《诗》、《书》、诸子百家著作，全部都要送到地方官那里去统一焚毁；二是禁止言论自由，有敢在一起谈议《诗》、《书》的处以死刑示众，借古非今的更要灭族抄斩。　　规定三，是对执法者的要求，官吏如果知情不报，故意隐瞒，以同罪论处。　　规定四，时间期限以三十天为限，拒不烧书的，脸上刺字，并罚做苦力。　　规定五，属于免责条款，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书不在清除之列。　　规定六，属于补充规定或延伸性条款，禁止私学，愿学法令的，“以吏为师”。　　以上李斯的系列化主张，在我看来，并非全是在宴会上的言说。很大的可能是，他在咸阳宫的酒会上，只是旗帜鲜明地批驳了淳于越的“复古观”，并指出其危害性，而具体的焚书建议，则是事后“深谋远虑”的结果。　　对于宴会上的“复古”言论，李斯在事后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不再追究；二是高度重视，组织更加猛烈的批判；三是乘虚而入，让斗争全面升级。　　李斯在秦国政坛属于步步为营的“不倒翁”。他出于吕不韦的门下，却能够成功地摆脱和吕党的牵连，获得嬴政的信任与重用；以楚国游士的身份入秦，却能度过逐客的危机，步入皇帝一人之下的相位———这一切，除他本人的才干之外，还得益于他的远见、谨慎，和对时机的判断与把握。同时，从中看可出他性格气质的影响，作为河流气质“下游型”的知识分子，如何借势和把握借势的时机，李斯深谙其道。　　由此带来新的问题：李斯的深谋远虑，何以引发一个被后人口诛笔伐的恶劣事件？对李斯的焚书奏议，秦始皇大笔一挥“可”，是否可以作为秦政正式走向文化专制乃至全面专制的标志？焚书事件的发生，在它的背后还会有哪些不为人注意的原因？　　【制度大讨论】　　围绕分封制还是郡县制，朝堂之上的制度之争，不是第一次。　　早在八年前，秦始皇完成统一之初，朝廷就此曾展开过讨论。　　那一次，是由丞相王绾提出分封建议引起的。王绾认为，诸侯刚刚消灭，而燕、齐、楚地处偏远，如果不在那里设王，就无法镇抚，所以向秦始皇提出了立各位皇子为王的奏议。　　秦始皇未置可否，把议题拿到桌面上让大家讨论。结果是，“群臣皆以为便”，大家都说好，可见分封一派在当时的秦国政坛占主导地位，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多数。　　只有廷尉李斯不以为然。一边倒的声音里，他果断地站了出来，以周的衰亡为例，旗帜鲜明地向秦始皇表示——分封之法不可取：　　“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子弟和同姓亲属很多，可是他们的后代逐渐疏远了，互相攻击，就像仇人一样，诸侯之间彼此征战，周天子也无法阻止。现在天下靠您的神灵之威获得统一，都划分成了郡县，对于皇子功臣，用公家的赋税重重赏赐，这样就很容易控制了。要让天下人没有邪异之心，这才是使天下安宁的好办法啊。设置诸侯没有好处。”　　分封会带来彼此之间的征战，这是李斯提出否定的要点，也是他进行论证的逻辑起点，秦始皇对此深表赞同，当即表态说：　　“从前天下人都苦于连年战争无止无休，就是因为有那些诸侯王。现在我依仗祖宗的神灵，天下刚刚安定如果又设立诸侯国，这等于是又挑起战争。想要求得安宁太平，岂不困难吗？廷尉说得有道理。” class=’page’>2　　借助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语式，决定权通常都掌握在关键人的手里，秦始皇显然是能够决定制度最终选择的关键人物，他一锤定音，以设立了三十六郡的创新制度，结束了第一次朝堂上的古今之争。但这一次的制度之议画上句号，不等于说分封的强大声音从此烟消云散。　　今天，我们也许很难明白，王绾的分封之议为什么会在秦权贵大臣中有如此巨大的市场？一个似乎是“倒退”甚至是“复辟”的制度，为什么会有众多追随者？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大臣的心里都会有一份王绾式的担心，那就是统一后的秦帝国地域过大，边远地区“天高皇帝远”，大家担心那里的局面不大容易控制。再一点，就是分封制搞了那么多年，有一套完全可以借鉴和参照的运作模式与制度规定，它足以在各个阶层尤其是公卿大夫阶层，形成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基因”。　　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　　秦帝国虽然消灭了诸侯，但是凶悍的利剑与铁蹄无法消除诸侯在人们心中的影响。何况，丞相王绾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复古派，他只是一位非典型的分封制度设计者。因为他的分封主张，是指对局部地区的分封，是为了安抚边远地区而采取的制度化安排。这种主张并不是周的分封制的复制或翻版，而是一种带有混合并行意味的新制度——以郡县制为主、郡县和分封合二为一的制度，它大体类似后来西汉推行的郡国制。对此大臣们纷纷称是，我想主要也就是基于其郡国并列的特点，否则，我们容易得出秦廷上下都是一批老古董和保守党的错误印象。　　然而，从史书的记载上，我们直到今天也不清楚，王绾提出的设王分封，具体的制度设计到底是怎样的。他提出来的让皇子为王，究竟是多大权限的王？如果是像周朝封国那样的诸侯，可以拥有土地、人口、军队，并享有政治、经济、行政、军事等一切治权，秦始皇一定不会满意。如果是名义上的王，享有经济赋税的特权，其行政和军事权力由中央政府节制，这样的分封其实倒也未尝不可。　　一个庞大的帝国，一个天下一统的河山，从战火中突围出来，一下子来到人们眼前，也许这样的局面来得太快，让身居高位的王绾，还来不及考虑未来国家制度的具体细节。这样在朝堂上，他只给我们读史者提供了一个引子，一个关于郡国制制度设计的可能性猜想，便随之成谜。　　相比王绾，李斯不仅是鲜明的革命派，他更是注重细节的行政干才，一位思维缜密的务实官员。从他身为小吏就痴迷“帝王之术”的成长经历可以判定，他为天下归一这一天，等待并准备了多年。　　在秦并天下之初，力主推行郡县制，大致来自李斯国家利益至上的一贯思想，也会来自他对帝国实施中央集权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分封导致征战存在着隐忧和足够的警惕——而这一点，秦始皇的看法，一定和他高度一致。但从人数上看，他们君臣二人是少数派。　　虽说少数派战胜了多数派，但这是一次正常而和平的讨论。无论是王绾提出对边地的分封，获得了绝对多数的响应；还是李斯的不同意见，都可以视作正常的制度选择的讨论。从秦始皇让大家议论，以及最后决策的过程看，它大体是在一种商讨的气氛中完成任务的，属于决策前的正常议事程序。　　然而八年之后，分封制又被提出，但事情的发展却惊心动魄。　　【韩非的幽灵】　　历史并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淳于越重提分封话题，是一时兴之所至随口一说，还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从一场欢庆的酒会，到全国烧起同一把焚书的火，可以肯定的是，事态的发展应该说超出了淳于越的意料，甚至也超出了秦始皇的意料。从事件的演进和后果上看，李斯无疑是始作俑者，是事实上的文化纵火犯。　　关于李斯焚书的动机，后人评说甚多，代表性的观点有这么两条——　　一是为了迎合秦始皇，而迎合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信任，保住自己的官位。所以李斯无所不用其极，把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上纲上线，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忠心，来迎合原本多疑的秦始皇。　　二是深受法家愚民思想的影响，不想让民间百姓掌握知识，更不想让他们有独立的思考和思想，认为这样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治理。　　第一点涉及私欲，第二点则关乎立场，我以为，对立场的坚守，是李斯提出焚书建议的主因。　　依照对知识分子性情气质的划分，李斯当属河流气质下游型的知识分子，他的身上具有“从势”和主动型的鲜明特征。从势，并不意味着他要丧失一切原则和立场，相反他要以一定的立场来证明和上级站在同一条战线，并会形成议政甚至制定政策的惯性思维，形成他基于立场出发的第一反应。 而主动的特征，会让他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李斯的第一反应，并非是一个单纯士子接受外界刺激后的第一个反应，也不是那个出自本能的原始性反应。他的第一反应是经过对立场的长期酝酿，对职业的训练有素，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而形成的个人风格化的价值判断。而这个价值判断，一定和秦始皇的立场并无原则冲突，这也是他多年受信任和被重用的原因。就此而言，在反对分封制的问题上，他不需要刻意地迎合秦始皇以求信任，无论他的思想，还是他的职责所系，此时他都和秦始皇站在同一个战壕里。　　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也属于李斯的第一反应。防什么？是由他的思想意识决定的，不会脱离他国家意志和强权至上的思维轨迹。而所谓分封问题，只是他推进防范体系的一个难得的由头，是进行破题的现实材料。李斯不会担心分封制度会卷土重来，因为早在八年前，秦始皇和他还属于少数派的时候，就果断地选择了郡县制。而经过八年的制度化实践，帝国的实力和势力不断强化，在这样亘古未有的“大好形势”面前，自负而又好大喜功的秦始皇，怎么可能舍弃“独创”的郡县制而去重蹈分封制的覆辙呢？这一点李斯自然清楚，而重弹老调的淳于越，显然是在不合适的地点说了不合适的话。　　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便淳于越再不识时务，也决不是导致最终焚书的理由，只有李斯的基于立场的第一反应，才是酝酿风暴的策源地。　　焚书之举，是法家的传统动作，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声音。这个传统能上溯到什么时候，大多数意见认为是从秦孝公与商鞅时代开始的。因为《韩非子》有记载说，“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孟子也说过，“诸侯恶周礼害己，而皆去其典籍”。这一法一儒的典籍里，关于焚书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　　商鞅让厚道的孝公焚烧诗书，很可能是焚书的第一个教唆犯；　　秦国的焚书和推行法令两种措施，像一枚钱币的两面相提并论，这种思维一直延续到秦朝的建立；　　从孟子所言中，似乎焚书之事还不限于秦国，焚书的动机说得很清楚，是“诸侯恶周礼害己”，也就是怕过去的正统思想影响自己的政策。　　孟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孟门一派的领袖，对焚书动机的寻找可能过于简略。相比之下，法家的理论家韩非对此政策研究，当是同时代的翘楚。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这是韩非对理想社会的勾勒——以全民学“法”运动禁止书籍的传播，以政府官员的训诫禁止“先王之语”(历史记载)，以动员民众对敌作战禁止私带兵器。韩非的理想同样来自于他的第一反应，来自于他法家思想家的极端立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他的基本判断，而这个基本判断的背后，是他对专制政权效率的推崇，以及对民心民意无情的打压。至于如何压制驾驭老百姓，韩非总结的“禁奸之法”，也有上中下三策，“太上禁其心”，这无疑是最佳办法，让你的心不要乱想，实际上就是控制思想，管住大脑的思维———古人习惯把头脑的工作叫做“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这好理解，就是不许乱说，不许乱动(只做法律允许做的事)。　　当然，韩非之说，主要还是理论主张，无论推行愚民政策还是落实专政措施，他的作用基本是限于倡导者，也可以算是政策的研究和设计者，但不能算是具体的实施者。关于法家在秦国的长期实践，他也只是一名观察者、研究者、欣赏者。至于秦国是否在孝公时期焚过诗书，韩非的话未必可信。因为一是史书无此记录；二是商鞅变法时的秦国，属于文化落后地区，儒家不屑光顾，被东方视为愚昧之地，没有多少书可供一焚。但秦国围绕“耕”和“战”的富国强兵之道，被他一眼看穿。“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于军”，能入韩非法眼的社会就当这样，劳动之人和从军之人，听从政府统一号令(以吏为师)，达到归于功(富国)和勇于军(强兵)的需要。　　如此社会，思想文化根本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如何禁止的问题。　　这就是李斯要完成的使命。　　李斯虽然杀了韩非，但是对韩非的思想遗产却是烂熟于胸，作为法家政策最重要的实施人，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韩非思想在现实中的延续，甚至可以这样比喻，李斯是活在人世间的“韩非的幽灵”。所以李斯的焚书建议中，对韩非的领悟早已是轻车熟路。他给出的理由只是一句话，叫做“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于下”，那就是帝王威信下降和知识群体成势的结果，其潜台词却无比丰富，如果任由“私学”非议和对抗皇帝所立之“法”继续，如果还有书的存在，如果还有不利的议论，那么，处九五之尊的皇帝如何让人臣所尊？而那些势力和影响越来越大的知识分子将如何控制？　　焚书令是在第一反应的前提下，李斯和秦始皇在专制路线上达成的又一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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