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西晋颁布的土地、赋税制度。战国、秦汉以来“名田”制度和限田政策的产物。名田，即以名占田，人民向国家登记户口并呈报所占田亩数。名田制度导致土地兼并发展，于是西汉中叶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西汉末年，大司空师丹曾主持制订“限民名田”的具体措施，但未贯彻执行。东汉末年战乱蜂起，人民大量流亡，造成“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的情况，曹操在这种条件下推行屯田制度。随着曹魏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自耕农经济的复兴，屯田日益失去存在的条件和意义，于是魏末晋初宣布废除屯田。晋初社会经济和土地兼并有所发展,为加强对自耕农民的控制,限制土地兼并，保证国家赋税徭役的征发,太康元年(280)灭吴统一全国后，西晋政府颁布占田、课田令。占田、课田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减半，次丁女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官吏以官品高卑贵贱占田，从第一品占五十顷，至第九品占十顷，每品之间递减五顷。此外规定，依官品高低荫亲属，多者九族（一说指本姓亲属，上至高祖，下至玄孙；一说包括他姓亲属，即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从后文与三世对举来看，这里当指前者），少者三世（自祖至孙），荫衣食客，第六品以上三人，第七、八品各二人，第九品一人，荫佃客，第一、二品不得超过五十户（疑当作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九品各一户。占田制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没有年龄限制，原则上任何男女都有权按此标准占有土地。这种土地不是由政府授与或分配，而是规定人民可以占有土地的法定数量和最高限额，但政府没有任何措施保证人民占有足够数量的土地。占田制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地主和农民所有的土地仍然得以保留，不足规定限额的还可以依限占垦。课田的意义,一是课税,二是课耕，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在占田数内，丁男课田五十亩，次丁男二十五亩，丁女二十亩。课田租额，每亩八升。政府不管人民是否占足限额土地，一律按照上述标准征收田租。只有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不课田者，交纳“义米”，每户三斛；更远者交五斗；极远者交“算钱”，每人二十八文。占田、课田制的施行，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制颁布后，出现了太康年间(280～289)社会经济繁荣的局面。太康元年西晋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余，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余；到太康三年有户三百七十七万，增加一百三十多万户。表明在占田制实行后，许多流民注籍占田，使国家户籍剧增。史称当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安居乐业，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牛马被野，余粮栖亩”，农村经济自汉末破坏之后，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占田制的精神,一方面是限制官僚士族过度占田,另一方面则企图使小农占有一定耕地，以保证国家赋税收入。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其效果有限，对于官僚地主来说，可以通过品官占田荫客制，大量占有土地和依附人口，不足限额的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依限占足，超过限额的,在占田令中又没有规定任何惩处措施,官僚地主得以继续兼并土地，有利于士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因此，“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的大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然而占田制对于官僚士族兼并土地、人口毕竟有一定限制作用,西晋土地兼并不如两汉和东晋南朝剧烈。农民虽然名义上有权占有一小块土地，但事实上仍有许多“无业”或“业少之人”。农民所受剥削也较前加重，西晋课田按丁征收田租，租额比曹魏时期增加一倍。而且不论土地占足与否，都按法定课田数征收。西晋占田、课田令颁布后十年，就爆发了统治阶级内争的八王之乱，不久刘渊、石勒相继起兵，北部中国又陷入干戈扰攘的时代，包括占田、课田制在内的西晋典章制度均遭受严重破坏。直到北魏太和九年(485)才颁布均田制，以取代占田、课田制。对于占田、课田令文，学术界理解不一，其关键是对占田、课田的含义、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关于占田与课田的关系，一种意见认为课田在占田之外，即每户一男一女占田一百亩，课田七十亩，合计一百七十亩；一种意见认为课田在占田之内，即丁男占田七十亩，丁女三十亩，合百亩，分别以其中五十、二十亩为课田。关于占田与课田的含义和性质，一种意见认为占田是国家授田,是国有土地；一种意见认为占田是私有土地,其收获物归己，但课田是国有土地,收获物全部归政府,即劳役地租。持这种意见的人中,有的认为课田不是劳役地租而是实物地租。一种意见认为占田不是授田而是限田，是一种限制占垦土地于一定数量的办法。持“限田”说的学者，也有认为占田属于国有土地的；一种意见认为占田（含课田）是私有土地；还有的学者主张课田不是土地制度而是赋税制度。由于对上述问题认识的歧异,学术界对于占田、课田制的产生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有四：①认为它是西晋新制，与前代制度无关；②认为它是曹魏屯田的继续和发展；③认为它是汉代“限民名田”的发展；④认为它是战国秦汉以来占田制度的总结。占田、课田制是封建国家为保证赋税剥削而制订的一套完整的土地、赋税制度。统治者允许人民占田是为了课田，课田建立在占田基础上，两者密不可分，没有占田，则无从课田，没有课田，则占田也就落空，失去意义。西晋占田、课田制总结了古代土地、赋税制度的经验，规定了占田的最高限额和课田的最低限额，允许人民在这两个限额之间有机动余地，从而既保证了国家赋税收入,又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劝课农桑”的作用，有利于促进个体农民经济的发展。
参考书目唐长孺：《西晋田制试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北京，1955。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2章第2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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